改编自孙皓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大秦帝国》(裂变)，近期在央视播出后引起坊间热议，其中不乏好评，有人认为这部电视剧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优秀历史剧作。”但也有不少观众认为，《大秦帝国》的价值观是有严重问题的，称不上好剧。

《大秦帝国》播出后，引起了热议。有喜欢的观众将其拔高到“《大秦帝国》是一部改革与法治的壮歌”。但我认为，《大秦帝国》不算一部好剧，除了历史剧中常见的史实B U G之外，更重要的是，《大秦帝国》中所体现出的作者的价值观很成问题。

寒冬禁止援救灾民

《大秦帝国》的价值观，用两个词可以概括：国家主义和暴力崇拜。电视剧反复渲染的是弱小民族的强势崛起和强势生存，强调国家、君主的至高无上性。

回顾整部电视剧，贯彻始终的是“变法”和“强秦”。剧中主角赢渠梁(秦孝公)与卫鞅在剧中被极大的美化，君臣二人“变法强秦，生死相扶”，孝公为强秦而变法，矢志不移；商鞅是坚定的变法改革者，“要将秦法融进秦人的血液里”，最终以身护法。作者赋予这两人以悲剧英雄的色彩，两人合奏出一曲“变法强秦”的悲歌。

但是，如果我们跳脱出作者的叙事逻辑，就会看到，在剧中“强秦”被置于一个绝对的地位，为实现这一目标，任何个体的利益都需要为之牺牲；无论是情爱，尊严，还是生命。比如剧中的一个情节：秦国的黑林村，因遭天灾颗粒无收，当地郡守获知后，动用官粮救灾，以帮助村民度过荒年。卫鞅获知此事后，雷厉风行的将负责官员撤职查办，断然停止对灾民的救济，将村民赶进深山自救。因为卫鞅认为官府对民众的救济会让民众不事生产，最终导致“惰民”的蔓延。然而，作者回避了的是，在大山中自救的村民，将会怎样度过那个寒冷的冬天？在漫天风雪中，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村民将有多少将浮尸荒野？

在电视剧的叙事中，我们能很清楚的看到，作者对于这种冷冰冰的只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的价值观，是抱着理解，甚至是赞赏的态度的。剧中，受灾村民在卫鞅的一番义正词严的训斥之后，“幡然悔悟”，在里长的带领下，誓言要自救过冬，“赳赳老秦，共赴国难”。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对国民的困苦，乃至生命漠不关心，即便这个国再强大，对国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鼓励公斗，处死私斗

剧中商鞅因民众私斗一次刑杀700多人的情节，更能体现《大秦帝国》作者国家主义的价值观。河西村和白里村因抢水而发生群斗，死伤上百人，触犯“不得私斗”的秦法。为立法威，商鞅亲自监斩，一次斩首参与械斗的民众700多人，举国震惊，奠定秦法的威严。村民因抢水而斗，不追根溯源解决水源问题，而只知一味刑杀；然而，作者对于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却寻找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逻辑：“勇于私斗”则“怯于公战”，换言之，问题不在于“斗”，而在于为谁而“斗”。为个人利益“斗”，秦法就要治你，为秦国“斗”，就奖励你。也因此，电视剧的叙事最后，私斗的犯人临死前悔悟，发出“秦人莫忘，私斗罪死耻辱！公战流血不朽！”的吼声。“私斗耻辱”而“公战”则“不朽”，泾渭分明，善恶两举。在电视剧的叙事逻辑中，赤裸裸的呈现出作者漠视个体价值和人的尊严。

与国家主义相联系的，就是暴力崇拜。《大秦帝国》作者一再强调弱小民族的强势崛起与强势生存，而作者所谓的强盛，并不包括文明上的发达，也不包括人民生活的幸福，而只是国家在政治、军事上的强势。秦国的变法，究其实质就是将全体国民锻造成一架强大的战争机器，国民能农耕，能打仗。

在剧中，秦国崛起大出于天下，一言以蔽之，就是一部暴力史。对内严刑峻法，强调法立如山，减刑溃法、法外无恩。崇尚以暴制暴，无论是刑杀私斗村民，还是惩治扰法贵族，皆如钢刀，雷霆手段。对外，则强调大争之世，一味攻掠征伐。在作者看来，“秦帝国的时代精神是强势生存的精神”，极力张扬秦人好战的民族性格。在电视剧的叙事中，儒家“仁政”被一再予以丑化，而崇尚暴力的法家和墨家则被赋予时代英雄的色彩。对于秦国的连年征战，电视剧更是以“赳赳老秦，复我河山，血不流干，死不休战！”作为主旋律来反复歌颂。

变法核心是“君权至上”

最后，简单说一下“法治”。首先我们需要辨析“法制”和“法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简单来说，“法制”指的是法律制度和法律实施过程；“法治”则是一种“法律至上”的现代制度和现代理念。法制和法治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法律是否拘束人民，而是在于政府权力是否受到法律的拘束和控制。法治的内涵，与其说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毋宁更侧重于法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和拘束，是要将“权力关进笼子”。

反观《大秦帝国》，我们可以看到，卫鞅变法的核心是加强“君权至上”和“国权至上”，谈不上一丝一毫的对君主权力的控制，是与现代法治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大秦帝国》中的秦国变法所体现的是披着“法治”外衣的王权的强制力，说到底，恰恰是对专制的强化。因此，说《大秦帝国》“是改革与法治的壮歌”，“是依法治国理念的体现”完全是离题万里的。

●郑焉乾(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