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詡為“全球治理”的鼻祖和領袖，尤其在歐洲，官員與學者幾乎無會不談及之。他們堅信，新自由主義風光不再後，“全球治理”將注定成為21世紀國際關系的主導理念。筆者不久前在德國參加“全球治理”項目交流時，明顯感受到這一氛圍。

　　讓筆者體會較為深刻的是，歐洲學者密切關注中國高層在講話中是否會正式提及“全球治理”，這一詞彙能否會寫入中國政府的文件中。當中國領導人在不同場合提及“全球治理”時，西方學者喜不自勝，以為中國政府已接受“全球治理”的理念。事實並非如此，中國高層早就提出，現有的全球治理理念並不完善，必須加以改進，以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主張和訴求。

　　不可否認，全球治理這一理念有其合理成分，然而，這一理念從一開始就存在先天缺陷：在“誰來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這些核心問題上，依然以“西方中心論”為切入點，設計和構建全球治理的主體和客體;西方“全球治理”觀強調“主權讓渡”，聲稱主權原則已經過時;宣揚“普世價值體系”，視民主、人權為全球治理的“基石”。

　　由此可見，全球治理並不合理，必須對其內涵和體系加以修補和更新，為此，需要發出“中國聲音”，貢獻“中國智慧”。

　　首先、革除“西方中心主義”。主張全球治理應是“平等治理，合作治理，共贏治理”，反對“西方領導、他國配合”的治理模式;強調治理主體必須以聯合國為主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平起平坐，在制定治理的規則上享有平等話語權，這尤其要反映在全球治理的主要機構人事權和代表性上，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

　　其次，認清西方的“粉飾行為”。西方的“全球治理”觀，表面淡化意識形態色彩，大談“跨國主義”，實質是將全球治理裝扮和粉飾為舉世能用的“萬金油”。應強調全球治理須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國情，不能以西方民主價值體系作為全球治理的標准和目標，西方更不能以此“順手牽羊”，達到“西化全球”的目的。

　　第三、“主權原則”不能淡化。西方的“全球治理”觀，以治理跨國界名義，淡化主權原則，弱化民族國家作用。對此，應強調國家主權與全球治理並不矛盾。當今世界並非大同，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仍為國際行為的宗旨和歸宿。在現有國際秩序條件下，淡化主權對發展中國家不利，易為西方幹涉他國內政之借口。民族國家仍是全球治理中擁有最終決定權的主體，不能拱手讓位於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王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