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80后”人群的教育经历及其机会不平等状况进行深入探讨，重点考查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和阶层不平等，并回应由《无声的革命》所引发的争论。数据分析显示：尽管教育机会数量增长明显，但城乡教育差距加剧、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依然存在，教育政策制定者需要制定更有效的政策以改变现状。
一、媒体误读学术研究数据所引发的争论
《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刊发的《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以下简称《无声的革命》）引发媒体热议。该文考察了1952—2002年间国内两所精英大学学生的社会来源，结果发现，这两所大学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和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比例明显上升后维持稳定，这说明精英大学的学生选择变得更加开放和平等化，作者称之为“无声的革命”。[1]
然而，被媒体广泛引用的并非此文的主要观点或相关数据，而是一个数字——1997年干部子女占北大学生比例近四成（39.76%），以及对此的解读——“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攀升”、“干部子女比例超过专业技术人员，更远超过工人和农民阶层”等。部分媒体评论人由此推论精英大学已为特权阶层所垄断。
媒体对于教育不公平问题越来越关注，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于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强烈的感知和不满。最近十年来，中国民众对于社会不公平问题的关注点从结果不平等（如收入差距）逐步扩展到机会不平等（如就业机会不平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甚至被认为是导致后续一系列不平等的根源，如城乡收入差距等。
“干部子女占北大学生比例近四成”的说法，在普通民众看来，意味着优势地位家庭的子弟以超高比例涌入名牌大学而挤占了其他阶层——尤其是农民子弟的就学机会，从而导致“寒门难出贵子”。虽然此文作者一再解释他们所谓的“干部”包括了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管理人员，并通过多家媒体澄清遭遇的误解，却未能消除人们的这种印象——优势地位家庭的子女获得越来越多的精英大学入学机会。2012年4月1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梁晨观点的同时，在同一版面以《寒门子弟为何离一流高校越来越远》为题发表了其他学者（罗立祝和刘云彬等人）的研究结论：“农村生源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是不争的事实。”[2]
这场争论实际涉及对中国教育不平等发展趋势的总体判断：是否的确发生了一场无声的革命，推进教育机会分配越来越开放平等？以往的研究证实，改革开放前的30年（1950—1970年代）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的影响不断减弱、工农子弟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增加。[3]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这场无声的革命是否还在持续？城乡教育不平等是弱化了还是强化了？此外，这场争论还关注：进入精英大学——教育等级体系的象牙塔顶端的机会不平等是否要比进入普通大学或其他较低层次教育机构的机会不平等更严重？权力因素是否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争论中观点对立双方所依据的数据大多来自大学录取的学生的背景资料，这类数据虽能反映不同社会人群的高等教育机会分布情况，却无法反映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要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行准确判断，必须考虑宏观结构因素，尤其是职业或阶层结构和教育机会供应量的变化。
最近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及体制变革导致城乡人口结构、职业结构和阶层结构变动很大，与此同时，各个层次的教育机会增加很多。1950年代，中国农村人口比例超过80%，农民占就业人口的比例接近85%，白领从业者只占2%（管理人员比例仅为0.5%），而现今农村人口比例为49%，农民占就业人口比例下降到约40%，白领从业者比例上升，接近30%。[4]不考虑剧烈的结构变迁而单纯比较大学生家庭背景比例变化，不足以准确判断教育不平等的上升或下降。同样，教育规模扩张及教育机会增加也需考虑这一因素——1950年代100个适龄人口中只有1—2人可以上大学，而现今100个适龄人口中有26人可以上大学。分析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不能不考虑教育机会供应量的变化。
为进一步深化讨论，更全面地考察当前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现状，笔者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最近三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2006，2008，2011）[5]，对“80后”人群（1980—1989年出生）的教育经历及其教育机会不均等分配状况进行分析，从而判断目前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趋势。鉴于绝大多数“80后”已完成学校教育的全部过程，通过对这一人群教育经历的考察，可以透视各个层次教育机会的分配状况及其最终效果，同时也可以为上述争议的解答提供实证资料。不过，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宏观调查数据（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此数据并不提供被调查者“是否上精英大学”的信息。因此，本研究论证的重点不在于呈现精英大学入学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而是试图把握当前中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最新整体变化趋势。《无声的革命》虽然讨论的是精英大学的生源变化，但它由此提出的重要命题——“无声的革命”，并非局限于精英大学教育，而是指1950—1990年代中国教育领域的革命，对于这场革命在最近十年的命运走向，《无声的革命》一文并无定论。在此意义上，本文并不打算验证《无声的革命》的具体观点及其数据论据正确与否，而旨在为此文所引发的关于当前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的争论提供一些实证分析结果，以期有助于更深入、准确地认识我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现状及变化趋势。
二、教育机会增长与“80后”升学路径
要全面把握当前中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不能忽视教育扩张速度和教育机会供应量的迅猛增长。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教育体系，也是最近几十年教育扩张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80后”无疑是教育迅速扩张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受教育机会远远超过前几代人。
基于调查数据，在2858个接受调查的“80后”当中，98.2％进入学校系统接受教育；接受小学教育的2807人中有88.8％升入初中；接受初中教育的2493人中52.7％升入高中、职高、技校或中专；接受高级中等教育的1315人当中有50.6％考入大学。总的来说，这一代人普遍享有基础教育机会，初中教育也接近普及，不过，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淘汰率比较高。2858人当中不到半数的人（46％）接受了高级中等教育，不到四分之一的人（23.3％）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与前几代人相比，“80后”接受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例极大提高，其初级中等教育机会也比前几代人有大幅度增长。综合几代人的教育机会增长状况来看，“80后”的教育机会增长最为突出，基础教育在前几代人当中已经普及，而小学升初中和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这两个阶段，前几代人的机会增长较为缓慢，直到“80后”在这两个阶段的升学率才有大幅度增长。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的机会在“70后”之前基本没有增长，而且还有所波动， “70后”上大学的机会增长幅度较大，“80后”的机会继续上升。不过，虽然“70后”的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比例上升较快，但其小学升初中和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的比例远低于“80后”，故“70后”的大学毛入学率（10.9％）远低于“80后”（23.3％），“70后”之前的几代人的大学毛入学率更低， “40后”为3.3％， “50后”为3.6％， “60后”为5.3％。“80后”上大学机会猛增主要得益于大学扩招政策，该政策使“80后”上大学的机会比前一代人翻了一倍多，“80后”是大学扩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参见表1）。
三、升学机会与家庭背景
教育机会在短期内迅猛增长为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提供了良好契机，原本机会较少的社会弱势群体有可能在机会数量猛增的情况下分享到新的机会。但更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没有享受到机会增长的人，他们为什么在机会猛增时仍被淘汰出？
在这场由媒体所引发的争论中，人们最关注的是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为对此问题进行详解，表2列出了“80后”各阶段的升学者与出局者的父亲职业背景（代表阶层地位）和父亲户口身份（代表城乡身份）比例，以及“80后”总体的父亲职业和父亲户口比例分布，如果教育机会分配平等，那么各个阶段的升学者或被淘汰者的家庭背景比例应该与总体比例分布一致，两个比例之比为1，如果两个比例之比不为1，则意味着存在不平等。而各阶段升学者家庭背景比例分布与总体比例分布差距越大（两个比例之比距离1较远），说明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越高。这样的对比分析可以避免单纯比较历届大学生家庭背景比例分布的局限性，也较易于判断不同社会群体在教育机会竞争中的优势与劣势。
我国学龄儿童入学早已普及，但仍有少量“80后”没有上学，虽人数较少，但也占“80后”总数的1.8％。这些未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者绝大多数来自农村（92.2％），其中出身农民家庭者占89.1％，少量来自城镇的（7.8％）基本上都是工人家庭出身（1.9％）。这些人目前处于社会底层且基本没有机会获得上升的社会流动。未升入初中者情况类似，主要来自农村（95.2％）和农民家庭（81.7％），少数来自城镇（4.8％）和工人家庭（11.1％），极个别的人来自办事人员和个体自雇人员家庭（7.1％）。“80后”接受初中教育时正是政府大力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时期，初中教育的普及率提高很快，不断接近普及水平。但“80后”人群中还有约1／10的人（11％）未能获得初中教育，这批人与未接受教育的人相似，也很可能长期停留于社会底层。
由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是当前教育机会分化的一个关键点。接受了初中教育的“80后”中，接近半数（47.3％）（参见表1）未能通过这个关口，因此中止受教育历程。他们当中有89.8％来自农村，66.7％出生于农民家庭，还有21.4％来自工人家庭，其他阶层家庭子女只有很少比例的人未能获得高级中等教育机会。这一构成与未接受教育的人和未升入初中的人相类似，即绝大多数是农民子弟和少量工人子弟。
在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的关口，又有大约半数的人（49.4％）出局，仅有不到1／4的“80后” （23.3％）通过各层关口成为优胜者，进入大学殿堂。比较每一级过关者的家庭背景分布比例———进入小学的人、由小学升入初中的人、由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的人和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的人，可以发现，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家庭背景的层次也逐级提高，白领家庭背景和城镇家庭背景的比例不断上升，而农民家庭背景和农村人的比例持续下降。表2右两栏列出“80后”总体的家庭背景比例分布及其与升入大学的人的家庭背景比例之比，显示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子女在竞争大学教育机会中优势明显，他们在上大学的人中的比例约为在“80后”总体中比例的3倍；办事人员子女也有一些优势，他们在上大学的人中的比例接近其在80后总体中比例的2倍；工人和个体自雇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比例则与其在总体中的比例接近，未显示明显优势或劣势；但农民和农村子弟的劣势突出，他们在上大学的人中的比例远低于其在80后总体中比例。
各阶段升学者与未升学者出身背景的比较显示，尽管“80后”的教育机会增长很快，但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相当突出，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较深，管理人员阶层与专业人员阶层的教育机会优势明显，而农民阶层处于最为劣势的状态。2％的未接受教育的“80后”和11％的小学文化水平的“80后”来自于社会底层家庭，他们目前也处于社会底层状态，而他们的下一代很可能仍停留于社会底层。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在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和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阶段被淘汰出局的人也多数来自乡村。很明显，当前最突出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差异，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既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的后果，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并且通过代际传递使城乡差距得以长期维持。
四、升学路径选择与优质教育机会分配
《无声的革命》引发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精英大学教育机会是否比普通大学更加不平等，似乎越好的学校入学机会越为特权阶层占据，而寒门子弟获取这类机会的可能性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即使在相同的教育阶段也存在等级分化。在高等教育阶段，不同大学的文凭含金量不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和回报差异较大；同样，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进入普通高中还是职业教育学校对于个人未来发展的意义也有所不同。表3列出了高等教育和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进入不同类型学校的人的家庭背景情况。
注释：
[1]梁晨、李中清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2]叶铁轿、田国垒：《寒门子弟为何离一流高校越来越远》，《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16日，第7版。
[3]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4]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趋势的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5]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展的2006、2008和2011年度“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GSS，CASS）是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其中包括了个人教育和家庭背景信息。三次调查基于同类的抽样框，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法，共采集到覆盖全国28个省市区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总样本量为21236个（三年的调查获得有效样本依次为7061、7139、7036）。本文选取2858个“80后”样本进行分析（排除2006年样本中1989和1988年出生的人，因为他们在调查时普遍未达到上大学的年龄）。
[6]Robert Denis Mare，Social Background and School Continuation Decision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75，no.370，1980，p.370；Change and Stability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6，no.1，1981，pp.7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