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10月29日晚，贺照田老师在北大做了一场讲座，此文为讲座精华部分。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思想史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台湾社会研究社成员。多年担任《文学评论》理论版编辑，现主编辑刊《学术思想评论》，《人间思想》（简体版），并编纂有《殷海光选集》、《殷海光学记》、《朱光潜学术文化随笔》等，论文集《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分别以日文、中文繁体、中文简体在日本、台湾和大陆出版。

我相信很多读者在看到这个文章题目时一定会想到八零年代李泽厚那轰动一时的名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不过说实话，我在酝酿这篇文章时并没有想到要和李泽厚这篇文章对话，而直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这个题目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我才清晰意识到我这篇文章是与李泽厚这篇名文存在很深对话关系的。

就是李泽厚这篇核心在对中国共产革命给以重新历史定位的文章，题目上出现的却是“救亡”，其原因应该不仅仅像有的朋友推测的，在题目上出现“革命”在那个时代太显眼，而更和李泽厚这篇文章所要解释的问题，他解释问题的路径有关。

在文革后对文革的不断批判中，一个越来越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看法是把文革看作是一场反现代的运动，而这一判定又引出如下问题：为什么会在自认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么一场主导了中国大陆十年历史的反现代运动呢？在相当的意义上，李泽厚这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所以轰动一时，就是当时大部分人认为李泽厚对这一问题回答的最为漂亮，不仅对革命的历史作了看起来不乏同情之理解的结构性解释（因此有助于化解人们跟这历史的过度紧张），而且这结构性解释印证着人们对这一革命历史演变至后来的否定性认定看法的正确（就是认为和这一演进直接有关的现实应该否定），而这些又为现实中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在知识界正蔚为大观的新启蒙思潮，提供着历史-结构的理据。

而李泽厚这篇文思泉涌、语句灵动的名文所以能以不很长的篇幅，同时达致这些目标，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在他的历史叙述和历史理解、评述中强调“救亡”对“革命”的规定性。就是，在他的看来，中国共产革命几十年的艰苦军事斗争处境已经非常不利于启蒙价值的落实与接受，而这革命不得不依赖农民，不得不在落后的农村环境生存，更使得中国共产革命越来越被农民所塑造和影响，从而使这个在起点上是被现代前沿知识分子所发动的革命，最后变成了一个被农民身上的封建性和小生产者特性深刻改造了的革命，而毛时代的核心弊病、特别是文革的爆发，正是以这革命被封建性和小生产特性深刻侵夺为前提的。由这些可见，李文标题中的“救亡”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反映他文章关键的画龙点睛之笔。

相比，本文标题用“革命”而不是“救亡”，首先在于这种过于着急把文革判定为一场反现代的运动，然后再紧跟着追问：为什么一场自认为是越来越现代的革命，却发生了一场主导了中国大陆十年历史的反现代运动?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去深入、展开地认识有关历史的思想障碍。因此本文不再把这一判定，和根据这一判定产生的追问作为自己有关历史认识的前提。

其次，我承认李文强调的不断的军事斗争、远离现代都市的农村革命环境、农民在人数上构成着革命的主体，等等，对这革命有深刻的影响，但我不能同意的是他看起来很结构，其实常常过于简化、过快、过直接地把太多问题急着回收到他这一解释逻辑的处理方式，因为在认真对待有关历史的过程中，我恰恰发现很多具有重要性的问题是不能进行这种回收的。也就是，在李文中，军事斗争、远离现代都市的农村革命环境、农民在人数上构成着革命的主体等——这些要素是有结构性地位的要素，但李文关于它们对革命规定性的解释则是夸大的。在相当意义上，我希望本文讨论所揭示的，就可视为李文是在过度夸大这些要素决定性的一个证明。

本文和李文不同的第三方面则有关对八零年代应有的时代感的理解问题。李是一个很有民族责任心，很有历史-现实感自觉的人，他说过，“自己不写五十年前可写的书，不写五十年后可写的书”，其意便在强调他最要写的是基于一种深刻的有关中国的历史-现实-未来理解，而又要能有效介入当下的著作。《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便是充分反映他这一追求的代表之著，就是他所以写这篇文章的现实动力，在一方面要通过这样一种历史解释来支持改革开放和新启蒙思潮，一方面又要化解这之中的偏执、戾气和极端。从他这一时代感出发，我们可说他这篇文章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很好地负起了他赋予的时代任务。但问题是，若既有的时代感正确，那以历史为工具来支持这一时代感，牺牲的还只是历史，它还有所支持对象正确为报偿，而若既有的时代感已有重要偏差，那还把历史实际作为支持此时代感的工具，所伤害的就不只是对历史的公平和准确方面，而还对现实有害。

我知道这么来指责李先生这篇充满责任感和灵动思绪的文章苛酷不情(何况他是我大学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汉语思想人，虽然那时他的大部分著作我都没实际读懂)，但我此篇论文确实涉及，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思潮和至八零年代中叶开始蔚为大观的新启蒙思潮，在为时代快速开辟出新格局贡献的内里，也有其重要偏差，而这些偏差，本来是可以通过对有关历史的认真研究予以发现的。而若当时认识及此，就会通过这些偏差的发现重新审视其时的历史-现实感，从而可能重构出一个更周全、有效的历史-现实感。

可惜，八十年代才华如李、对中国近代史有深切功夫如李，却仍只是以其才华、功夫作了时代弄潮儿，而非超越时代的谔谔之士，时代潮流诤友。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虽然李写这篇文章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快30年(李文1986年发表)，但李当年所赞成的时代感仍有一些该发之覆未得阐明，而这些和今天时代状况仍有其牵连。是以本文所作的重要动力之一在阐发这些待发之覆，并期待通过这些阐发也给我们今天多些审视新时期历史、审视从那时演变而来的今天的视角。

以上为交代本文和李文的纠葛，也就是用“救亡”和用“革命”的纠葛，下面进入正文。

一

如果我们不从对马克思的提到和一些观点的介绍出发，而从导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过程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从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母体中脱胎出的，是新文化运动中众声喧哗思想光谱的一支，分享着新文化运动中诸思潮都分享的一些特点。比如，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和新文化运动其它部分一样，认为中国要成功现代化，必需要在文化和社会方面都进行巨大变革，而且在这一变革的启动和展开过程中，新知识分子具有不可被替代的关键重要位置等观念，便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初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支而和新文化运动中其它思潮共享的部分。

不过，相比这种分享，非常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它多数思潮的如下差别：

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其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核心预设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对整个世界史的关键性意义，特别是他们身上被预定认为具有确保这一世界史蓝图一定能实现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使得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知识分子们，在面对工人阶级时，当然就不会有一般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国社会时的那种当然优位感。而这种面对中国社会的当然优位感，本来是新文化运动中以启蒙者自命的知识分子们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当时这些以启蒙者自命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实际上在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意义和他们所要启蒙的中国社会的不理想都在绝对化。相比，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意义的明确认定，则使得其时置身于新文化运动中而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把自己的优势位置绝对化、把中国社会不理想绝对化，而需要面对如下张力：一方面其时的中国工人阶级确实有对自己阶级的历史意义、历史责任从自发到自觉的问题要解决，而这保证着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兴起阶段时的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马克思从无产阶级阶级位置、阶级经验出发的关于无产阶级才具有坚决、彻底革命性的特别推定，和对无产阶级这种坚决彻底革命性对世界史所有的关键意义的特别认定，使得中国真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又不得不面对尖锐挑战。就是既然对共产主义运动至为关键的革命性，主要由无产阶级的阶级位置阶级经验来保证，而不是由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信仰与掌握来保证，那么，由于这些知识分子本身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因此他们自己要想拥有彻底的革命性，成为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就必需在阶级情感、阶级经验、阶级心理上努力向工人看齐。而这就意味着这一时期一个真诚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就一定不会是一种单向而是非常双向辩证的启蒙关系。也就是，就教育、帮助工人阶级掌握马克思主义以获得充分的阶级自觉来说，知识分子可说是一个启蒙者；但就知识分子要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知识分子便需要认真对照工人阶级的阶级情感、阶级经验、阶级心理来自我反省、自我改造，以把自己不仅在思想上，也在身心情感上锻造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来说，知识分子则需要有意识地把自己作为一个被教育者、被启蒙者。而这也就意味着，在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感觉与理解上，信仰共产主义并试图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们，相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开始时一般新文化运动的大多参加者，已经迈出了非常歧途但又后果深远的一步。

相比这因马克思主义经典革命理论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社会感不同而带来的突破，192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社会感、社会理解的进一步突破，突出表现在：之前主要关注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工人阶级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决定性，现在则把革命性关注视野扩及几乎全社会，认为工人阶级之外的中国大部分社会阶级也都具有或强或弱的革命性，有结构进中国共产革命，成为中国共产革命有机部分、至少成为革命助力的可能。

而192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社会的这一观点进展，虽有其时共产国际看法的支持，但其中国特色还是相当突出的，这么说当然不是指它注意到工人阶级之外的很多社会阶级有革命潜能，而是指它的有关认识主流对这些阶级的革命性、不反革命性有着更为积极的期待：不仅占当时社会最大比重的农民的革命性被高度评价，认为可以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基本力量，而且认为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中的诸多部分也有很强的革命需求，甚至断言民族资产阶级有时也会赞助革命、至少很多时候不会反对革命。而这样一些看法不仅对后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越来越发展出和欧洲、苏俄的经典共产主义运动不同的独有特色至为关键，而且对此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现代中国的命运至为关键。

这一相对现代中国一般启蒙思潮的社会理解走得更远的——关于工人阶级之外广大社会阶级都具有革命性、革命潜能的——理解和判断，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这样一种判断推动中国共产革命在面对大多数社会阶级时，不再只着眼宣传、灌输、启蒙，而还着眼在他们身上发现革命性，着力寻找最能使他们被打动、调动的互动形式，以有针对且有效地召唤这革命性，引导这革命性，并在召唤、引导革命性的同时，通过发现、发明本身具有吸引力的组织生活形式、社会生活形式和可与组织生活、社会生活有机融合在一起的文化生活形式，从而不仅把这些社会革命潜能充分调动出来，而且把这革命能量稳固、有机地结构进中国共产革命。

有这些开展当然对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命运非常重要。因为在现代中国，不仅被认为是共产革命当然且理想的社会基础工人阶级在中国数量有限，而且从二十年代末开始革命也开始主要在基本没有现代工业的农村地区进行，和最合经典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工人无产阶级和革命根据地相当分隔。在这种直接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实际无所措手足，而世界性无产阶级革命又没有很快爆发可能的情况下，上述判定，和由此所开发出的一系列实践创造，等于使这一革命在这些按照马克思主义正统革命理论极不理想的社会环境包围下，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发展壮大。而中国共产革命在当时所以做到这一点，正在他们找到了把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解对革命需要不现成的阶级转变成革命有机力量的方法(尽量从中锻炼出革命的积极投入者，不能成为革命的主力也至少成为革命的助力，不能成为革命的助力也至少不反革命，确实在观念上不能赞成革命也至少不会去积极反革命)。而这当然是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缺少足够条件的中国共产革命，却能在中国迅即壮大、发展乃至夺取胜利的关键。

需要再强调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中国社会普遍接受，中国共产革命自身可支配资源又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共产革命所以能达致把这些他自己也认为不现成的社会阶级变成革命的有机部分至少外援部分，前提便在对现代中国启蒙运动通常社会感、社会理解的大幅度突破，核心则在它在这一过程中，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些阶级所遭遇到的问题与困扰，相当准确地捕捉住了这些社会阶级的心理状态与价值指向，并在动员和组织中尽量诉诸这些社会阶级的经验、感受、价值指向。

也就是，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决定着中国共产革命历史命运的这一系列思想和实践的创造，得益于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革命对中国社会感觉与理解——和新文化运动主流的社会感觉与理解愈来愈远离——的进一步突破(后来因被收入《毛泽东选集》而为人们普遍所知的名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便发表于1926年2月)，但仅有这一突破又是远远不够的。如此说，是因为中国共产革命的这一突破主要是通过从社会经济角度出发的阶级分析得出的，但要这一突破发展出改变现代中国史的力量，则需要中国共产革命的实践不能停留于这一通过直接的阶级分析就得出的社会结论，而是还要努力从具体动态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现实去认识、把握这些社会阶级。不仅对被认为容易狂热也容易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被认为政治上软弱并时时存在反革命可能的民族资产阶级，总需要根据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不断地对他们作出新的政治分析，就是在这一新的社会感、社会理解中被认为有着极强革命动力，被认为可做革命中坚社会基础的贫农、下中农、雇农，也被清楚指出他们是为长久的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所深刻铭刻的，就是他们的政治性并不仅仅被他们的社会经济阶级位置所决定。

是以二十年代国共分裂以后中国共产革命的发展，固然得益于其时国内国际各种条件，但同样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社会感的变化和以这一变化为契机的政治感摸索，和政治感摸索中社会感的进一步充实。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感、政治感基本骨架，固然和这从经济角度出发的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核心相关，但真正保证其政治感具有灵活有力效能的，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其现实思想-实践摸索中，很快便不只是从经济视角来把握阶级，而还从具体的历史、社会、心理、文化的角度来更切实、准确来掌握阶级问题，从而不只通过过于从社会经济角度出发的阶级斗争，而还通过不断敏锐有力回应新的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条件，通过不断把阶级斗争手段和对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情势的回应的紧密结合，不断对自己的政治感、行动策略作出既原则连贯又有效灵活的调整。

而要切实理解中国共产革命中这些使它能敏锐有力回应新的历史社会政治心理条件的创发所具有根本重要性，可以特别审视这一革命在抗战中的种种经验。如此强调，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格局，使它不再能直接运用它本驾轻就熟的很多阶级斗争手段，在公开论述上不方便直接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没有了这些方便的手段和武器，抗战时(特别是抗战开始和前期)它的实力又非常有限，而它又不想完全牺牲自己的阶级立场，那它是怎么做的，既比较好地落实了减租减息等隐含着自己阶级立场的措施，而又没引起统一战线的根本危机，反是在它主控的地区越来越建立起更稳固且相当具社会普遍性支持的社会基础。

当然，做到这一切和原来的社会经济政策松动，和民族主义的运用、民主的一定程度的运用都很有关系，但还和它此前就有相当丰富的——把阶级不只从经济关系出发理解，而是还置入具体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方面去把握的——认识积累、经验积累高度有关。而抗日统一战线带给它的过去习用的阶级斗争动员、组织手段，和为自己正义性、合理性提供主要解释的阶级斗争理论在使用上的限制，使得这个阶段的中国共产革命在实践和表述上更依赖这些认识积累、经验积累。而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对这些方面更加的倚重和依赖，却对中国共产革命跃进至一个历史新局面极端重要。

比如，为了使减租减息得到确实落实，而又不仅不引起统一战线危机，反有利于统一战线的巩固，这时的中国共产革命就要在民族责任、民族一体的氛围下，尽量让整个社会(当然包括那些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上更具优位位置的阶层)，对那些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处于劣势位置阶层的苦难、困境有更多更强烈更感同身受的了解；对那些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处于劣势位置阶层所具有的道德精神品质、认识能力品质有更多更明确的认识，从而既调动全社会人们的恻隐之心和基于这恻隐之心之上的同情心、公正心，也调动人们对这些社会经济、教育上的劣势阶层的尊重之心，和对他们被积极组织进中国的历史进程的接受之心、期待之心。相比，这时期对那些从共产党阶级立场出发最同情的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处于劣势位置的阶层，也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广泛统一战线的要求，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政治感过于聚焦——从社会经济地位理解出发的——阶级斗争所带来的经验教训的检讨，中国共产革命这时虽仍注意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但亦认真致力让他们——对抗战若想长期坚持，并在坚持的前提下各方面有所改善，同时有助于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等，在当时的那样一种历史-社会条件下所需要的社会分工、社会组织，等等——有基本的理解，以让他们在有更开阔的眼光和更宽广的责任意识的同时，对他们之外的很多社会阶层、社会存在能更积极的接受与理解。

而经过这样一些环节，抗战所带给这时期中国共产革命的就不只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平台，和相应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阶级斗争政策的调整，而还是参与革命或与革命紧密相关的多样社会群体自身内部与彼此之间的新的情感-意识-心理感觉状态的生成，和与这一新的情感-意识-心理状态生成紧密相关的一种更为开阔和充分的中国感觉的生成。

对比历史，我们就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新发展出的这些进展多么重要了。二十年代中叶的大革命，阶级斗争问题便是导致大革命决定性地分裂的重要原因。相比，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不仅有国共大规模的内战，而且有比当年大革命展开深入得多的阶级斗争。要知道这时被斗争的，仅仅以地主富农两大阶级群体论，他们本身的人数已经相当广大，牵涉到的人数更为广大。想一想，光其时共产党、解放军，特别是这两者中有一定位置的人，有地主、富农亲缘关系的就有多少，何况这时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中同样难免很多过分、过激的暴力，乃至错杀。而在当年大革命，同样这些现象，使国民党、北伐军中许多本来观念上同情工农，至少不反对工农者，转向同意清共、同意镇压当时的工农运动。但相比，抗战后更大规模、更彻底，常常也更残酷的阶级斗争发生，却没有引发革命阵营一定的动荡，仅仅解释为这革命阵营已接受了革命思想，而被杀被斗的也早已被革命思想定性为反动阶级等，无疑是不够的，而还必需关联上面所说的新的情感-意识-心理状态生成所提供的心理支援，和与这一新的情感-意识-心理状态生成紧密相关的新的政治、文化、社会理解所提供的思想支援。

而也正是以这一重要的情感-意识-心理感觉的生成为前提，中国共产革命所扫到召唤到的各社会阶级，即使没直接投身革命，很多也不再是原来的状态，不再是过去意义上自己所在阶级的一份子，而还是彼此同中有异，但异中又有很强认同和连带的“人民”。“人民”一词之前就有，但让“它”被频繁使用，并在使用中被赋予着饱满的历史-心情承载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革命特别的收获。众多的例子表明，1949年前后，乃至整个五十年代，不是“阶级”(哪怕是当时被认为最高的工人阶级)，而是“人民”的使用，更能表达人们这一时期的时代感受，更能唤起一种与踏实感、温暖感、认同感、责任感和国家民族自豪感相伴随的对现实的热情，对未来的憧憬。

二

从某一角度来说，上节所整理的历史可视为对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有关历史叙述的一个证明。就是在上节所叙述的中国共产革命的有关展开中，确实是李先生所说的那种启蒙越来越被边缘化乃至被排除的过程。也就是，从李先生所认定的那样一种启蒙感觉和视角看，上节所述恰恰在参与证成李先生有关中国共产革命展开的历史是“救亡”压倒（李先生肯定的）“启蒙”的历史叙述是成立的，是抓住了现代史关键要害的。

但问题是李先生所认定的这种“启蒙”真的是对现代中国最理想（显然李先生不如此认为）或比较理想（显然李先生如此认为）的启蒙吗?如果是，李先生遗憾中国现代史的核心不足在“救亡”压倒了“启蒙”，认为八十年代的核心任务便在自觉接续这一启蒙（当然李先生认为需要有所改善和调整），就是对的，或基本是对的；但如果李先生所认定的这种“启蒙”本身就不是一种他以为的比较理想的启蒙形态，那本文上一节所叙述的中国共产革命有关经验，恰好可帮助我们反省现代中国启蒙内含的问题。

就是就其发端来说是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其对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突破虽然借助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如何在中国更有效开展共产革命的现实动力，但它最能帮助我们反思现代中国主流启蒙思潮的经验部分，在它突破主流启蒙观后所建立的现代知识分子和社会间的新关系样态。

就是，相比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核心构造之一——在以启蒙责任自认的现代知识分子，把自己对现代有一定的了解和知识的意义绝对化，把中国社会表现上跟他们所理解的现代需要不能配合绝对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则在看到自己在运动中的特别意义位置的同时，由于设定这一社会中的大部分都有积极参与历史的潜能，就中尤其在主流启蒙观中被认为最需要启蒙的工农反最有推动历史往理想方向迈进的力量，并且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很多品质，对把阶级出身不利的自己锻造成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者非常重要。而这样两类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感觉与社会感觉方式，虽然两者都有很强的中国责任感，但有关责任感如何才能有效落实的理解相差甚远。在前者，当然是尽可能的用自己所具有的现代知识、现代观念启蒙社会，尽可能把更多中国人改造成自己所理解的现代人；在后者，则非常不同，就是不仅仅要用自己所拥有的革命知识、革命思想影响社会，而且要把认为他们身上一定存在的革命动力特别召唤出来，并根据他们的革命品质、革命表现来不断自我反观、自我批评、自我改善。

而后者这种在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间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积极寻求两者间良性辩证的努力所以非常重要，不仅仅在通过这些努力，最后真的把革命的阶级理论的设定在现实中给基本对应的实现了出来，而且在这过程中所连带产生的众多收获。就是为了把这社会中大多数阶层的革命性都召唤出来，常常需要革命知识分子不仅深入不同阶级、阶层通常会分享的那些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和心理状况，而且常常要投入的去理解很多个体的经验、感受。在这样一种过程中，知识分子和社会对象间便不再只是观念性的理解，直观印象式的理解，而会有相当的感同身受;在对象身上所发现的也不只革命性，而还会发现很多作为具体生活中的中国人所有的很多品质和能力，同时亦会有效了解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所根植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情境。而这些情感共通和对现实、现实中活生生人的有效了解，一方面会使认真投入社会对象的知识分子在构想自己介入实践时，会更多考虑在地资源情况，以更多畅发在地本有的健康生机和活力，更多消化、吸纳在地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能切实知晓这些介入和在地者心情感受的关系，这些知识分子当然也便会在情感心理上有一种特别的充实感，从而使自己的情感和心智受到有效淘洗。

也就是，通过这种坚信对象当中存在对当下和此后中国历史、对自己的成长都有根本性意义的品质与能量，而导致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这社会众多个体生命经验的投入，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中相当部分人首先达致的，便是通过这些具体而实在的经验，不断调校扩展充实自己的中国、中国社会、中国人理解;并以这些理解进展为前提，而不断调校、修正、充实自己的现实感和实践设计;而又因为这种情况下的实践介入，更容易和自己所关怀对象间建立一种切实关系，又使得这些实践中知识分子的身心也更容易避免因浮在社会之上而常不免的虚无感、孤独感，而自然获致一种踏实感、意义感。

而也只有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也才更容易懂得这个最早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革命，为什么对自己经验、努力中最津津乐道的，就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等。因为，这些都核心涉及——起点在观念的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要有一种什么样的认识观念和认识努力，才可能在和经典共产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直接社会条件相去甚远的中国社会，把这一社会相当数量的人们成功进行召唤和动员，并在有效召唤和动员的同时，把它们成功组织结构到中国共产革命中去。而这一革命对自己经验、努力中最津津乐道的另几个部分，包括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也要放在——如何把起点在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有效锻造成能把现实真正承担起来的核心政治力量——这一问题理解视野中，也才能有足够切实、深入地把握和理解。

当然，中国共产革命中这一积极寻求知识分子和社会间新的互动关系的努力，所改变的不仅是此中的知识分子，而还包括它对其内涵品质与能量有坚信的中国社会。因为通过知识分子对它所坚信对象中国社会的投入，和以这投入为前提的认识进展，与根据这些认识进展而不断探索的实践进展，这一社会也真的焕发出了这一社会过去自己也很难相信的品质和能量。而没有对这一社会这些品质和能量的焕发，我们会很难想象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敌后的有效坚持，和在短短的三年内竟然得以打败开始时各种实力均远远在它之上的国民党。

(不说别的，一个战争中的运输问题就足以致共产党死命。)

在相当的意义上，作为现代中国共产革命努力奋斗结果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与其成立的四大阶级，正好和2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主流社会感、社会理解的突破所扩及到的范围——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正相吻合不是偶然的，而且这时这四个阶级中都有太多人对其时的“人民”一词有强烈认同(这表明这四个阶级内里都有相当超越本阶级规定的能量)。所有这些都说明，新文化运动中主流启蒙观所痛心疾首的中国社会，所看到的只是在特定的历史-现实条件下这个社会的直接表现，而不应就此判定这个社会的本质便如此，而只有依赖现代知识分子启蒙和改造的一条路。如此说，是现代中国共产革命的有关经验已向我们清楚表明，这个社会相比现代知识分子对它的期待确实不理想，但如此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一些重要的品质和能量可以组织到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历史进程中去;而这个社会是会更往现代知识分子期待的方向走，还是看起来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呼吁、祈向无动于衷，其实很和现代知识分子是否找到了和这一社会有效互动的方式有关。

从上述理解视野出发，我们就不能不遗憾李泽厚这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名文，在描述了他呈现的“救亡”对“启蒙”的压倒后，没有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他所重点描述的最早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会有这么强的塑造力量?是仅得益于“救亡”情势的存在吗?其它力量，特别是相比共产党一直占据力量上风的国民党不也同样在自觉大力借助“救亡”情势在自我合法化、自我壮大吗?何况，正如早有学者(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清楚指出的，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加入中共的数量，远远不如加入国民党的数量，那问题就是这些并没那么悖离李泽厚所说启蒙观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发挥出足够的政治能量?反是悖离了此启蒙观的共产革命知识分子发挥出了改变着现代史基本面貌的政治能量?仅仅是国民党这个平台不理想吗?还是也关键性的和这些加入国民党的现代知识分子未能真正脱离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束缚有关?就是这一启蒙观的束缚使他们不容易去努力发现社会直接表现出来状态之下的现实?并在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去积极地掌握现实、运用现实?

而这一切不问的结果，不只会使得有关认识容易停留于指出中国共产革命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解，容易停留于指出农村包围城市等于把革命的基础实际转移至工人阶级之外，转移到非现代的场域等等这样一些容易指出的特点，而不会去追问、去理解——中国共产党到底凭借了一套什么样的意识、方法、实践，成功做到了有效动员中国社会，并在成功动员的同时，把它们有效地组织结构为中国共产革命的有机部分——这样一些在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认识中本有着关键核心地位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李文这一切不问，就使他不会去反省，他此文实际在支持的那样一种启蒙，是把有一定现代观念、现代理解、现代知识启蒙者的优位绝对化，把所要启蒙社会的不理想绝对化的启蒙。而这样一种启蒙结构状态不仅使启蒙者对其所启蒙社会的认识不能深化，并最终影响着它对这个社会的介入改变能力，而且这种对待社会的方式，最终也会深切伤害社会和启蒙者自己。(使社会不仅得不到这些有责任感知识分子的帮助，而且使他们受到很多不该由他们承担的否定、归罪，被强加很多只有伤害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污名。

三

并且不只写《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李泽厚没有上述这些关于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反省检讨意识，李泽厚写这篇文章时正蔚为大观的整个新启蒙思潮，也同样没有这些反省和检讨意识，这也就难怪这成为八十年代中后期知识界主潮的新启蒙思潮，本来作为历史后来者有前车可鉴的优势，却同样落入极为相似的陷阱而不自知。

如本文开头所述，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的核心成型，和文革后如下情况紧密相关：就是在文革后最初几年对文革的检讨思潮中，一个越来越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看法是把文革看作是一场反现代的运动，而这一判定又引出如下问题：为什么会在自认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么一场主导了中国大陆十年历史的反现代运动呢?而正是在对这一设问的回答中，确定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知识界占据着压倒性主潮地位的新启蒙思潮的核心历史感、现实感、社会感。新启蒙思潮对这一问题的核心解答是：

中国大陆虽然看起来在1956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存在，由于可有力改造此封建社会体质的现代社会生产和现代经济在中国不发达，在在都使得中国的封建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表现在社会实质状态上，就是其时的中国社会主体，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干部、解放军，看起来各异，但大多数却都因受现代荡涤不够，骨子里实质还是前现代的小生产者。而这种小生产者体质又有着两面性，平时是封闭的、保守的、目光短浅的、缺乏民主意识的，狂热起来则会趋向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反现代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

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们就为——为什么看起来已经迈进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场在他们看起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极端反现代，但却长达十年的全国性运动——这一让他们深为困扰的问题，提供了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的解释。就是，一方面中国是这样一种历史-社会-文化-心理体质，另一方面其时的国家主导者却过度去专注于资本主义问题而未注意封建主义问题，从而给骨子里是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但表现上是打着更激进反资本主义、更激进社会主义旗号的反现代文革思潮以可乘之机。

而当然，这样一些有关文革发生的理解和认定，也一定影响着这些理解和认定者——关于什么是接下来时代最核心且迫切任务——的认定与理解：

就是既然中国封建主义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现实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发生强烈危害的危险，那时代最核心且迫切的问题就应该是反封建，而不是毛时代的批判资本主义。

而为了有效的反封建，在经济上当然就应该大大增强——他们认为可最有效破坏小生产者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样态的——商品经济(后来是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在思想文化上则不仅要大批封建主义，更重要的是要接续当年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启蒙，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彻底、全面的现代启蒙;相比经济、思想文化方面态度和看法上的更为清朗，政治方面新启蒙思潮对民主的强调则不乏暧昧。如此是因为新启蒙思潮当然强调民主，但这强调由于它对中国社会主要由小生产者构成而产生的深刻不信任，使得它对什么人适合民主实际上有很强的设定。就是在这些新启蒙思潮的认受者意识深处，只有那些受过启蒙深刻洗礼而成为了“现代人”的民主，在他们才是真正理想的、可信任的。

而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及其所产生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才会使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对国家推动的任何——他们认为有助于破坏、改造产生小生产者社会经济样态的改革，特别是他们认为可最有效破坏、改造产生小生产者社会经济样态，最有助于把中国带入现代社会经济样态的加强商品经济(后来是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的改革，都基本上不做具体分析便加以热烈拥护。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这些经济改革所关系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正面关系到更多他们认为和中国命运核心相关方面的决定性改善。

而也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及其所产生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才会推动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界不仅致力于批判封建主义，而且越来越弥漫着唯恐自己不能充分摆脱封建影响，不能真正跨入“现代”、成为“现代”货真价实一员的焦虑。特别在新启蒙思潮的激进者中，越来越充斥着如下感觉与理解：即只有使自己充分摆脱封建的影响，成为真正的“现代”者，自己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自己对社会的启蒙，对社会的国民性改造，才可能是充分正确和彻底的;而只有一大批人于此决绝努力，才可能使中国彻底祛除封建主义体质，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梦魇，和彻底现代。

当然，也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及其所产生的历史感、现实感与社会感，才使八十年代那些认为自己已率先“现代”的知识分子，即使完全没有从政的经验，也极其自信自己知道什么是当时中国应有的政治感。而正是这种自信，在平时会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热烈投入地呼唤改革、宣传改革、支持改革，并在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受阻或偏离了他们认定的航道时，自认自己有责任起来，以让中国航船重回他们选定的航道。

显然，在这样一些感觉、理解状态中，中国社会便极其容易因其主要构成者被认定为骨子里还是小生产者，而被笼统视为使封建主义在中国存活不灭的当然载体;这些，加上认定小生产者无论是其理想性冲动，还是其日常生活存在，实质上都是远离现代的，因此当然也不会被新启蒙思潮的拥戴者认为有向其生存实践，特别是向其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寻求资源的问题。这些合起来，自然使中国社会被那些自认已经有了现代眼光、现代意识的激进者们彻底当成了启蒙和改造的对象。也即当新启蒙思潮于八十年代中后期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界决定性主潮时，在被此思潮笼罩的中青年知识分子那里，有关中国社会的理解与认定已基本和社会事实无关，而更受此思潮有关激进认定的塑造与影响：只有当中国社会被充分纳进“现代者”所规划的社会经济道路，被这种社会经济道路所深刻改造;只有当中国社会充分被“现代者”所提供的“启蒙”深刻洗礼，这个社会所附着的封建主义病毒才能被真正祛除，它也才不需要被照看和监管，它也才真正应该被尊重，被平等对待。

也就是，在很多人心中充满着朝气、冲力、理想主义、脱俗气质的八十年代知识思想文化艺术界，却由于其主导思潮-新启蒙思潮事实上堕入——自认拥有现代观念、现代知识的启蒙者把自己的优位意识绝对化，把认做启蒙对象的社会在特定状况下的一部分不好表现，看成为决定性规定这社会性质的因素等——对此启蒙思潮认识品质、实践品质有根本影响的误区，这就使得现代中国主流启蒙运动曾经出现过的那些问题——事实上在八十年代年代一一重演：真诚但虚妄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浅尝辄止的现实-社会认识，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中的很多部分不能有及时、准确的反应，有关时代现实的介入常常理解的非常狭隘且概念，在和社会互动时缺少学习自觉。而所有这些综合到一起，就是这么多聪明、热情、充满责任感的投入，最后却不仅不能取得他们所期待的历史介入效果，而且会造出很多和他们主观意愿背驰的思想、文化、现实问题来。

也就是，他们所以未能如他们预期的改变这社会，固然和他们所处身时代的条件常常限制过大有关，而还由于、常常更由于他们自身所存在的这些结构性缺失。并且这些结构性缺失所影响的不只是他们的历史介入能力，还包括他们知识思想工作的品质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