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问题，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本人的意见来看，或者我们说用他讨论印度的思路来推断的话，照他的意见，像东方这种村落共同体，或者宗族共同体，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没有私有财产权的组织。在宗族共和国或者村落共同体，财产权是不固定的，根据你的亲缘关系血亲关系，经常会重新划分财产，而且重要的财产是公共财产，用于村落或者是宗族的公共事务，比如说教育事务，比如说就是支付岳飞、范仲淹这种自己没有钱，但是很有希望考上科举的有才干的贫寒子弟。
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这种东方式的没有私有财产的村落共同体是谈不上阶级斗争的，因为它根本不成其为阶级，更没阶级斗争。至于为什么非说中国有阶级斗争，那实际上是出于另外的原因，是出于汲取的需要。
我们要注意中国古代村落(宗族)共同体和国家政治哲学形成一个表里相符的机制。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严重限制了朝廷的组织力量和资源汲取力量。因此中国晚期帝国比如说明清帝国还有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从农村汲取资源的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照比较公认的说法，中国实际上长期实行的是三十税一到四十税一的税制，比日本还要低得多，那么这种低税率的结果就是，中国虽然是地大人多，但是从农村征的税非常之少。虽然人口如此之多，但是要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却非常困难，它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清政府在各地实际上都只有几千军队，还没有英国人来犯的军队多，相对于中国的人口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奇怪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失败恰好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从乡村汲取大量的资金搞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也没有能力汲取资金搞工业建设。而晚清乃至民国财政制度有个特点，它依靠海关、依靠盐税和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财政。从农村汲取到的钱连维持地方政府的钱都不够。可以说国民党执政这么多年，从农村没有得到一点钱，一半以上的开销是由上海和天津两地海关支付的。这样一个头重脚轻的政权是它根基不牢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我们可以把民心什么的都抛在一边，因为那是宣传的事情。根本上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列宁组织是严密组织，它能够把它的组织伸向基层，它在秦始皇以后第一次实现了全面动员和汲取的机制。共产党组织能够锻炼出数百万的军队，能够从农村汲取出远远超过国民党和清朝的资源，这些靠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要靠革命斗争，要靠粉碎宗族共同体和原有的权威结构。因为这种权威结构和儒家学说一结合起来，就可以让你捞不到钱。
张居正和雍正皇帝的整理土地的政策都失败了，归根结底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皇帝在县以下缺少组织资源，没有人，县里面的公务员太少，强制力量太少，它要清查土地增加税收，立刻就会遭到下面的所有宗族的强烈反抗，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了事。不了了之的结果就是，政府必须轻徭薄赋，一方面是根据儒家的政治伦理，是应该轻徭薄赋，如果不这么干的话大家都会骂你。另一方面在事实上你的组织力量根本不允许你征到更多的税。
这在传统社会是可以维持国防的，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天下国家，朝廷就是天下的君主，周围除了极少数扰乱的蛮族以外，它没有敌人，它没有国防开支，没有军事压力，因此最大的财政压力不存在，它只需要搞到地方政府的维持费就可以了。而因为地方政府的人数不多，这个维持费用是不大的，轻徭薄赋对它正合适。但是近代以来这种财政体制受到了偌大的压力，而政府从广大的农村又无法加税，这样就等于从清政府到国民政府都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死结。
实际上共产党做的事情就是打碎宗族组织，以便实现全面汲取。大家要明白这个打碎宗族组织，即所谓的土地革命是不会得到农民欢迎的，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宗族的领袖或者乡绅并不是剥削者，国家才是剥削者，宗族领袖从你们这捞到的钱用来建了祠堂、用这笔钱来搞公共教育，培养出像岳飞、范仲淹这样的人为宗族造福。他拿的钱再多也是肉烂在锅里面。而国家拿走你的钱，那它就拿到帝都去永远不会回来了，或者是拿到外面去打仗，永远不会回来。所以从贫下中农的角度来讲，毫无疑问的，要么地主不是剥削者，要么地主也只是一个较小的剥削者，国家才是剥削者和掠夺者，甚至是最大最可怕的剥削者和掠夺者。只要有地主乡绅的宗族组织者存在，乡下的钱就要留在乡下办公共事业，在乡下修桥补路，或者是办学校什么的。有了一个强势政府，这些钱就要拿到中央去搞北洋舰队、或者是搞抗美援朝、或者是拿去援助西哈努克亲王……区别就在这一点上。
为什么共产党的组织比国民党强很多，能够打败国民党，除了国际方面的影响之外，有个重大原因就是，只有共产党能够控制县以下的汲取机器，控制基本靠的就是土改，或者是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什么?它主要不是为了贫下中农平分土地，因为中国古代，就像秦晖老师说过的那样，中国跟英国不一样，英国真的是大地主很多的地方，而中国的土地都是高度细碎化的，实际上地主也没有多少地，绝大部分是小自耕农。平分土地对小自耕农来说基本没什么好处。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它就是打碎宗族的公共结构，把宗族所享有的占有的公共土地收归国家所有，消灭宗族留下来的权威。
可以比较一下黄道炫写的书(《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看苏区的情况。赣南苏区这套赣南体系的建立，它搞到的组织，红军和赤卫队比起国民党的正规军队还要多。江西全省在清朝末年只有几千的新军，国民党时期全国的处于体系的正规军也不过十几万，但是江西的红军居然有三十万，赤卫队上百万。农村只剩下妇女和老人，这种事情在宗族制度下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根本过不了族长或者乡村领袖这一关。只有在把这些人打倒以后，政权的力量赤裸裸的直接逼到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人头上，这样你才能做到把全部的男丁都送上战场，让妇女来耕地，把所有的剩余资产都动员走。
中国不像是西方国家那样，它不可能通过殖民地贸易积累第一桶金，所以中国要从无到有的搞工业化，只有掠夺农民。这一点是苏联人发明的。苏联人是要把本国的农民当黑奴一样对待，像是西方殖民者从黑奴那里积累第一桶金那样，从本国农民那里弄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用这笔钱作为实现重工业的启动资金——中国模仿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中间，农村必须被牺牲，无论是对外的反帝，还是对内的工业化建设，都必须控制汲取农村的财富。汲取农村的第一步就是要瓦解宗族组织。因为有宗族组织中间从中作梗的话，那你就汲取不动。要打倒宗族组织那你必须找一个罪名，我不能说是我直接了当的说我就是要把你的财和人力给夺走，那我不是变成强盗了么?为了证明我不是强盗，我必须证明其实你是错的，你才是剥削者。
现在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是由于国际环境的缘故，对外开支暂时不用扩大了，所以暂时可以不用扩大对农村的汲取，这样的情况下农村的自治就又有复活的迹象。但是这一点将来能不能维持下去，主要不是取决于农村自身的缘故，关键在于国际形势演变和国家政策是否是需要新一轮的大规模汲取，是不是财政上又不能过关，必须增加汲取。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么我相信新生论或者复活论都是(不能持久的)，新一轮的汲取和严重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这种外因作用于内因的驱动力量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基本特征，也是全世界后发国家一个共同的特征。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指望通过中国内部社会产生的独立因素能够不受干扰的长大，只要中国本身在这个国际体系中处于被动的地位这种基本特征是没法改变的。
本文是刘仲敬11月16日在北大历史系研讨会上下半场的发言整理。文章有删节，未经作者审订。感谢网友kokoni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