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11月20日，貴州省教育廳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教學評價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要求各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建立全覆蓋的課堂教學視頻監控系統、教師授課全程跟蹤系統”，以“建立健全各教學環節質量標准和教學質量監控體系。”
【香港商報網訊】此舉一時引發諸多爭議。楊名跨、李貴生等四名律師要求貴州省教育廳依法公開對高校教師授課全程監控的法律依據和權力來源，制定過程和遵循的法定程序，資金來源、資金數額及財政預算方案，後續招標計劃及監督檢查措施。
貴州省教育廳的這一規定有無法律依據?全程監控課堂教學，是否侵犯了高校和教師權利?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旭認為，從法律依據看，無論是《高等教育法》還是《教師法》等，都沒有授權教育廳可以通過視頻監控的手段進行教學評估和監督。貴州省教育廳的《意見》屬於“紅頭文件”，效力在規章之下。
教師享有基本的科研自由，是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范疇，教學是科研的重要展現。另一方面，科研自由不是沒有邊界，要在法律保護的范圍內，如果發表分裂國家等違反法律規定的言論，也要受到追究。但是，“這種追究是有前提的，是在行為已經發生的情況下，而不是在行為尚未發生時，就預設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進行事前的全程監控。這還是有罪推定的思維。”
王旭表示，“對教師科研自由的監督和懲罰應該是個案型的，而不應該是普遍的。根據憲法原理，對基本權利的限制要有明確性，不能‘一竿子打翻所有人’，要具體到是誰，在什么情況下，出現了什么情況，對具體個案加以懲罰。貴州省教育廳的做法直接針對所有教師，是對教師基本權利的粗暴侵犯。”
從貴州省教育廳發布的《意見》來看，全程監控是以教育評估的名義，意在加強教學管理。王旭提醒，法學上的行為講究“比例原則”，雖然監督課堂的正當目的是評估，但是不能用錯誤的手段達到這一目的。比如，教學評估有很多其他手段，沒必要一定通過全程視頻監督，手段與目的是不正當連接，由於手段的不當，也使得原來的目的變得不具有正當性，嚴重侵犯教師的科研自由，除非貴州省教育廳能夠證明，除了視頻監控沒有其他手段可以對教師的教學進行評估。
在王旭看來，視頻監控也涉及教師的人格尊嚴，將教師置於被窺探和監控的角色。“會不會形成對言論自由的影響，也可以探討，有攝像頭，教師就不敢隨便講，可能虛情假意，選擇其他措辭，或者隱藏真實觀點。”
同時，教育廳的文件也有可能對大學的自治管理權造成影響。大學享有自治空間，自我管理。王旭說，“高校不是教育廳的一個處，直接以行政機關命令的形式，給大學教師設定監管，幹擾了大學的自治。這是當前中國教育行政化的表現之一。”
對於視頻監控，法律也有相關規定。比如，並不是所有的國家機關或組織，都可以任意出台相關文件對他人進行視頻監控，有些機構出於特定工作需要是可以的，比如法院或檢察院等。而教育廳作為教育工作的主管機關，出於校園安全等目的可以對校園加以管制，但監控教師的權力則沒有法律規定。
何為常態化的教師科研自由?王旭認為至少應該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尊重科研自由。尊重意味著不幹涉，除非有足夠證據表明某一教師的確發表不當言論，有學生投訴等明確的證據線索。第二，保障。國家有義務保障科研自由，比如為教師創造必要的條件行使科研自由權利。第三，保護。當第三人侵犯課堂自由時，國家有保護的義務，防止第三方幹擾。從貴州省教育廳的做法來看，教師的科研自由之路任重道遠。
澎湃社論：監控高校教室，糟蹋錢
貴州省教育廳近期要求各高校“建立全覆蓋的課堂教學視頻監控系統、教師授課全程跟蹤系統”，該要求受到楊名跨、李貴生等四名律師的質疑。四名律師認為此舉於法無據，為此向貴州省教育廳聯名寫了一封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書。
高校教室安裝攝像頭的新聞，斷斷續續已經持續十多年了，算不上新聞。新華社2003年就曾報道，江西農業大學在教室裏安裝了攝像頭，兩名學生上課睡覺被後台的教管人員發現，為此任課教師被通報批評。
當時該校的教務處長在接受采訪時認為：“用攝像頭監控教學質量、課堂秩序，把原來巡視、聽課等現場的、人為的、一次性的監控變為遠程的、機器的和長期性的監控，效率很高，效果也很好。”
但一些教師顯然不接受這種監控方式。理學院的王老師表示，每一個老師授課都是自成風格，用攝像頭監視老師們的一言一行，心裏難以接受。人文學院的肖老師則說：“裝了攝像頭後，上課總覺得有人躲在暗處監視自己，很是別扭，搞得心神不寧，反而影響了教學質量。”有的老師還認為，裝攝像頭是學校對老師不信任的一種表現。
教室安裝攝像頭後，教學質量是否提高了呢?
嚴控之下，2003年-2009年，上述江西農業大學在上海交通大學武書連教授研究發布的大學排行榜上，在江西省內的排名一直在第四和第五之間徘徊，並未產生質的飛躍。
任何人都可以質疑武書連教授的研究，但是在沒有更好的第三方評估排名替代它之前，武教授的排名至少是目前最權威的排名之一，也是指導一些學生及其家長填報高考志願的指南之一。
2009年7月28日，《中國教育報》以“監控攝像頭該不該進教室”為題，刊發專題討論，贊成和反對意見都得以充分呈現，但是誰也無法說服誰，雙方都沒有足夠理由反駁對方提出的問題。
贊成一方提出教室屬於公共場所，不存在安裝攝像頭會侵犯教師和學生隱私問題，且有助於學校管理。而反對方則認為，攝像頭在公共場所的使用，能為打擊犯罪提供證據，起到威懾和阻嚇的作用，但不能夠做到預防犯罪，達不到教育的功效。攝像頭監控下，管理是一種強壓式管理，只能有拘謹的教學、壓抑的生活。
2012年暑假，中國藥科大學的教室也安裝了攝像頭，學生們感到“很驚恐”，稱“肯定不自在啊，就像有一雙眼睛盯著自己。”
在此起彼伏的爭議聲中，很多高校教室裏的攝像頭相繼安裝。撇開令人生疑，且無整體量化標准可資對比的“提高教學質量”目的不談，每所高校為這套系統的設置與維護投入倒是不少。
以進入“211工程”的貴州大學為例，該校全日制本科和碩士在校生超過5萬人，高峰時期，至少有超過2萬人在同時上課，不惟攝像頭和即時觀察上課狀況的人要足夠多，維護力量要足夠大，而且由此形成2萬小時的教學錄像如何組織人馬及時評判、分析、反饋，只有天知道。
貴州是經濟比較欠發達的省份，但舍得在教育上進行大投入。2012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地區GDP比例在上一年度6.79%的基礎上，再次增長為7.73%，遠遠超過當年全國第一次達到的4%水准，這種投入決心令人感佩。但一分一厘皆是民脂民膏，相對充裕的高等教育經費更應用在刀刃上。
今天中國高等教育的終結問題是回答“錢學森之問”，靡費甚巨安裝攝像頭顯然與回答這個問題毫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