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1月22日，第二届中国民间女性影展在京开幕，其中特别展映了台湾导演兼教授的黄玉珊代表作，颇受好评的女性主义四部曲之一《牡丹鸟》，演绎了跨时代台湾女性的爱情与自我追寻；作为台湾国际女性影展的创始人之一，黄玉珊导演说性别研究在近几年的台湾更加地受到重视，台湾女性影展已然成为鼓励女性创作很重要的国际平台；由于家族经历，黄玉珊拍摄了几部关于台湾日治时期的剧情片和纪录片，展现了台湾人民在高压统治下所发挥的生命潜能和鲜活的生命力，她说大陆对于台湾是文化上的“祖国”。（文：吕美静）

导演黄玉珊

《牡丹鸟》海报

凤凰网文化：《牡丹鸟》1999年被邀请去上海电影节展映，今年11月又来中国民间女性影展，召玉（中国民间女性影展策展人）说展映这个片子的初衷是因为，这种关于母女关系的电影一直是女性主义或者女性导演关注的话题，但却没有继承下来，召玉觉得她做女性影展就是为了传承，您如何看待《牡丹鸟》和女性题材在女性影展的传承？

黄玉珊：我在拍《牡丹鸟》的时候，台湾其实还不是有很多剧情片的女导演。我跟一位女编剧，她也是女作家，一起合作，脚本是我们共同编剧的，后来她再出版小说，有一部分故事是她提供的，就是作家跟她母亲关系的描述，另外一半就是我们在编剧时的自由想像，融合了一些我们那个时代所观察的，比较年轻一代的台湾女性，或者说所谓白领阶级或者工作中的女性，两代人之间的差异，也有一些我自己本色的东西在里面。

我在拍这部电影的那个年代，传统妇女从城乡地区到都市去发展，然后她的女儿在一个唱片公司工作，所以她们有一种追梦的共同特质。所以是两代母女之间的爱情、亲情还包括她们周围的男性的故事，但是我没有非常强烈戏剧冲突，因为我本身学文学，所以我会把一些文学的象征或者是梦境、潜意识放进去。其中的梦境反射女性的心理状态，女儿对她母亲，刚开始不是很谅解，但是她的梦境反映了她对年长女性的爱慕，终究有一个世代交替的观点。把现实的跟梦境的元素交织在一起，所以对我来讲这部电影有一些文学的元素，也有一些比较属于女导演的手法吧，而不是非常强调外在的动作或者是情节。影片里面也有非常多位的男主角参与演出，每一个都代表不同的类型，所以虽然是女性观点的影片，可是事实上也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男性对于女性，或者是说他们对于选择女友对象一种观点。

《牡丹鸟》剧照

《牡丹鸟》剧照

我自己会觉得说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个人的因素，也有一些时代的变迁，那时候没有说特别去强调一定是女性的观点，拍完之后大家却认为是我的女性电影三部曲之一，“牡丹鸟”我们俗称爱情鸟，里面有位医生，他本身是一个业余画家，然后母亲是一个劳动阶级做手工，向往麻雀变凤凰的理想爱情的追求，但是要面对现实，生活生存的情境。

我在拍的时候还蛮自由地尝试一些实验性的电影理念，摄影师是一位拍广告的摄影师，当时在台湾新电影时期，一些男导演他们比较喜欢那种定景的长镜头，我就想反而摄影机比较流动一点自由一点。我在拍摄这部片的同一年又拍了《双镯》，那部影片也是女同之间的，在法国的女性影展第13届放映，也是旧金山同性恋影展的最佳剧情片，最近美国那边我们的驻外单位跟密歇根大学也要放，所以最近好像让我又回到过去创作影片的那个年代。

我那一年拍两部片，从年初忙到年尾，接下来参加法国的女性影展，拍完这两部片就休息了一年，然后朋友说我们可以来弄个女性影展，我说好可以啊，我们就不自量力成立了第一届台湾的女性影展。那时候也把摄影还有油画创作延展进来，所以第一届台湾的女性影展是在画廊举行，而且那个画廊刚刚办过卡米耶的展，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非常鲜明的女性旗帜。然后第二年是在台北的一个艺术基金会里面办，第三年是皇冠小剧场，前面三年都是小众的电影节。那时候选的影片比较着重女性在历史中比较被边缘化的角度，当然也关心到女性的一些议题，女性人口在全世界占一半，可是她的收入跟男性差距很大，有时候又是比较偏重重的历史背景的。

但是到了第五届之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学会，台北市女性影像学会，它是一个NGO团体，再过两年就改成全国性的，台湾女性影像学会，那个时候我被推为第一任的理事长，然后到第二任，我们现在已经到第五任了，每一任大概是两年吧，还有连任的。去年台湾女性影展20周年，我们第一次正式的募款活动，募了一百万，虽然不多，但大家的尖叫声此起彼落。因为一开始定义就是国际女性影展，不限于台湾。这十年会发现女性影展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鼓励女性创作，不管是剧情、纪录或者动画都有，然后也做了非常多欧洲的或者是美国的，甚至非洲的女导演的专题，中国导演的作品希望用更大一个单元来做，大概可能明后年。

凤凰网文化：性别研究会不会现在比以前更受重视？

黄玉珊：在台湾其实跟受重视，而且影响到一些主流的创作者，很多影星愿意当女性影展的代言人，也很多企业赞助，男导演或者文化工作者他们也会受邀变成评审之一，传播不只限于女性，我们的策展人当中也有一位男性，我们有些议题是性教育，很多元的议题，经费不是很多，但还算蛮有活力的。

凤凰网文化：我有看您有好几部片子，像《插天山之歌》、《南方纪事之浮世光影》，都是拍的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这个跟个人经历有关吗？

黄玉珊：我其实应该算是南方电影人，在澎湖出身，在高雄长大，但是我母亲这方面的亲戚是在台南的，我父亲早期也是在台南，在那边念日治师范，1999年年底，那时候正好台湾发生921地震，我从台北移居到台南艺术大学去，所以就有一种很深的感触。每次走到路上就想起我母亲那个年代美机轰炸台湾，因为珍珠港事件之后，台湾是属于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就变成攻击的目标，我几个姐姐小时候听说有美机轰炸，他们就疏散到乡下，我妈会讲到这个时候他们疏散的那些情境情节，我就觉得好像有那种感情，有那种冲动想要把它拍成一部电影。

我二叔在那个年代到日本去学雕刻，闹家庭革命，后来我叔父知道就不再寄钱给他了，本来要他去念医学，后来他就偷偷地转到念艺术。后来毕业之后他接到北平艺专（中央美院）的聘书，他跟他女朋友坐着一艘一万吨的客轮先回台湾，准备到北京教书的，结果他们那艘船碰到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两个人都在事件中罹难，我二叔那时候是31岁。后来我三叔就帮二叔把一些作品运回来，我二叔的一个好友，台南的美术老师也是美术协会的会员就帮他办遗作展，就在台南的工会堂举办。但不是很多人知道那个船难事件，一千多人罹难，也有一百多人被救，所以我一方面是这个亲属的关系，二方面这是一个大时代的事件，也是一个悲剧，我本来是要拍纪录片，也有一些喜欢电影的朋友说可以变成一部剧情片，后来就把拍成两种版本，一个就是大部分都是演出的，就是《南方纪事之浮世光影》，另外一部纪录片就是《池东纪事》，后来都有发行。

《插天山之歌》是根据台湾一位很有名望的，记录台湾历史的重量级作家钟肇政的作品改编，是大河小说台湾人三部曲其中的一部。我在大学时期跟着我姐姐有去他们家参加文友聚会，后来就觉得很多启蒙都是在大学时代，而这么一位重量级的作家只有一部小说《鲁冰花》被改编成电影。我正好在拍完《南方纪事》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拍他的纪录片，因为别人也拍过他的纪录片，我就想先拍改编电影，这个就比《南方纪事》成本小一点，HD摄影机拍的，再转成影片，在戏院上映，因为是比较小成本的电影，宣传要自己来。

但是有一些文学大佬，他们看了都还蛮喜欢的。台湾有所谓的跟钟肇政同时期的，叫叶石涛，在几年前去世的，一位小说家，他写台湾文学史纲，台湾文学称为北钟南叶。他看完这部电影他说是他看过的台湾文学改编最好的一部电影，我觉得他可能是在鼓励我，台湾文学不只是我这部改编电影，但是因为一部文学作品或者比较本土意识的小说要改编成电影也有包括时代性等等的挑战，所以他很鼓励。

凤凰网文化：我有看到有一个影评这样写：在黄玉珊导演的影像世界里，您将看到秀丽的山川、优秀的儿女，以及台湾人民在高压统治下所发挥的生命潜能和鲜活的生命力，这种朴实无华的奋斗精神，正是“台湾精神”的有力展现。

黄玉珊：我就觉得从《南方纪事》到《插天山之歌》，虽然我拍片，但好像也在做历史的回述，但是我不希望说只是去讲一个史实，我自己的观点是现代式跟过去式两条线并行的。从《牡丹鸟》到《南方纪事》，都有我多重叙事的观点在里面。

我父亲是教师，那我是台湾南部长大的，我姐夫是江苏人，我外甥或者说我的侄儿他们也有去大陆，我们家是联合国，我妈妈去年去世是103岁，她的二代孙就有17个，我都数不清楚了，有在台湾的有在美国的，我们家选举是蓝的绿的都有，所以大家不太谈政治，尊重彼此的选择。

凤凰网文化：大陆人最喜欢问台湾人一个问题，就是对“祖国”这个词怎么看？

黄玉珊：我觉得是文化祖国。台湾我们讲四百年史，不同的就是经过不同的统治阶段，从明朝的郑成功到日本，再到国民政府，但文化的来源大概还是中国。但是你如果到台湾会发现，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包括战后的美国文化，包括大众通俗文化，或者是日治时代留下的建筑，或者是一些在饮食方面、语言方面的一些影响，现在有时候原住民还搞土地运动，所以台湾是多元文化综合的一个岛。

凤凰网文化：您最近几年有来大陆拍片吗？

黄玉珊：我最近来大陆拍《百味人生》，9月份的时候，在上海拍了两天戏，那个是一个现代戏，从饮食、文化生活，也是两代母女之间的爱情，这里面还有白态人生，也有属于劳动阶层，比如厨师的一个接触面，还有女儿的青少年学校教育，跟父母那一代比较不同的新观念。现在在做后期制作，大概预定在明年2月做完，主角有陈孝萱，她是也拍电影也拍电视，男主角也有好几位，有一位就是拍《插天山之歌》的男主角，他现在在台湾也很红，新生代的男主角之一，还有很多戏剧二代的演员，也有剧场的。所以希望在行销宣传方面好好加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