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齊心獲準帶著兒女看望監護中的習仲勛。為了這次相見，齊心和子女專程從外地趕回北京，并拍攝了這張照片。前排右起：齊橋橋、齊心、習安安。后排右起：習近平、習遠平。

　　1978年8月，習仲勛（左三）在廣東惠陽農村調研。在清華大學讀書的習近平（左一）利用暑假時間參加社會實踐，隨同父親一起下鄉。本版圖片均由人民出版社提供

　　《習仲勛畫傳》封面。

 

　　原標題：《習仲勛畫傳》出版 揭十六年蒙冤經歷

 

　　新京報記者從人民出版社獲悉，《習仲勛畫傳》近日已由該社在全國范圍出版發行。書中收錄了近300幅圖片，其中包括數十張不同時期的家庭合影，部分照片為首次公開發表。

 

　　書稿和圖片經中央有關部門審閱

 

　　今年9月起，人民出版社陸續推出萬里、習仲勛、谷牧、任仲夷、項南等5位改革元勛的畫傳，畫傳均經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等中央有關部門審閱。

 

　　任仲夷、谷牧、項南畫傳在今年9月相繼推出，習仲勛畫傳于近日出版發行。目前，《萬里畫傳》書稿仍在審閱中。

 

　　《習仲勛畫傳》由中央電視臺記者、國家一級編導夏蒙和陜西富平縣黨史研究室主任王小強合作編寫。

 

　　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一部主任張振明介紹，該書于2010年開始編寫，篇幅在7萬字左右，屬于領導人傳記中的簡明普及本，主要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圖文并茂、簡要生動地反映了傳主一生包括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等不同歷史時期，所創建的歷史功勛。

 

　　收錄習近平隨同父親下鄉照片

 

　　《習仲勛畫傳》收錄了近300幅圖片，除文獻資料和作者親自拍攝外，部分圖片由新華社、中央新影等單位以及習仲勛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提供。

 

　　該書收錄了數十張習仲勛在不同時期與夫人、兒女以及孫女們的合影。

 

　　該書還收錄多張習近平跟隨習仲勛調研的照片。1978年8月，習仲勛在廣東農村調研，習近平當時在清華大學學習，利用暑假到廣東參加社會實踐，隨同父親一起下鄉。 新京報首席記者關慶豐

 

　　■ 書摘

 

　　1962年8月，有人借小說《劉志丹》向習仲勛發難，說這部小說在為高崗翻案，誣陷習仲勛是這部小說的“第一作者”。隨后，習仲勛接受審查。

 

　　在長期審查沒有結論的情況下，1965年12月，習仲勛第一次下放河南洛陽，擔任洛陽礦山機器廠副廠長。從國務院副總理到工廠副廠長，這樣的人生落差不可謂不大。

 

　　第二年，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了。

 

　　1967年的一天晚上，習仲勛被來自陜西的紅衛兵強行帶往西安關押、批斗。習仲勛把自己遭受批判的情況和對“文革”的不理解寫信向周恩來反映。當年3月19日，陜西省軍區即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宣布對習仲勛實行軍事管制，轉移到省軍區機關，實際上暫時保護了起來。

 

　　習仲勛于10月31日和11月初兩次寫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匯報批斗的情況和思想的變化。1968年1月3日，中央派專機將習仲勛接回北京，從此開始了漫長的監護歲月。

 

　　從1968年初到1975年5月，近8年時間，習仲勛被監護在北新橋交通干校一間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幾乎與世隔絕。

 

　　1972年冬，經周恩來特別批示，習仲勛和家人始得相見。而此時，自1965年12月下放洛陽起，他已和家人分別了整整七個年頭，他已分不出兩個兒子哪個是近平、哪個是遠平。習仲勛霎時熱淚盈眶。

 

　　1974年12月27日，毛澤東對小說《劉志丹》案作出批示：“此案審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議宣布釋放，免予追究。”1975年春節后，專案組宣布對習仲勛解除監護，讓他“換一個環境，休息養病”。

 

　　習仲勛在齊心的陪伴下重返洛陽，住在耐火材料廠宿舍。當時仍未發給習仲勛工資，子女往返看父親時缺少路費，耐火材料廠的老工人默默地拿出微薄工資借給他。

 

　　1976年，“四人幫”倒臺。習仲勛給中央寫信，要求平反，并請求給自己安排適當工作。齊心和幾個子女也為習仲勛獲得平反多方奔走。

 

　　1978年2月中旬，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河南省委，迅速將習仲勛護送進京。

 

　　22日，習仲勛乘坐火車從洛陽到達鄭州，河南省委書記王輝在站臺迎接。他一下車就和王輝緊緊擁抱，激動地說：“王輝，這是我16年來第一次和人擁抱！”

 

　　“改革之初或挨罵，要有精神準備”

 

　　1979年4月8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和李先念、胡耀邦等人參加中南組討論。當時已調到廣東工作的習仲勛發言，鄭重提出了請中央給廣東放權的要求。

 

　　習仲勛比喻道：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廣東作為一個省，是個大麻雀，等于人家一個或幾個國。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力太小，國家和中央部門統得過死，不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要求是在全國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放手一點，搞活一點。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國家也有利。”

 

　　經濟特區的提出和創辦，是和習仲勛的名字緊緊聯系在一起的。1978年春夏之交，國家計委和外貿部組成的考察組在香港、澳門考察后，向廣東建議把寶安、珠海兩縣改為省轄市。習仲勛等省委負責同志明確表示支持并開始積極籌劃。

 

　　改革之初，如何才能“殺出一條血路”？習仲勛曾說：“在態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決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膽識，勇挑重擔，不要怕犯錯誤，怕擔風險；第三，要有務實精神，謙虛謹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風頭，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別是我們各級領導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廣東這個體制改革的試點搞好。”

 

　　同時，他還提醒廣東省內干部：“當我們開步走的時候，困難會很多，阻力會很大，甚至還可能挨一點罵，要有這個精神準備。”

 

　　胞弟擬提副部級習仲勛否定方案

 

　　1982年9月，習仲勛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擺在習仲勛面前的一項緊迫任務就是領導中直機關機構改革和推進省級領導班子年輕化，實現干部新老交替。

 

　　1983年4月14日，中央決定：以后凡各省市自治區人大、政協副職配備的報告，不必再提交書記處討論，由中央組織部報習仲勛、胡啟立同志批準即可。恰在此時，中共陜西省委負責同志在匯報干部調配工作時，談到擬提拔的副省級干部中有習仲勛的胞弟習仲愷，習仲勛立即否定了這一方案。

 

　　習仲愷是抗戰前即參加工作的老同志，長期擔任地市一級的領導職務，提拔使用也是正常的組織行為。但習仲勛認為做干部工作必須以身作則，說服弟弟把晉升的機會讓給了別的同志。

 

　　（據《習仲勛畫傳》摘編，標題為記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