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省紀委昨日通報一起競相收送紅包禮金典型案件，涉及韶關樂昌市班子成員27人、鄉科級幹部45人，已查明涉案幹部收受紅包禮金達450多萬元。
省紀委昨日通報一起競相收送紅包禮金典型案件，涉及韶關樂昌市班子成員27人、鄉科級幹部45人，已查明涉案幹部收受紅包禮金達450多萬元。這是2011年底廣東開展治理收送紅包問題以來，省紀委通報涉及人數最多的一次收送紅包窩案。
此案是在樂昌原市委書記李維員直接帶動影響下發生。通報顯示，兩年多時間裏，廣東各級廉政賬戶已經收繳紅包禮金累計達9600多萬元。省紀委表示，黨員領導幹部面對紅包應做到“紅包禮金我不要、無法拒收就上交”。
市委書記帶動收送紅包風
省紀委通報，樂昌市部分領導幹部收送紅包禮金之風主要發生在2013-2014年。李維員任樂昌市委書記後不久，借車禍住院收受有關單位負責人的慰問金。在中央“八項規定”出台後的2013年、2014年春節、中秋節期間，他仍然頂風收受下屬單位、私人老板送的錢財。
在李維員直接帶動影響下，樂昌一些鄉鎮、街道和市直單位領導幹部逢年過節競相收送紅包禮金，涉案幹部多達72人，屬於十八大之後不收斂、不收手的典型案例。一個參照數字是，2013年全省共查處收送紅包禮金案264件297人。
省紀委透露，李維員等人除收送紅包禮金外，還涉及買官賣官、套騙公款等違紀違法情節。經省委批准，給予李維員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4名主要涉案人員已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其他涉案人員違紀違法問題正在核實處理。
據《南方農村報》報道，除李維員外，此前在樂昌政府官網公布信息裏，還涉及樂昌市委原常委、紀委書記莫劍鋒，市委原常委、市委辦主任黎海華以及樂昌市委原常委、組織部部長鄒福英等。目前，黎海華已被韶關市紀委宣布調查，其餘官員的職務也被接替，但尚未公布去向。
“紅包”與貪腐如影隨形
收送紅包原本民俗，但在當下，一些紅包金額已經突破傳統“禮尚往來”界限，暴露出權錢交易、利益輸送等深層次問題。近年查處的貪腐案件顯示，“紅包”與貪腐官員如影隨形，一些紅包數額更是令人吃驚。
去年年底，中央第八巡視組在向廣東反饋巡視情況時指出，一些領導幹部以收受紅包形式受賄。省財政廳原副廳長危金峰就是典型。《中國紀檢監察報》曾經報道，危金峰不僅索賄受賄，而且對紅包來之不拒。在其任財政廳副處長以後，節日收受有關市縣領導幹部、財政系統人員送的紅包共數百萬元。到後來，危金峰甚至練就通過拎重估測紅包金額的“本領”。對於別人送的達不到心中標准“重量”的紅包，危金峰會當面呵斥。茂名市原常務副市長楊光亮，1987年任電白副縣長開始瘋狂收受紅包，每年收受紅包約100萬元。
“茂名很多幹部在紅包問題上交了學費，有切膚之痛。要根治紅包泛濫問題，不是兩三年就能完成的任務。”茂名紀委一位領導如是說。
兩年多收繳紅包達9600多萬元
早在2011年底，省委、省政府就印發《關於貫徹落實深入開展治理收送“紅包”問題工作的意見》，深入治理收送紅包問題。其中規定，官員凡具有4種情形之一的，一律先予免職，再根據有關規定從嚴處理：一是用公款贈送紅包;二是收受管理或服務對象的紅包;三是授意或委托特定關系人收送紅包;四是多次收送紅包。
據介紹，廣東在省和各地級以上市統一設立廉政賬戶，國家工作人員對因各種原因無法當場退回的紅包，應在1個月內上交同級紀檢監察機關，或存入廉政賬戶，並領取憑證。對沒有全額上交或存入廉政賬戶的，以及在收送紅包一方接受調查後才上交或存入廉政賬戶，仍按違紀論處。
省紀委8月22日曾透露，今年以來各級廉政賬戶收繳紅包禮金折合人民幣2500多萬元。兩年多時間廣東各級廉政賬戶已收繳紅包禮金累計達9600多萬元，接近1億元。
針對廣東一些重大腐敗案件暴露收送紅包突出的問題，省委提出要“下狠心、出重拳、用猛藥”進行治理。要發揮廉政賬戶的作用，通過推動無法拒收紅包、定期上交制度的落實，拓寬多數人自律的渠道，提高少數人腐敗的成本。省紀委要求，各級黨委(黨組)要樹立正確政績觀，切實履行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深入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堅決刹住收送紅包禮金的歪風，深入治理“小金庫”，做到真管真嚴、敢管敢嚴、善管善嚴、長管長嚴。
權威聲音
遏制收送紅包現象的關鍵是要做到“ 四個防止”：政治層面，要防止收送紅包的潛規則支配正常的社會關系，動搖黨的執政根基;社會層面，要防止紅包由廣東特殊的民風民俗演變成普遍性的腐敗問題;單位層面，要防止上行下效，形成紅包問題流行的灰色地帶;個人層面，要防止小錯鑄成大錯，毀了幹部。要把查處收送紅包問題列為辦案重點，對查實的問題，不論金額大小、次數多少，一律按規定給予紀律處分，決不搞“下不為例”或“法不責眾”。
———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黃先耀此前接受媒體專訪時說
廉政賬戶兩年多收繳紅包禮金近億元
貪官如何紅包斂財
借車禍住院收慰問金
樂昌市委原書記李維員上任後不久，借車禍住院收受有關單位負責人的慰問金。在其直接帶動影響下，樂昌一些鄉鎮、街道和市直單位領導幹部逢年過節競相收送紅包禮金。
掂紅包重量便知大小
省財政廳原副廳長危金峰在節日期間收受紅包數百萬元，僅2012年春節前後就收受27人次禮金共70多萬元。危金峰練就通過拎重來估測紅包金額的“本領”，對於別人送的達不到心中標准“重量”的紅包，會厚顏無恥地當面呵斥。
瘋狂收紅包達5000萬
茂名市原常務副市長楊光亮累計收受紅包約5000萬元。1987年任電白副縣長開始瘋狂收受紅包，每年收受約100萬元;任電白縣縣長、縣委書記期間每年收受三四百萬元;任茂名副市長期間每年收受120萬元;任茂名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期間每年收受約350萬元。
設數額底限規避問題
佛山市中院行政庭原庭長謝少清為了把握好分寸，他設定紅包金額底限：每次收受紅包數額控制在5000元以內，超過數額的要退回一些;如果送的紅包是二三千元，很樂意收。
專家建言
收送紅包能否入刑?
設立收受禮金罪規范紅包文化
如何改變長期存在的官場紅包現象與紅包文化?有專家認為，有明確制度約束和嚴格追究機制，把收受紅包視同違紀，嚴格執行。將收送紅包入刑是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
應將收受禮金納入法律監管
“收紅包就是受賄，送紅包就是行賄，尤其是一些企事業單位，更應該明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任建明建議，將公職人員收受禮金進一步納入法律法規的監管范疇，從根本上遏制“辦事就要給人好處”的風氣，讓權力真正得到監督。
今年11月，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公開征求意見時，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刑法室主任劉仁文建議加入收受禮金罪，“司法實踐中，很多案件中收受財物的官員不管有沒有為行賄人謀取利益，都按受賄罪判處。實際上應該有所區分，有了非法收受禮金罪後，沒有為行賄人謀取利益的，就可以按照此罪處理。”不過，收受禮金罪最終未納入草案。
傳統現實相沖突需法律規范
中山大學教授倪星說，收受紅包是否違法，現在法律上界定沒有明確，遏制官員收受紅包禮金，淨化社會文化很重要。如果收受紅包禮金納入刑法，對於約束、查辦公職人員肯定有利。但逢年過節送禮、收禮是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從這一層面上說，“紅包入刑”打擊面就非常大了。
嶺南律師事務所律師黃慎表示，受賄罪有兩個構成要件，一是非法收受財務，二是利用職務為他人謀取利益。現在很多受賄案，當事人拿錢和幫別人做事有一個時間差，檢察機關調查取證的時候，有的人可能會逃掉法律的制裁，有的案件很難取證。收受禮金罪也是對這種現象的調整與規范。逢年過節收禮是中國傳統，但當傳統與現實需要、體制相沖突，法律需要作出一定規范。若能設立收受禮金罪，官員就會注意到規范，慢慢地大家的意識就可能得到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