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先生终于没有谈鲁迅，他说他和鲁迅的交往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说的，只是一种“淡淡的君子之交”。 （王信/图）

我没能请动他写鲁迅的回忆

台静农是1946年渡海来台的学人，他是另一种生命典范。

大约1983年，《现代文学》复刊，因为朋友的推荐，我和白先勇见了面之后，成为它的执行编辑。当时白先勇想做一期鲁迅百年专辑，而台大教授台静农先生早年与鲁迅有过交往，被鲁迅视为入室弟子，因而由我去采访他。

从许多人的口中，我大约知道了他曾是鲁迅的得意门生。当年他先是到厦门谋教职，但似乎不顺利。1946年10月在许寿裳的邀请下，来了台湾，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又随许寿裳至台大中文系任教。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被砍杀身亡，案子疑团重重，凶手根本缺乏行凶动机。公布的数据是被暴徒所杀，但知识界的许多人认为是极右翼的特务所为。自此之后，他沉静少言。尤其1949年之后，他等于是在枪管下度日，以教授古典文学，饮酒挥毫，过着寂寞而沉静的日子，直到晚年。他的书法以沉郁顿挫、落拓潇洒、内敛含光而知名，但仍难掩其抑郁难伸之志。

我的任务是：让这一位老先生愿意开口说话，重新说一说和鲁迅的交往。许多人都说不可能，因为他已沉默了一生。但我总想试一试。

见面之前，我准备了翻印的鲁迅小说《吶喊》和《彷徨》，灰色的封面上是鲁迅面容的木刻版画。简单的线条，刚毅的面容，坚定而悲悯的眼神，往往让我想起鲁迅写小说当时，那个无知、荒谬、悲哀而又战乱的家国。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台静农老师住温州街台大教授宿舍，前有小小的院子，日式的平房，他起身迎了客人，就坐回他堆满书籍、画册、字画、毛笔与墨香的书桌前，一张大大的，有些破旧的老藤椅上。秋天的阳光从窗外射落下来，光影错落，映着泛黄的墨香。

我看着他灰白的头发，壮硕而微微龙钟的体态，想到这个生命的青春时代，曾和鲁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一起奋战，写下那些写实而动人的小说，让鲁迅怀抱了多大的期望，如今却坐在这里，用大寂寞和大孤独的心，在古老的书道艺术中，一个字一个字，书写无人可以了解的心事。

他用眼角的余光看着我，温厚地微笑着。我从书包里拿出鲁迅的两本小说，说：“这是台湾新出来的鲁迅小说。台湾查禁很久了，现在是一些人偷偷翻印出来，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

“没看过。看看吧！”

我递上了书。他默默戴上眼镜，拿着书，微微倾斜身体，就着下午的日光，无声地端详着。然而，他并不翻动书本，也不动身体，只是看着封面上的木刻版画，鲁迅的像。

许久许久，他没有做声。我不敢惊动，只是默默陪他坐着。不知道是不是下午的光慢慢地斜了，透过树影，照在书桌、地板的书籍上，反光映着他的脸，光线竟有点明亮起来。他的眼神，片刻也未曾移动，只老花眼镜上的余光，在反光中，微微发亮。

不知过了多久，他恍惚转头看我一眼，又回头看着书，半晌，才仿佛自语地慢慢说：“有点像，但也不是很像，似乎胖了点。他比较瘦。眼睛更有神……”

然而他又沉默了。

我问他，有多久没看过鲁迅的小说集了？

“很久了。”他说。

不知道是不是被他记忆的深远给镇住了，我没能请动他写鲁迅的回忆，也没能请他谈一谈和鲁迅的交往。我仿佛怕打扰他自己和鲁迅的对话一般，慢慢沉静下来。“太久了，我和他只是淡淡的君子之交，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台静农先生淡然说。

世界确实存在这样的君子

多年后，我在鲁迅的日记中，读到1932年12月21日，鲁迅致王志之的信里，写着：“静农事，殊出意外，不知何故？其妇孺今在何处？倘有所知希示知。此间报载有教授及学生多人被捕，但无姓名。”

王志之是北京第一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文学杂志》的编辑。台静农是于12月12日被捕的，当时的报纸是指上海《申报》，报道了“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

鲁迅不止为台静农忧，更为他的妇孺忧。

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下，台静农等教授学生不久获释。一个多月后，鲁迅致台静农一信：

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申年元旦开笔大吉并祝

静农兄无咎

迅顿首（一月二十六日）

诗中写的是当时军阀拥护在上的大将军（似乎暗喻蒋介石），军阀如雷霆般荼毒学生教授，灭亡下民；唯有租界，竟如无事一般，依旧打牌过日子，仿佛两个世界。鲁迅用他特有的反讽与悲愤，比喻台静农被逮捕一事，却又淡然地说，“开笔大吉”并祝他“无咎”，言下不无勉励他要继续好好写作的意思。只是他出之以淡淡的口吻，两人间的情谊和默契，信任和期许，尽在不言中。

后来，台静农南下厦门谋教职，几度碰到困难，曾和鲁迅讨论过。鲁迅也是同意的。之后，鲁迅有意提倡版画，大量收集中国传统的拓片，台静农也尽心地各处收集，寄给他。两人间的交往，只是这样一种知识的、信念的相通。

那时我才相信台静农先生对我说的，他和鲁迅的交往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说的，只是一种“淡淡的君子之交”。开始我还半信半疑，总以为他是有意地沉默，不愿意重回记忆的痛处。然而，读了鲁迅的信，我终于了解，世界确实存在这样的君子，这样的深情，这样的重义。

许寿裳被杀与周海婴来台未成

1948年许寿裳被暗杀前日记中曾提及和许广平通信：

“海婴来台甚善，入学读书，当为设法，可无问题（现已修毕何学年，盼及）。舍间粗饭，可以供给，请弗存客气，无需汇款。此外如有所需，必须汇款，则小儿世瑛本每月汇款至小女世管处，可以互拔也。大约何日成行，务望先期示知，当派人持台大旗帜在基隆船埠迎候。”（1948年1月15日）

“得廿四来书，知海婴行期，须俟阴历年外再定。现值台北雨季，气候转变较剧，索性俟雨季过后（约三月底止）为宜，因霁野、何林两夫人每当此季均病气喘，未知海婴曾患此否？如本无此恙，则可不以为意。” （1948年1月31日）

1月底他们通的信，2月16日，许寿裳的办公室被偷了薪水和脚踏车，18日那一天下午，台静农和魏建功还去找许寿裳聊天，晚上他竟被杀了。

许寿裳之死与鲁迅夫人想托许照料儿子有没有关系呢？这无从追究了。周海婴来台之事就此作罢。这所有内情，台静农内心应有所感所知罢。

台静农一篇关于许寿裳的极其压抑的追思文写道：“我现在所能记下的只是与先生的遇合，所不能记下的，却是埋在我心里的悲痛与感激。先生之关心我爱护我，远在十几年以前，而我得在先生的左右才几个月。这些天，我经过先生的寓所时，总以为先生并没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样的，从花墙望去，先生正静穆的坐在房角的小书斋里。谁知这样无从防御的建筑，正给杀人者以方便呢？虽然先生的长厚正直与博学，永远的活在善良的人们心中的。”

然而这一切都只能压抑在内心，成为酒后的书香与墨香，愈沉愈重，终归成为他的书法那种落拓的潇洒，浓郁的顿挫。

沉静的眼睛

故事并未结束，2012年，文学评论家施淑出版文集的序文中提到，启蒙时期的她，在大学里彷徨求索的时候，有两个人出来指引她的方向：许世瑛和叶嘉莹。在她的叙述中，有一条人文的血脉，静静在台湾的文化脉络里存在。

“在孤独彷徨的摸索过程中，能够缓解我内心的恐惧，帮助我对文学史禁区继续保持探求欲望的是课堂上，像奇迹一样出现的，渡海来台师长们的一些言谈和讯息。其中，最使我感激和无法忘怀的首先是系主任许世瑛老师。

许世瑛老师是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先生的长公子，因为这缘故，透过传闻，我们约略知道光复后来台筹组台湾省编译馆，为台湾复归中国文化付出巨大心力的许寿裳先生，来台两年后离奇不幸的死亡与他在台传播推介鲁迅思想及文学的关联。也因为这缘故，当许世瑛老师有次在课堂上谈到他求学的过程，无视于白色恐怖，让我们惊讶不已地以庄重尊敬的口吻，坦然提及小时为他开蒙，教他认字的是鲁迅先生，而后又借给我当时被列为禁书的《闻一多全集》，要我用心阅读学习。就这样，在我心底，那被恐共反共教育横暴地阻绝了的鲁迅所代表的文学世界，于是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同样让我感激和无法忘怀的是带领我在图书馆角落找到《中国新文学大系》，让我惊喜地发现台静农老师年轻时写的《红灯》、《蚯蚓们》等小说的叶嘉莹老师。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次杜甫诗课上，读杜甫的长诗《乐游园歌》，当讲解完这首诗的结句：‘此身吟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叶老师突然从唐朝转过身，在黑板上抄了一首没有标题、没有作者，只注明‘近人作’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除了比较这首诗的结句与千年前杜甫的感怀，叶老师还要我们特别注意诗中蕴含的强烈情思。而这首让我感觉不寻常的、谜样的‘近人作’的诗篇，直到我后来到加拿大读书，才在图书馆里赫然发现是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诗。”

文化是怎么传承的，谁都难以估量，它是涓涓细流，是寂寞伏流，是沙漠里的潜流，却在暗中浇灌许多小苗，直到多年后，人们才知它会长成一片森林。而这些涓涓细流，一定还有许多许多，它存在人的记忆里，在台湾文化的血脉中。

2013年，为了《台湾文学朗读》的节目，我访问了白先勇，谈及当年他要做鲁迅专题时，特别要我去采访台静农的往事，他笑着说：“当时就知道很难。他是一个沉郁太久的人呐。”

“可是他让我看见一种风范，一种民国文人，君子之交的情义。真好！”我感激地说。

那时我再度想起很遥远的那个下午，当台静农先生看着鲁迅小说集上的版画，恒久恒久地沉默着，眼神定格，记忆出神，缓慢说出：“有点像，但也不是很像，似乎胖了点。他比较瘦。眼睛更有神……”

我无法遗忘那个下午，那记忆的沉静的眼睛，曾闪动着我一生中见过的最遥远而动人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