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迫害的主要对象之一

迫害古已有之。所谓迫害，是指个体由于强势者——无论是来自国家，还是来自政治、宗教及其他社会团体或势力——带有针对性的暴力或潜暴力行为，致使生命、财产、名誉等遭到侵犯、损害和剥夺的情形。集体迫害实质上是对个体迫害的集合。这里强调受迫害的个人性，目的在于防止将生命抽象化、符号化。事实上，在历史叙述中，许多集体迫害事件，倘若有幸不曾遭到抹杀和窜改，众多鲜血淋漓的生命，也往往被简化为寥寥几组数字，失去原来的可感性。

集体迫害主要有宗教迫害和政治迫害两种。至中世纪，宗教迫害进入极盛时期，宗教裁判所是著名的。近世以降，政治代替宗教成为主角。在崛起的民族国家里，只要沿袭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是其中的一种现代形态——的政治体制，集体迫害事件就不会绝迹，甚至有增无已。20世纪苏联的肃反和纳粹德国的反犹，论规模性和暴虐性，足以使宗教裁判所迫害异端的故事相形见绌。

除了种族清洗，在社会群体中，具有知识分子意识的写作者由来是政治迫害的主要对象之一。从西方到东方，这是对女巫、癫僧、史官的历史性迫害的一种延续和扩大。这些人是天生的异议者，统一意识形态的敌人，他们不但可以作为忠实的记录者为历史作证，而且可以作为预言家和鼓动家，影响社会舆情。为了维护固有的政治格局，统治者势必通过各种手段迫害他们，以期剪除这根社会的大舌头。

在专制——所谓“开明专制”也是专制——政体之下，写作者面临三种选择：一、跟随权杖起舞，颂圣成为主流；二、逃避现实，顾左右而言他，最常见是风花雪月，娱乐化，形式主义。这两种选择，其实在骨子里是一致的，就是私人利益至上，拒绝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对他们来说，写作当然是最稳当的买卖。另有一种选择，就是直面现实，干预社会，抨击专制体制，反抗权势集团。但这样，写作便成了一种冒险的职业，轻则失去自由，禁止发表作品，遭到监视、囚禁、流放，重则失去生命。

迫害与写作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两者的博弈一直在进行。

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

写作是需要余裕的，不但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而且要有相对安全、宁静的环境。正如苏联作家扎米亚京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所说：“要一个作家置身于一年比一年厉害的有组织的迫害气氛中，从事创作是不可能的。”这里仅就一般文学写作而言，思想性论著还不包括在内。

在苏联，只要“倾向性”被认为出了问题，就随时有被剥夺写作机会的可能。真正的作家视写作为生命，正如扎米亚京所说，写作机会一旦被剥夺，则无异于面临死刑。

在出版被严格统一控制的情况下，意欲突破查禁的罗网而坚持写作，对于作家的勇气、意志和智慧，无疑是一种考验。

对异见者的迫害，在帝俄时代是有传统的，但是，人们无法预料，十月革命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迫害竟致于变本加厉。1922年，“哲学船事件”发生震惊世界。在这一驱逐事件中离境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境外出版了一批论著和回忆录，评述苏维埃政权下的人民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境遇，总算保存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在此期间，高尔基主编的《新文化报》发表了在当局看来十分不合时宜的系列时评，结果被“动员”到国外疗养，且一去长达十二年，实际上让他噤声。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为了利用他的声誉，尊之为苏联作协主席，带头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打造了一批粉饰性的文学作品。

苏联当局掩盖了所有这些事实，几十年间，国内对“哲学船事件”一无所知，包括高尔基的时评《不合时宜的思想》成为禁书。相关的档案材料和文稿，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得以公开面世。

1957年11月，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意大利出版小说《日瓦戈医生》，次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苏联《文学报》认为授奖是西方的“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小说也被《真理报》等指为“反革命、反人民、反艺术”的作品。鉴于作者的“背叛行为”，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他的会籍，团中央书记骂他是“一头弄脏自己食槽的猪”。帕斯捷尔纳克被迫作出检讨，拒绝接受诺奖，从此郁郁以终。1929年，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同样在国外出版，遭到批判后退出苏联作协，被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开除。如果不是高尔基施以援手，让他及时离境，结果将不堪设想。二三十年代，许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家先后遭到镇压，其中有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巴别尔等；或者以自杀结束生命，如茨维塔耶娃。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作协，上了“黑名单”。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扎鲍洛茨基等人的戏剧、小说和诗作都被禁止上演和出版，甚至被目为“敌人”送至劳改营。在苏联，严厉的政治文化政策及出版制度窒息了思想，扼杀了独立、自由的写作。

大半个世纪的“苏联文学”，基本上是由政治局、宣传部和作协机关主导下形成的，是配合官方政治的奴隶主义的产物。

但是，苏联在气候最为肃杀的时期，仍然有人坚持严肃、真实的写作，如利季娅。她在1939年至1940年，即写出反映1937年肃反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一个母亲失去独子的故事。

关于这个小说，利季娅说：“像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那样的人太多了，几百万，但生活在不允许人民阅读所有文件和文学的时代，几十年的真正历史被篡改的时代，他们只能根据个人经历独立思考……多年来我只有一份手稿，用紫墨水写在中学生厚笔记本上。我不能藏在家里，三次搜查和没收全部财产的经历记忆犹新。朋友帮我收藏笔记本，如果从他家里搜出，他会被五马分尸。”她最终没有因为自我保护的需要而搁笔。

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于1956年自杀，在遗书中，他这样描述苏联文学界的状况：“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以想到。”据统计，从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到1954年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二十年间，受到迫害的作家至少达二千人以上。剩下的是哪些人呢？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有一个震动一时的讲话，他尖锐地指出，苏联作协全体成员中有一大批“死灵魂”；至于作品，除了极少数富于才智者外，都是“垃圾”。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思想文化界进入所谓的“解冻”时期，其实为时十分短暂。由于政治体制并未出现根本性的改革，所谓“思想解放”是有限度的，依附这个体制生存的文学也不可能有大的飞跃。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一个被称作持不同政见者的写作群体出现了。这些异见分子主动撤离官方布置的逼窄的出版空间，开始向地下和国外进发。地下刊物名为“萨米亚特”，其活动在1955年到1965年间达到全盛时期。在国外出版的苏联被禁的作品名为“塔米亚特”，此时也在扩散；而且萨米亚特很快就会成为塔米亚特。其中突出的地下作家有索尔仁尼琴，他的三卷《古拉格群岛》以编年史形式描绘了集中营的灾难性情景，许多象征性画面，其实是苏联社会生活的缩影。据传，在苏联，如果谁有一本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将会遭到逮捕，并且至少判处5年以上徒刑。但此时，迫害已无法遏止索尔仁尼琴的影响，仅《古拉格群岛》，便在多国出版，销售量达上千万册之巨。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加强了索尔仁尼琴的影响力，致使他终于得以在两年后安全抵达西方。在领取奖金的讲演中，他严词谴责国内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认为这是“对整个人类的一种威胁”。

后斯大林时代是一个平庸的时代。这时，当局对思想和写作的控制相对而言较为松弛，但是，由于斯大林主义本质的东西仍旧在支配苏联社会，所以仍然会出现像关押布罗茨基，逮捕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等恶性事件，以致一度激发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性的抗议。然而官方的迫害行为，毕竟一步一步往后退，至80年代，便成强弩之末，一座屹立了七十年的大厦，即将悄然坍毁。

东欧：苏联政治的复制品

作为苏联在东欧的“卫星国”，迫害与写作的冲突一样持续了数十年。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与苏联同构，所以迫害的手段，包括使用的名义、理论、口号，可以说是完全复制苏联的，属于斯大林主义版本。

个别国家如罗马尼亚，对写作的干预特别严厉，赫塔米勒、马内阿等作家直呼党的书记齐奥塞斯库为“独裁者”，著书控告国内的书报审查制度。被称为“独裁统治日常生活的女编年史作者”，赫塔米勒本人长期受到安全部门的监控，她的作品行文跳跃，作风怪异，与不自由的处境是有关系的。处女作《低地》在出版审查时遭到严重删改，甚至连“箱子”一词也要删去，免使读者联想到“流亡”。但是，她没有屈服于审查机构的意志，把《低地》偷送到德国出版。她表示说：“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给人民以‘词’的意义，我也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作为抵抗的工具。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纯洁。”罗马尼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度把审查的职能机构直接落实到编辑手上，并且不断把那些精明可靠的专业人员调入编辑队伍中来；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重新设立了一个中央审查机构，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控制。马内阿就有两部作品无法通过审查，他的随笔集《论小丑》载有这方面的个案，可见审查的严密。用马内阿的说法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欺骗”：“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又希望能躲开审查者。”其实，这里所说的“欺骗”，正是隐微写作。

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可举著名小说家伊斯梅尔卡达莱为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他在领导人霍查在世时，是一个颂歌唱得最响亮的“御用作家”。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小说，大都是他出国以后写成的。人们始终弄不清楚：他的前后差异完全是出于人格分裂，还是最后走向对真理的皈依？出国前写成的小说《梦幻宫殿》，采用寓言体形式，完全有可能为了逃避恐怖，而不仅仅出于艺术上的考虑。然而，由于主题的敏感性，虽然说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故事，也无法遏止读者包括审查官员的想象，所以出版后不久即被列为禁书。

波兰是一个英雄的民族，十九世纪以来不断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斗争。文学方面有着密茨凯维奇、显克维奇的传统，但是，至二十世纪下半叶，那种直面人生、批判现实、勇敢抗争的小说作家极为罕见，而以愤火内焚并以此烤炙社会的诗人却成群出现，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为了逃避政治恐怖，恰好拜诗歌含糊多义的形式之所赐。米沃什是其中的代表性诗人，不过他在完成随笔集《被禁锢的头脑》之后，就流亡到美国去了，大部分诗人仍然留在笼子里歌唱。1976年，另一位著名诗人赫伯特办了一份地下文学刊物《记录》，除了刊载其他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之外，他自己也不断在上面发表抗议的诗章。

在东欧，几乎是连锁反应般地，在七十年代都出现了地下刊物。现在看来，这种萨米亚特现象，其实是“斯大林体制”崩溃的一个先兆。

萨米亚特最活跃的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加剧了知识分子的地下活动。遭禁的作家定时聚会，朗读新作，交换手稿，非法印刷及传播。至1980年年底，秘密出版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即有200多种以上。昆德拉是一个从接受现体制保护向为抽屉写作过渡的作家。在他表现出明显转折的作品《玩笑》出版时，仍然被审查官扣留了半年。他渴望逃避，后来去了法国，以致最后用法语写作。现体制不容许“真实”的存在，不容许质疑，更不容许抗议。由哈维尔、帕托切克等联合签署的《七七宪章》，是著名的地下出版物。发起者要求“政治需听从法律，而法律无须听从政治”，结果是“政治”登台清场，哈维尔系狱，帕托切克被折磨致死，宪章运动遭到严厉镇压。然而，历史的意志毕竟不可违拗，《七七宪章》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从地下到地上，终至于在1989年揭开新的一页。

东欧同苏联一样，由于特殊的制度因素的制约，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大抵只能在地下和国外产生。

德国：围绕“托马斯曼风波”

阿伦特在其政治学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将苏联和纳粹德国一并论列。历史表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是师法苏联的，陈独秀则干脆指德国是普鲁士传统加布尔什维主义。其中，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宣传，利用所谓“群众”对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进行迫害等尤为突出。纳粹集团从崛起到覆灭，大约只有十年左右，由于上台仓促，又急于发动战争，在文化政策的制订方面，不如苏联的系统周密。对于知识分子和自由作家，也都基本上采取运动式的一次性清洗的策略，一面焚毁书籍，一面流放或监禁精英分子。据魏德曼《焚书之书》提供的名单，(

在1933年至1935年间，共有94名德国作家和37名非德语作家作品被焚毁，100多位作家逃亡国外。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布莱希特、图霍尔斯基、茨威格等著名作家都在逃亡之列。

迫害是有威慑力的。但是，对于那些远离国境的作家来说，极权的淫威已不复存在；他们跟从前一样，依然关注着这块为恐怖与谎言所统治的故土，以笔为剑，加入国际反法西斯主义阵线。在耽留国内的作家中，不少乐于充当纳粹政权的啦啦队，响应“血与土”的主旋律，制造新的国家神话。自然也有保持沉默者，有的则在无涉政治的题材中写些电影脚本，或是儿童读物。值得指出的是，有一批被称为“内心流亡者”，他们不惮于眼前的压力，在无比险恶孤独的境地里，发出深沉的反抗的呼声。

流亡的作家不承认世界上有什么“内心流亡”，质疑“留下来的人”的作品的反抗的有效性。而在国内从事禁闭式写作的作家对于流亡作家置于自由的国度而非议不自由的同行的做法，同样不能接受。著名的“托马斯曼风波”凸显了两部分作家的分歧，它对于理解政治与写作的令人困惑的关系，颇具启示的意义。

1945年5月8日，托马斯曼在英国广播公司对他的“德国听众”发表讲话，首次提出一个“德国人”的集体耻辱问题；对于国内同行呼吁像他一样的流亡者回国一事，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次讲话引来莫罗、蒂斯等人的答复。蒂斯在公开信中否认全体德国人都负有罪责，为“留下来的人”辩护，甚至说：“我认为要在这里保持人格，比在那边向德国人民发些通告不知要困难多少，那些通告，人民中有些是根本不听的，而我们这些知情者则始终觉得比他们高出一头。”

托马斯曼把关注点引到“忠诚誓言”上面，因为许多被称为“内心流亡者”在纳粹统治时期都曾经宣誓效忠。他斥责说：

“在我眼里，从1933年到1945年在德国境内能够出版的书籍毫无价值，不值得沾手。这些书散发着血腥、耻辱的气味。这些书应当统统捣烂化为纸浆。

德国报纸展开激烈讨论，不少人对托马斯曼进行反击。为此，托马斯曼非常失望，拒绝回国，其他流亡作家也深感受到祖国不公正的对待。

蒂斯在辩文中，把极少数纳粹分子及当时官办“作家协会”全部成员归纳为“内心流亡者”，无疑是草率的。但是，在“留下来的人”中，确实存在少数坚定的反抗分子；有的早先还曾是纳粹的追随者，终至放弃优越的写作条件而从事冒险实属不易。纳粹掌权后，严厉控制新报刊的创办，为了尽可能缩小舆论的影响力，甚至垄断了报纸的分配。尽管如此，当局仍然无法禁止原有的报刊为“国内流亡派”所利用；至于由一些进步的党派势力组织式渗透的作家团体，表现尤为激烈。它们出版抵抗运动的小册子、地下报刊、各种非法出版物，突破重重关卡传送到尽可能多的德国人手中；或者将出版物偷运出境，在国外揭露德国的事实真相，发出呼吁和警告。更普遍的情况是，留下来的作家多以自己所独创的、伪装的、巧妙的形式，争取通过书报审查，以期获得合法出版。事实是，已经获准出版的书刊，也不能确保绝对安全。正如费舍尔在流亡者刊物中预料的那样：“他们的嘴迟早要被封上，他们手指间的笔早晚要被击碎。”被逮捕，进集中营，遭到处决的作家足够开具一份清单。在极权国家里，只要心怀不满而又有所表达，都会遭遇不幸的结局。而这种压抑和恐惧，倒是流亡国外的作家所无须经受的。

关于“隐微写作”

纳粹上台时逃至美国的犹太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于1952年出版《迫害与写作艺术》。他给出的“迫害”的概念，涵盖最残忍的类型和最温和的类型，但明确指出，如宗教迫害、政治迫害与一般的社会排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迫害，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写作技巧，一种独特的著述类型：只要涉及要害问题，真理就必须通过字里行间呈现出来。这样一种“采用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施特劳斯称之为“隐微写作”，而与“显白写作”对称。隐微写作明显是隐喻性的，带有构思晦涩、矛盾、怪异、迂回、暗示、提示、象征、双关等等特点，包括使用笔名。剧作家布莱希特在《写出真实的五种困难》一文中提到的“把真实分成许多份来说”，也可算是隐微写作的一种技巧。隐微写作是与专制的、不自由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的；除非思想气候发生变化，不然，持异端观点的作家一定不会放弃这种写作方式。

施特劳斯认为，隐微写作具有公共交流的全部优点，而免于公共交流的最大弊害：作者有可能被处于极刑。作家坚持隐微写作，选择的读者对象只能是有思想的人，通过这些“值得信赖的聪明读者”，以“字里行间阅读法”还原其根本意图，从而把真理从真诚的谎言中剥离出来。

在极权主义国度，优秀的著作几乎不可避免地带有隐蔽的方式、形式和风格。由于文学作品本身用形象说话，可以避开逻辑语言的直接性，而且，除了虚构，它还拥有多种修辞方式，可以成为隐蔽的对抗手段，因此，隐微写作者往往是作家；在政治迫害时期出现和存留最多的作品，就是文学作品。

德国老牌杂志《德国评论》的主编培切尔为了把刊物变成反对派的喉舌，便采用伪装手法。比如他最有名的一篇关于西伯利亚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对一本写苏联恐怖政策的书的评论，每句话都适用于纳粹的高压政策。刊物不时出现诸如《骗子颂》、《权力的罪恶》、《一个暴君的形象》等标题，启人联想。当然，作为代价，他在集中营和监狱中关了三年。《法兰克福报》的文艺副刊利用纳粹党人的语言说事，如称日本人为“黄色的雅利安人”之类，极力以合法的形式表达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不满，最后导致报纸的被查封。

历史小说盛行是有根据的。留给德国作家可选择的题材有限，动辄得咎，只好回到往昔寻找更大一点的写作空间。当时，伯根格伦写了一部影响极大的小说《大独裁者和法律》，当它最初以连载形式刊出时，编辑不得不对原稿进行了改动。首先，书名换成《诱惑》，书中“独裁者”改为“摄政者”，只要小说中的独裁者与希特勒有相似之处都被删除干净，所有的政治性暗示当然不可能保留。小说出版时意外恢复了原来的书名，震撼力可想而知。雷克-马尔克泽文的《博克尔森：一场群众性歇斯底里的历史》是一部历史学著作，表面上是有关十六世纪蒙斯特的再洗礼教教徒的研究，实际上在攻击导致纳粹党上台执政的群众性歇斯底里；而且，书中对政治暴发户必然迅速垮台作出暗示。在当时一片“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他还设法公开发表《绝望者日记》，说：“任何人只要怀疑到或发现了新教义的毛病，都注定要判死刑。”这就露骨多了。结果，在被监视十年之后，他于1944年12月被捕，两个月后死于达豪集中营。恩斯特荣格的小说《在大理石峭壁上》被誉为“德国国内抵抗派文学代表作”，不但能公开出版，而且头版销量在万册以上，创造了一个小小奇迹。究其原因，就在于神秘、华美的形式外衣，迷惑了审查官的眼睛和鼻子。小说写到暴君和恐怖，但是荣格并没有虚拟一个固定的故事背景，而是在过去和现在、北方和南方、爱情与死亡之间自由往返，意象密集，文字优美，神话和隐喻超量使用，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它是作者“内心刻意结撰的一个神秘的避难所”。当然，荣格作为民族派人物的赫赫声名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不过，当时已经有人提出此书应当列入黑名单。

在纳粹德国，抒情诗突然繁荣起来。据文学史家的描述，作家普遍写诗，这种现象比倾向于历史题材的写作更加引人注目。所谓“诗无达诂”，诗歌本身的歧义性，就包含了“隐微写作”的有利因素。哈格尔斯坦概括这个时代许多人选择十四行诗的原因时说：“十四行诗为他们提供了像花岗岩石板一样的建筑材料。这种形式体现的是与混乱的对抗，是对新秩序的期望，对虚伪灵魂的反击，十四行诗完全变成了一种流行的抵抗形式。”说十四行诗是一种“抵抗形式”未免夸大，但确乎不乏这样的例子。在被枪杀的莫阿比特的遗物中有一个笔记本，上面留下写于狱中的79首诗，就叫《莫阿比特十四行诗》。

从隐微写作看迫害与写作的关系，是写作者与权力者之间的一个周旋过程。维舍特原来算得上是纳粹党的宠儿，曾经两度获奖，甚至计划写作一部题为《第三帝国》的“日耳曼人灵魂的清唱剧”。一如他所述，“直到1935年以前，那条路仍然对我敞开着。我非常清楚，那是一条表面看来十分耀眼的路，我只须抓住那仍向我伸出来的手便可踏上这条路。”但是，他并不想抓住那伸过来的手。最终他抛弃了官方所给予他的盛大的荣誉，还有锦绣前程；尤其令官方不能容忍的是，他对这所有一切公开表示蔑视。他被关进了集中营，出来后，并未中断写作和社会活动。1935年4月，他在慕尼克大学演讲，呼吁大学生独立思考，倾听良心的声音，不要被蛊惑。这次演讲，在莫斯科的流亡刊物《发言》上发表，为当局所注意。1937年，他在科隆搞了一次公开朗读活动，朗读他的《白水牛》——一个关于坚持正义和真理，与谎言作斗争的印度传说，直接招致盖世太保的制止。1938年春被捕，在慕尼黑监狱转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直到年底释放。他在小说《死亡之林》中记下集中营的体验，这个作品以及其他一些作品都被他埋在花园里，直到纳粹政权覆灭之后，才拿出来发表。

拉丁美洲：军人集团与文人集团的较量

拉丁美洲有着独特的历史，它长期封闭起来，被“发现”很晚，是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殖民主义者把它带到现代的门槛上来。在政治文化方面，既与欧洲传统相连接，又极力使之分离。这种分离意识在第一代知识分子中便已充分地表现出来，如何塞马蒂等，他们勇敢地投入到反对殖民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在这中间，伴随着他们的不仅仅是火器，还有写作，都是集体的战叫。

驱走殖民主义者之后，军人长期盘踞拉美政坛，实行独裁统治。民族独立并没有给人民带来自由和和平。1982年，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词中专一诉说拉美的“孤独”：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发生过5次战争、17次政变，由于暴力镇压而死去的人有12万之多。阿根廷1976年至1983年的“肮脏战争”臭名昭著，孕妇被捕后在监狱分娩，而孩子不是被军人“偷窃”，就是被监禁在孤儿院里。三万人失踪，“五月广场”至今飘荡着青年的亡魂和母亲的哭泣。智利的逃亡者即多达100万，占国民人口的百分之十。乌拉圭被认为是拉美最文明的小国，每五个公民就有一个人在流放中失踪。马尔克斯统计说，如果将拉美的流亡者和被迫移居国外的侨民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总数将比挪威还要多。

流寓欧洲的作家很不少，虽然大多是“自愿的流亡者”而非政治流亡者，但都是因为逃避国内政治的专制和黑暗，正如略萨介绍说的，流亡国外可以更好地写作。他说，仅仅在秘鲁就能开列一份由流亡多年的人写的著名作品的清单。其中，写《王家述评》的加西拉索流亡了三十年，写《人类的诗篇》的巴列霍流亡了十二年。这些流亡者即使远离了拉美，仍然不曾忘怀这块黑暗的大陆，他们的作品带有深刻的民族特点；所以，略萨说流亡者加西拉索和巴列霍的文学，可以称为扎根本国的文学。

作家受到专制当局的直接迫害而系狱、逃亡，甚至死去也大不乏人。古巴的卡彭铁尔，由于在一项反对马查多的宣言上签名，便被投入监狱，他关在普拉多第一监狱里就达七次之多。他的第一部小说，就是在狱中写的。智利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在上世纪40年代沦为流亡者。他的住宅被焚烧，本人遭到通缉，有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过着逃亡生活。就在这动荡的生活中，他完成了一生中最辉煌的诗集《漫歌》。其中，就有一首长诗名为《逃亡者》。1951年流亡法国的阿根廷小说家科塔萨尔形容这些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下的拉美国家的文学，就像一个人在牢房里唱歌，包围他的只是憎恨和不信任；在那里，无论是批判性思想还是纯粹的想象都被视为一种罪行。他说，只要文学干涉现实，就会立刻遭到现实的排斥和打击；那些揭露现实的文字，只能把思想真实和希望的秘密藏匿起来，阅读它就像收到那种抛在大海里的漂流瓶一样。

科塔萨尔指出，阿根廷文学跟智利、乌拉圭文学一样，其处境是绝望的。它是一种在流亡和被迫的沉默、疏远和死亡之间摇摆的文学。一些作家侨居国外，另一些作家却根本不能出国，他们遭到绑架甚或被杀死。他随之列举了一批作家的名字，肯定了“在国内工作的人”为使他们的思想战胜审查和威胁而竭尽努力；与此同时，在国外写作的人也在通过公开的或地下的途径，向国内人民传递他们的声音，为抵消官方的宣传而全力以赴。

传记作家伍德尔称，博尔赫斯“到死为止同他国家的历届政府一直不和”。事实上，博尔赫斯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长期受到左翼的攻击，晚年有同军事独裁政府合流的嫌疑，曾同魏地拉将军共进午餐，同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大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合影，还曾接受邻国大元帅颁给的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十字大勋章。据说正是为此失去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但是，他确实是一直敌视庇隆及其政权的。

另一位传记作家莫内加尔称，博尔赫斯生活在“庇隆的精神牢狱”里，“他憎恨这个煽动社会仇恨、进行卑劣的法西斯说教、用庸俗的方式大肆蛊惑人心的政客领袖”，他带着这种愤激构筑他的文学迷宫。在这里，引入施特劳斯的“隐微写作”的概念是合适的。博尔赫斯曾经声称：“独裁扶植了压迫、奴役、残暴，更可恨的是独裁扶植了愚蠢……”；又表示说，向独裁政权的野蛮和愚蠢的行为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责任之一。可是，他毕竟是一位胆小的作家，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充分显示了虚构的能力和智慧的技巧，伍德尔称之为“典型的规避战术”。他有一些作品是秘密印刷，在小圈子内流行的。在作品中，他试图否认时间的存在，着力于描画同源事实，呈现幻想世界、历史与现实世界的同一性，“不是相似，而是一模一样”。在诗集《深沉的玫瑰》中，他写诗悼念五岁的甥孙女落水溺死：“在这次小小不言的死亡中/有多少可能的生命随之消失？”在诗中，他讽刺说，他的国家是“英勇的”；而这个国家，正是已经开始了“失踪者”时代的阿根廷。诗的最后一行是：“笼罩在我们头顶的是残暴的历史。”

1980年4月28日，博尔赫斯对《新闻报》驻马德里记者发表声明说：“对于恐怖主义和镇压在国内造成的严重的道德问题，我不能置之不理；面对这么多的死亡和失踪，我不能保持沉默。”一个月后，他又发表一个反政府的声明：“对于现政府，我无法施加影响。它是个国家主义的政府，我不是国家主义者。……我没有任何职位，我是自由人。”

博尔赫斯20年前所作的声明，至今仍然使广大的幸存者感到震惊，心存愧疚。这个盲人被我们的许多才子作家奉为艺术守护神，后现代主义文学偶像，但是，他们忘记了，就是这样一个拉美作家，在他的迷宫样的作品中，隐藏着一种不屈的对抗的力量。正如他在作品《扎伊尔》中的一句插话所表述的：“不管怎么不完整，我仍旧是博尔赫斯。”

中国：鲁迅传统

中国是一个有着二千多年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其披覆之深广，致使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多年，诸多文件、报纸、报告、会议的讲话等仍然出现“封建主义残余”一类话语。自秦以后，行郡县制而非分封制，即所谓“百代都行秦政制”，所以，学术界有人作出结论说：教条主义地套用马克思的建基于西方历史的历史分期说是不恰当的，从本质上说，“封建主义”应为“专制主义”。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中国式文字狱的一个原型。文人命运多舛，明清之后，所受迫害更剧。及至现代，国民党以党治国，把苏俄和德国现代管理的严密性和本土帝制时代人治的随意性结合起来，建立书报审查制度，对作家言论和写作实行高度控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带开创性的，前所未有的。今天有学者淡化甚至美化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文网史，如果不是出于相对主义的叙述策略的话，那么简直是无知妄断。无须翻查相关的档案及文学资料，仅就鲁迅三十年代的著作而言，就多次涉及国民党的文化统治政策。所谓“吟罢低眉无写处”，这是的确的。

作为反抗迫害的写作者，鲁迅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作品被删、被禁，或根本无从发表。但是，他没有在淫威下屈服，誓言“以笔对付手枪”，主张“韧战”、“壕堑战”、“散兵战”，不断寻找“钻网的法子”，并极力使之完善为一种艺术，他使用笔名多达90多个，在世界作家中是罕见的。在他的作品中，杂文写作尤为突出：题材有史学，有新闻，以及各种杂闻，可谓无所不包；类比、借喻、讽刺、幽默、反语、互文、影射、改写，春秋笔法，神出鬼没，堪称隐微写作的大师。但在关键时刻，他也会走出壕堑，恢复显白写作。远在北洋政府枪杀学生，国民党“清党”时不说，“党国”建成之后，当左联作家被害，日本侵华，重大口号论争，他都有锋芒毕现的作品出手。但主要是隐晦曲折，这是迫害时代所加于反抗者的风格烙印。也有完全转入地下的，譬如拿作品到境外发表，或在非法刊物发表。

鲁迅去世以后，他的隐微写作的传统并没有在历史的顺延中得到合理的承继。抗战文学趋于一致性激烈，是可理解的，战后的写作者也多党派化，集团化，独立反抗的写作者非常稀少。

延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它的独立性。在延安，鲁迅一面受到尊崇和利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受到不应有的贬抑和扭曲。有一种理论认为，解放区是光明的，采取暴露的方式是不合适的；而且，讽刺不能乱用，倘运用于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是错误的，因此，鲁迅式的“杂文时代”应当宣告结束。鲁迅的青年朋友如萧军、胡风、冯雪峰，先后遭到整肃并非偶然。

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频繁，知识分子被规定为思想改造的对象，这对于正常的写作是一个冲击。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到极端，一夜之间，许多学者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作家成为“牛鬼蛇神”，被抄家，批斗，关进“牛棚”，下放“干校”，被迫放弃写作。如巴金就没有创作，连隐微写作也没有；发表时被“开天窗”的《随想录》，还是“文革”过后几年写作的。当时，他只敢做做翻译，顶多是腹诽，借译赫尔岑诅咒沙皇的文字以舒愤懑。整个“文革”期间，只剩一个作家和几个戏，哲学社会科学及文学刊物停刊，书店一度只有“红宝书”赫然在架。如果说有所谓“地下文学”，惟是《第二次握手》之类有数的几种。右派刘绍棠把偷偷写就的小说稿埋入地里多年，后来挖出来发表，其实，依旧是如从前一样的田园牧歌式作品。

用意识形态专家的概念来说，这是一个“左”的时期。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55万右派脱帽，知识分子加冕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堪称“大团圆”的美妙结局。当时，知识界有“第二次解放”之说，可见先前的禁锢之深，也可见即时的一种普遍的感恩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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