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绝对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是为你而鸣。”
——约翰·邓恩（英国诗人，1573-1631）
“有些人企图躲进自己的个人美德的内殿，以逃避乱七八糟的公众生活。然而，这种人面对自己周围的不义，不得不封住口、闭上眼。只有以自欺作为代价，他们才能保持自身的纯洁，远离承担责任的行动所带来的污垢。因为他们所获得的一切，他们弃之不为的一切，仍将扰乱他们内心的平静。面对这种纷扰，他们不是在精神上走向崩溃，就是发展为一切法利赛人当中最伪善的人。”
——朋霍费尔（德国神学家，1906-1945）
“你必须自己开始。假如你自己不以积极的爱去深入生存，假如你不以自己的方式去为自己揭示生存的意义，那么，对你来说，生存就将依然是没有意义的。每一件事物都在等待着你去圣化；每一件事物都在等待着在相见中被你发现，在相见中被你实现……用你的全部存在去同世界相会吧……”
——马丁·布伯（犹太哲学家，1878-1965）
今年我们在谈论年度好书的评选活动时，多了一个维度，那就是，“每一个个体都必须面对的艰难精神跋涉”。自2004年首次评选年度好书，我们的宗旨一直是“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思想，现实情怀”，对现实社会的关切，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阅读的力量，期待阅读的建设性，经由开放的阅读，建立我们时代的社会信仰，明确我们自身的责任，构建我们理解及参与这个时代的理性。
但今年，我们更想强调的是，阅读也是私密的事情。它让人得以自由离开当下的社会与时代，也让人进入对周遭世界的更深的理解；它让人离开自我去看更辽阔的世界，也让人返还内心深处，坦然省察自我。
所以，人的尊严，有意义的生活，怀疑时代如何信仰……这些话题的辐射力度令人期待。宏观的社会变革与政治变迁，并不能支撑起人日常的生活，自我完善、爱，这些人生的任务仍然在向每个人提出自己的要求。在何光沪的书里，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些许参考。
1 秉烛，微光摇曳
漫长的隧道中，一群人摸索前进，眼目所及，尽是黑暗，他们看不见彼此，无法相互安慰，孤独捆绑着每一个人，希望渺茫，不知何处是黑暗的尽头，伤痛、哀怨与绝望渐成灵魂的重负……如果此时，有人燃起烛火，微光摇曳，那又会是怎样的景象？
2014年的一个秋日，已经有12年未出新著的宗教学家何光沪，在为自己的新文集写前言时，想到了隧中秉烛者的形象。他说，秉烛者令人仰慕，他们使得人们看见了脚下的路，看见了同伴的脸，而且，最重要的是，秉烛者使得人们在彼此的面孔上看见希望与爱。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他人即地狱，而何光沪偏爱列维纳斯的那句话：他人的脸是神的命令。如何对待他人，如何与他人分享世界，是何光沪学术研究的关切所在。他对书斋外的人群，对周遭社会整个生活形态，怀有特别的关切。早在1987年，他就通过对马丁·布伯的《我与你》一书评述，表达过对生活意义的认知：使自己真正活得像一个人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他人当做更好的人去对待；而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方式，是从自己出发，用整个身心的存在，去回应周遭世界，在与他人、与世界的相会中，照见自己生命的光芒。
“秉烛隧中”成为何光沪新书的名字。将晦暗照彻，使黑暗启明，这样的意象，对何光沪而言，既是难以抗拒的要求，也是严格的自我律令。人心与社会，都有幽暗之处，若有光，临到哪里，哪里的黑暗就会变成光明。他总是希望自己对“明彻”之事有所助益，并将其视为人生安慰的源泉。马丁·路德·金在去世前的演讲里说：“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个声音对我说‘我悦纳你，祝福你，因为你努力过。这是好的。”何光沪对马丁·路德·金这低调的坚韧深为感动，他也把自己此世的目标定位在“努力过”，希望自己能穿越自身必然遭遇的黑暗，但始终有力量保持努力。
2 生活着，用眉间滴下的汗水
对话与分享，存在与爱，这些都是何光沪著作中的高频词汇。人对词语的偏好，往往与个人最深切的体验相连，那里有他最深的忧惧与渴求，也是他命运的先知。通过回忆与文字，去拜访何光沪早年的生活，很难想象，他之后会以宗教学研究为一生之志业，偶然的选择，仿如灵光乍现，只有在回顾时才能发现，每一个转折其实都只有一座桥，选择缩小到要不要走过去。
何光沪生于1950年，自幼丧父，家贫如洗，母亲一人抚养五个孩子，靠出租小人书维持生计。全家住在一间不到七平方米的木板房，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又遭逢非常态的动荡社会，人们陷于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中，时代的悖谬与暴力合力而成疾风，把何光沪一步步推往绝境：1968年下乡务农，1970年随母亲再次下放农村，他常肩挑重担，在大山里踽踽独行，精疲力竭时，坐在地上仰望高山蓝天，感慨人世艰辛。
所幸政治风暴在深山之中会有所衰减，尽管被贴了污黑的政治标签，何光沪还是获得了农民的信任，担任了山里小学的代课老师，白天教授学校里所有课程兼体操、唱歌、讲故事，天黑后上山打柴。青春被封闭在大山之中，生活的世界窄小无出路，人生的路要去往哪里，完全不可能知道。他不相信生活就是如此、仅限于此，要证实有另一种世界。带着这样的渴望，学英语就有了一种非常巨大的意义——一种不同的语言，意味着有一个不同的世界。那使他有了证据，相信眼前的世界并非一切。
在何光沪的文字里，很难找到那种将自己当做受害者的悲愤与怨怼，即便是叙写大山中的无望生活，也不忘惊叹山岚沉云与苍穹霞光的壮美。他回忆彼时舅舅来山中看望他，领他出门拾柴时说，“出门勤弯腰，进门不愁烧”，孤苦无助的记忆并未随此而发，他转而强调，这是重要的生活经验，就像基督教创世神话里对人之生活的预言：“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也正如他20岁时在山间吟出的《山行》所言：
一山又一山，山山汗如挥。
茅屋狗远吠，草径雀近飞。
俯叹身世苦，仰歌自然伟。
踏平万峰后，心灵展翅飞。
1977年高考恢复时，何光沪已经27岁。梦想复燃，却不存奢望，只低调选择了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进校后第二年，他还是抵不住心中的念想，要向更高远处行走，于是准备考研。恰好当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招生，其中有基督教专业，要求考试的科目并不难，何光沪啃了一遍《大英百科全书》中的“Christianity”词条，决定斗胆一试。复试时，考场上只有他一个考生，面试则在徐怀启先生的病床边进行。
接到研究所录取通知书后不久，何光沪在《光明日报》读到一则新闻：上海师大开始考虑给老教授们配备助手，原因是一位老教授去世后，留下的基督教史手稿无人能够整理，那位老教授就是徐怀启。可见宗教学在中国之冷门。而何光沪的斗胆一试竟获成功，也实在得益于此。当他在研究所图书馆那灰尘厚积的外文书架上，随手取下麦奎利（1919-2007）的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并由此开启自己翻译宗教哲学作品之路，他心有感恩，觉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指引着自己。
3 存在着，理解时代的真相
何光沪在山区教书时，周围有很多农民处于半饥饿状态，底层的赤贫，以非常极端的方式袒露自身：路边，长满荒草的空房子，本住在房子里的人，已经死绝。而那时所有媒体都在说，除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多挖两锄自留地，就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人们承受着相似的苦难，却不能真正谈论它，生活的真相，远在公开的语言表达之外。
“文革”结束之后，言论的疆域缓慢拓展，生活在真实之中，成为之后好几代中国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何光沪尝试真切谈论生活世界，是在自己的而立之年，他发表文章批判机械死板的考试制度对人之发展的抑制。他谈到了全国被耽误12年的高龄同学们关切的两点——在校期间应该可以报考研究生，也可以结婚。这正是他已然完成的挑战，他在大学第二年报考了研究生，研究生期间又结了婚。对自己保持诚实，同时真诚期待自己的言论对他人亦有益处，何光沪就这样开始以文字介入社会生活。
“忽略真实世界，以理性开始的哲学，必然会违背真实的生活，把自然与历史变成一套抽象的网罗。”何光沪自知对思辨的偏好，很容易让自己滑入抽象的危险，幸好自己还被赋予了另一种品质，敏于感受，这使他不会忽略真实世界的重量。有一次，在参加完会议后，他随一群学者参观中越边境元阳县的高山梯田，壮观景色摄人心魄，但他还有另一层感慨，农民辛劳其中依靠吃饭的生生所资，成了城里人旅游饱眼福的审美对象，这种错位里的审美，令他忧伤。在自选集《三十功名尘与土》中，他特意将此事写入这一年的人生纪事。
《圣经》里有一个典故：以色列王所罗门曾在梦中向神祈求说：“求你赐给我一颗敏于感受的心。”何光沪也曾引用这个故事，并将敏锐视为一种值得珍视的品质。他谈论自己所喜爱的人们，总会把这个词当做一种赞美；谈论理想的大学时，也把“敏感性”视为培育人的重要目标。人通过感知与世界相会，敏感的人总能获得更多幽微丰富的体验，他的世界也会呈现出更丰富的面貌，在为不公和苦难产生更多的痛苦之时，也能领受更多的美和善。
在精神层面，何光沪很关注解释苦难并为这个世界和造物主辩护的“神正论”：尽管现实世界发生的诸多事件令人心痛地残酷，也许正因为这种残酷，我们才要，也更要坚持与之对立的爱的理想；人性中的罪无法靠此世的力量改变，所以需要更多的善和彼岸的恩；世界是一个铸造灵魂的峡谷。而在现实层面，他主张确立人的责任：直接决定人的处境的，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制度安排会受到理论的影响，受到理论关于人的观念的巨大影响；人创造了制度，但制度又可以反作用于人，甚至影响人性。
何光沪的书和文，很难单纯地归类于某个领域，“是哲学又是神学，是宗教学又是伦理学，是历史回顾又是时事评论，是社会批判又是心理劝导”。这正是他用积极的爱与世界相会的结果。
4 行动着，寻找底线的共识
作为宗教学家的何光沪，最近一次被媒体密集报道，是在去年年底。当时，中国思想界为寻求共识，来自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以及基督教研究学派的28位学者，共同签署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由于该文本是在牛津大学的会议上拟定的，因此被称为“牛津共识”）。而何光沪是“牛津共识”最早的起草人，作为基督教研究学派代表参与其中。最后的文本，希望提出一个“可爱亦可信”的未来社会蓝图。
思想界这一寻求共识之举，得到了国内和海外关心国事各阶层人士广泛的认同与赞誉——对“牛津共识”社会反应所做的多方面社会调查和统计数字表明，国内外绝大多数受访者都高度正面评价这份文件。但在另一方面，共识条款的内容、文本拟定的过程、签署人的身份，甚至选择在英国牛津开会，也都有人批评。甚至有人说，此般大动干戈而行，又苦心积虑而思，最后出来一个并不在大家意料之外的文本，是思想界的行为艺术。
因不惮于向人解释共识拟定的初衷与意义，何光沪在这一事件中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人物。他的肖像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面容消瘦，白发苍苍，眼神肃然；话语间的恳切与严谨，也使人自觉感到看待“牛津共识”需多一点严肃，多一点善意。
事实上，1893年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时，就有人意识到人类成就的联合，不应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也应有所促进，新世界新秩序的维持，全系人心之信念，故而需要对话，寻求最低限度的共识，至1993年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其基本原则是每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转型时代意味着寻求新秩序，何光沪认为，在当下中国寻求最低限度的共识，意义重大，中国诸多问题，所需要的不是深奥的学术，而是浅显的常识，行动的决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捷克知识分子提出过布拉格公民论坛“对话守则”，宗教哲学家斯威德勒怀着“让信仰与信仰更好地相会”的信心，也提出过“对话十诫”。看似简单的“对话”二字，真正实践起来，非常艰难。翻开当代中国的历史，我们会看到最高指示、缺席审判，会看到大字报、公开信，还有标语和口号，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语言暴力，但“对话”长久地缺席，“共识”则始终是正在制造中的半成品。
所以，“牛津共识”对何光沪而言，并非一个文本，一次签名，而是一以贯之的实践：克服派系的局限，超越自身的限制，以对话达成共识，共求更好的世界，更丰美的人生。如果不能超越自己，不能走向他人，自我就是一种牢笼。至于对话的目的，他很赞赏斯威德勒那种温和克制的表达：更深地了解自己；更真地了解别人；更充分地据此而生活。
那些看起来冷硬的政治或体制层面的表述，在何光沪这里，与温和有爱的哲思是同质的，即：在与世界、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中，我们才得以让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获得美好的形象；此生的意义，在此生之中，在与此世的关系中得到证实；人在当下的所有选择与行为，构成了历史的面貌，也决定了未来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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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德勒的对话十诫
1，对话的主要目标是学习，就是说，要在对实在的感知和理解方面有所改变，有所成长，并据此行动。
2，对话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每一种宗教和意识形态团体内部，另一方面在各个宗教和意识形态团体之间进行。
3，每一个参加者在对话之时，都必须完全诚实而真挚，并相信别的参加者也完全诚实而真挚。
4，在对话中，我们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同别人的实践相比较，而应该用自己的理想同别人的理想比较，用自己的实践同别人的实践比较。
5，所有的参加者都必须自己解释自己，被解释者应能在别人的解释中认出自己。
6，每个参加者来对话时，决不能对各个分歧点抱着固定不变的看法。
7，对话各方必须完全平等。
8，对话只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进行。
9，进入对话的人必须对自己和自己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传统，至少有最低限度的自我批评的态度。
10，每一个参加者最终都应努力从内部去体验对话伙伴的宗教或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