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只占德國人口的6%，但25%的德國人明確表示不喜歡猶太人;在西班牙，穆斯林人口不到3%，卻有近50%的人討厭猶太人。

　　作者：亞斯查·蒙克

　　近年來，歐洲右翼勢力抬頭，極端主義迅速發展，反猶主義也隨之升溫。隨著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升級，今年5月至9月歐洲各國接連發生多起反猶事件。9月16日，德國首都柏林舉行了大規模集會，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集會上發表了對抗反猶主義的演講，呼籲德國各界摒棄反猶思想，保護猶太人的合法權益。一時間，歐洲反猶太主義與反反猶太主義競相角力。近期，《外交》雜志網站刊登了美國智庫“新美國基金會”研究員亞斯查·蒙克(Yascha Mounk)的文章，分析歐洲反猶主義的現象和本質。

　　歐洲不再對猶太人友好

　　在法國和德國等許多歐洲國家，今年發生的反猶太人犯罪行為遠遠超過了2013年。歐洲不再對猶太人友好這種說法一點也不誇張。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公開言論“使那些是否能在德國撫養其子女的年輕猶太父母”感到更加焦慮。歐洲的政治氣候比2000年以色列占領區爆發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義(second intifad)以來的任何時候更加敵視猶太人。

　　歐洲穆斯林中的反猶主義上升是導致這種變化的一個因素。他們中有些人抗議發生在加沙的戰爭，德國城市蓋爾森基興的遊行在“給猶太人放毒氣”的反猶太口號中達到頂點。另外一些人攻擊猶太教堂(synagogue)，今年7月發生在巴黎瑪黑區(Marais district)的攻擊猶太教堂事件以赤裸裸的暴力形式收場。然而，根據皮尤公司的民調，穆斯林只占德國人口的6%，但25%的德國人明確表示不喜歡猶太人;在西班牙，穆斯林人口不到3%，卻有近50%的人討厭猶太人。或許穆斯林中反猶主義的比例高於基督教徒，但反猶太人的基督教徒比穆斯林人數更多。

　　穆斯林與猶太人之間關系緊張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卻被長期掩蓋。更惡劣的是，一些狡詐的政客為了一己之私經常鼓動穆斯林和猶太人彼此爭鬥。真正的問題不是穆斯林移民能否學會容忍猶太人，而是瑞典、意大利和波蘭等國的多數民眾是否把穆斯林和猶太人視為本國成員。大多數歐洲人不願意承認來自土耳其或北非國家的人是真正的德國人、比利時人或法國人，甚至連那些自認為對移民政策持開放態度的人，也傾向於要求外來移民放棄先前的認同並徹底融入當地文化。

　　長期以來，右翼民粹主義極力利用這些正面攻擊自由和多元社會的思想，他們反對移民的立場不過是過時的“種族淨化論”的翻版，最終將導向法西斯主義的老路。這種形式的民粹主義吸引力一直十分有限。多數歐洲人認為自己是世俗、現代和寬容的。盡管他們反對將自己的國家當作接納外來移民及其文化和宗教的場所，但這些國家依然十分開放且具有多元性特征。

　　猶太人成為道德瑕疵的提示者

　　包括荷蘭的基爾特·維爾德斯(Geert Wilders)和法國的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在內的新一代極右翼領導人深刻地吸取了這種教訓，不再鼓動對穆斯林移民的仇恨情緒。但是，他們為這種仇恨披上了新的外衣。他們並非呼籲人們攻擊現代自由社會，而是認為穆斯林移民危及社會秩序，理由是他們反對自由言論，堅持伊斯蘭宗教法或對猶太人、婦女和同性戀不夠寬容。歐洲的右翼極端主義已經轉變成一種所謂的“自由主義伊斯蘭恐懼症者”(liberal Islamophobia)。

　　為了與其前輩區分，“自由主義伊斯蘭恐懼症者”也接受猶太人。這一策略具有清晰的邏輯。由於過去受到迫害，猶太人成為歐洲的道德仲裁者，即主流社會寬容性的試金石。為了避免被指為種族主義，歐洲的民粹主義者學會了以某種寬容或啟迪性觀點作為煽動性言論的前奏，如慷慨地贊揚猶太人和猶太-基督文明(Judeo-Christian civilization)。出於同樣原因，勒龐和其他民粹主義者不遺餘力地將穆斯林參與的反猶太人暴力事件置於聚光燈之下。這樣做可以使他們在播撒仇恨種子的同時，披上寬容的外衣。民粹主義者不斷討好猶太人的做法成效顯著。憑借宣稱支持寬容或開放社會等“口惠而實不至”的做法，法國“國民陣線”等政黨成功地由邊緣轉為主流。但是，他們的親猶主義並非真誠。

　　在許多歐洲國家，猶太人長期代表評判一國道德立場瑕疵的提示者。在德國，這種情況最為突出，因為猶太人被視為那段最黑暗曆史的鮮活化身。年輕一代德國人對本國曆史罪行的這種無處不在的紀念性證據感到越來越厭煩，因而決定使之更少地出現在公共場合。但是，也有些國家以一種積極的態度看待其曆史，波蘭、瑞典和法國過去對待猶太人的方式使其對二戰時期英雄主義的敘述更加複雜。

　　考慮到猶太人在歐洲的社會道德劇中扮演的奇怪角色，民族主義者可以特別安心地稱猶太人本質上與法西斯主義者或通敵賣國者沒什么兩樣。通過表明猶太人也會實施暴力，他們希望減輕本國沉重的曆史負擔。當以色列今年夏天轟炸加沙時，歐洲民族主義者抓住機遇大肆宣傳。

　　在反猶太人和反穆斯林中搖擺

　　民粹主義者聯盟的曲調再次發生變化。過去十年，這些團體的主要傾向是與猶太人結盟。但近幾個月，猶太人被一腳踢開，穆斯林取而代之。越來越多的民粹主義者和穆斯林移民為伊斯蘭政府的行為譴責甚至暴力懲罰歐洲猶太人。這種趨勢長期以來都是歐洲左翼的特點，現在又轉向了歐洲右翼勢力。一位著名的專欄作家在西班牙《世界報》上寫道，加沙發生的事情表明歐洲猶太人為何“經常被驅逐”。當然，這種組合很可能也是暫時的。隨著加沙沖突逐漸在記憶中消退，有關歐洲猶太-基督同根的說法很可能會重新回來。由於挑鬥穆斯林和猶太人的關系極具誘惑力，且數以百萬計的穆斯林移民的確比歐洲剩餘的猶太人對歐洲認同的威脅更大，“自由主義伊斯蘭恐懼症者”將很快重拾他們那種不真誠的親猶太主義。

　　能夠終止這種無休止的破壞性鍾擺的唯一辦法是說服歐洲人擴大對民族認同的理解。他們需要接受一個奧地利的致敬，無論他來自因斯布魯克還是伊斯坦布爾;還要接受能夠豐富本地文化的外來習俗，包括壽司、瑜伽、清真食品和光塔。歐洲人能否以這種方式改變他們的自我認知仍未可知，但這對歐洲的未來至關重要。猶太人和穆斯林也遠非歐洲民眾手中的玩物，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代理機構重塑這種未來。為此，他們需要牢記彼此的利益高度重疊：一個民族主義化的歐洲追求同質化的民族概念，將對這兩類族群極不友好。

　　令人吃驚的是，穆斯林和猶太人合作得非常成功。猶太人聯合會經常保護穆斯林免受右翼政客的種族主義攻擊。包括勒龐的“國民陣線”在內的一些政黨，拒不承認反猶主義，也拒絕與極右翼民粹主義者合作。同樣，多數歐洲的穆斯林聯合會明確譴責針對猶太人的攻擊。但也有跡象表明，穆斯林和猶太人都可能樂於加入民粹主義者的這種遊行中。穆斯林移民中的反猶主義情緒真實存在且不斷上升，參與暴力襲擊猶太人的穆斯林人數也在增加。同時，少數知名猶太知識分子，如法國的阿蘭·芬基爾克勞德(Alain Finkielkraut)和德國的亨利克·布羅德(Henryk Broder)，具有越來越明顯的“伊斯蘭恐懼症者”立場。

　　然而，具有最終選擇權的是歐洲大眾。面對這些具有吸引力的“自由主義伊斯蘭恐懼症者”言論，構建一個開放社會不可能以排他主義為基礎。假如普通歐洲人及其政治代表屈服於贊美猶太人而詆毀穆斯林的誘惑，或贊美穆斯林而排斥猶太人，他們將獲得一個不夠寬容和多元的社會，這是遠非他們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