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阴沉的周日下午，走在南京路上，我突然想起波德莱尔的《盖子》结尾的两行诗句：

天空！像扣在大锅上的黑盖子，

锅里挣扎着数不清的众多的人类。

这两行诗句所描绘的情形此刻就显现在我的眼前。阴云密布的天空和摩肩接踵的人群好象要合谋将这可怕的诗句变成活灵活现的场景。特别是那些星期天出来玩乐的滚滚人流，熙熙攘攘，势不可当。此情此景曾经使薛西斯感慨万千，想到一百年后，如许人潮将无一幸存，不禁泫然泪下。

正如“北京人”（化石）代表着过去的中国人，“上海人”代表着现在的中国人，说不准还代表着未来的中国人。在当下的中国语境里，“上海人”这个词汇一直被用来形容一种白璧德式的人物，精明、干练、自负，自命清高。他凡事尽善尽美，从不多愁善感。财神在上，天下太平！就像诗人一样，“上海人”是天生的，不是培养的。不是每个生活或者埋没在上海的人都有幸成为“上海人”的。比如我们这些可怜的记者，就无缘这一尊号。我知道有很多人在上海生活了二、三十年，到头来还是个异乡中的陌路客。

一个人无法适应他周围的环境，可能正是柏格森所谓的“顽固不化”的一种情形，并因而成为嘲讽的对象。但我们可能是错误的，这种显而易见的顽固不化可能是个性鲜明与智慧超群的表现。我们不是常常听见许多才智出众，情感细腻的人抱怨他们对上海格格不入，或者对于“上海人”对其处境的洋洋自得感到既不屑又不无嫉妒吗？《半月文选》发起的幽默运动发端于上海知识界并非纯属偶然。林语堂教授几年前发表在《中国评论家》的一篇文章中对于中国式幽默的种类做了精细的分析。但是这种新幽默（林教授本人就是发起者）是老式幽默的简化版：它没有拉伯雷式的热心或莎士比亚式的广博。它包含着想要掩饰怒气的微妙的隐秘动机，毋宁说是一种怀旧，表现为对欧洲学术生活的美好回忆和对明朝文化的追摹等等。这表明我们的新幽默家们对于身边的环境已经失去了耐性，他们之所以笑是因为他们太有教养而不能哭泣。

一位评论家最近说上海缺乏“文化”。他说到建立文学和其它“文化”机构，给上海带来一些美与智。的确，美与智！在这种“大锅上的黑盖子”下面，除了尖酸和阴郁之外，就不能有点别的东西吗？

（中国评论家， 1934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