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人，是当今哲学研究领域的大问题，儒家的超越突破即基于对人的全面了解之上，并非向往一个遥远上帝或天主，而是关心“人”究竟是谁。现实中入世就是接受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富强——钱和权。孔子说入世，是否就是这样的?入世就是要变成世俗之人?这要看其有没有对人的全面理解——从家庭、社会、国家，天下乃至天地万物不同层面去看。我总觉得，把孔子的入世思想说成是世俗的，而消解其精神性以及宗教性，对孔子是不公平的。
“仁”作为人的核心价值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为什么新教的清教徒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这群清教徒是离世的、超越的，他们是站在上帝的维度评断这个社会，对社会提出彻底批评。这些人想在世界上创造财富，但又非常勤俭节约，他们守着基督教教义，做个穷人。资本主义财富就积累起来了。
如韦伯所讲，资本分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古希腊、中国都有。工业资本就是资本的大量积累。创造并积累大量资本的人并不认同这些资本，创造以后再创造，变成了不可控的一个大机器，这是它发展的原因。更有意思的是，它是反基督教基本精神的。韦伯引用一个牧师的话说：财富对于基督徒就像一件外衣，随时可以脱掉，没想到，韦伯提醒我们，一百年后这件外衣已成为铁笼。在基督教义里，富人要上天国比一个骆驼穿过针孔还要困难，资本主义的兴起竟和新教伦理结合在一起了，结果当然是基督教的世俗化。
我们再来看“孔颜乐处”。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三月不违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福禄寿都没有，却有内在的价值。现实价值上，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是指主动自觉的行为，“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颜渊》)。我们都有取得“仁”的自由，在这一点上人人皆是平等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好比一个人的仁是“天下归仁”的前提。虽然这句话孔子只是对自己学生的回答，但也面向任何人，是为众生讲的，不仅是儒家论说。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都适用。
从孔子开发出来的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仁”，经过了几个世纪：《中庸》里有“智仁勇三达德”，孟子有“仁义礼智四端”，一直到汉代有”五常”(仁义礼智信)。这是经过具体的讨论、辩难和实践发展出来的。为什么在这个框架下，特别突出仁?第一因为它是通德。任何价值如果和仁没有关系，就不圆融，或容易被异化。没有任何价值能够脱离仁，所有的价值也都能丰富仁，如义礼智信乃至孝悌和平。
有人认为孔子是想得到官位获取权力以行道。这是对孔子的极大误解。孔子所说的政，不是权力的安排，是领导者以身作则，大家安分守己，为所有人创造能充分自我成长的条件，和道德理念紧密联系。
不少学者认为政治和道德必须分开，政治的领域和道德领域的公私分明，批评儒家是泛道德主义，对民主政治和政治过程方面也缺乏认识。于是强调儒家讲的只是个人修身问题，没有公共性。如梁启超就认为儒家有私德没有公德，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五伦关系”主要是私德，儒家体现的不是个人中心，就是家庭中心、社群中心，没有公共性。从儒家思想体系的实际来看，这些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
“天”的超越性与孔子的行为选择
孔子对人的精神的全面反思，后面有一个超越的天的理念。这个超越的理念，《易经》有明确的表达，在《尚书》，《诗经》和《礼记》中也隐约能看到。这是内在超越(imminent transcendence)。在西方神学，外在超越理念是历史性(historical)思维，基督教很明显，伊斯兰教、犹太教都有。另一种则是宇宙论的(cosmological)思维。民间的、原住民的，或佛教的、儒家的，多半是属于宇宙论的思维。在外在超越性的宗教中，对进步对发展非常强调。但在宇宙论的视野之下，对世界有着更宽广的了解。可以说，儒家有一种“人类宇宙”(anthropo-cosmic)的观念，和孔子讲的“为己之学”没有任何矛盾。学者为己，就是要发展你自己的仁德，这个仁德是要通向外面。郭店竹简出土的“仁”字，上“身”下“心”，为仁。儒家讲人的主体性就是他的身心，这个主体性和整个人类要连在一起。
孔子周游列国并不是为了要做官，而是为了行道治世。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信念——社会是不公平的，有各种不同的等级，各种不同的差别，具体的人都是独一无二，在这样的社会里，越有钱有权、越有影响力、越能掌握资源掌握信息，就越应该对这个社会的和平、稳定和健康负责任。
从春秋战国以来，只有极少人有那么大的权力，国君的权力最大。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就是要从这批人来改变他们的心理。孟子讲“无恒产”就“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士就是没有资源没有钱没有权，但他有志向。现在中国是“有恒产而无恒心”的人特别多，他们对资源、对钱权的掌握可谓空前希望也是绝后，但心态却是利己主义。也许他们会做慈善，但内心有无社会责任感就非常难说。
我前面介绍孔子的“仁”，说它是每个人都该有的，贯穿所有价值，所有的价值反过来都丰富它的内容。孟子建立了一个以性善和王道为基础的治道(仁政)。孟子的民本思想不是一个泛说，而是每一个人的存活繁荣都在关照之中，这是本;国家次之;君，即最高的领导者，则最轻。民本思想的基础就是所有人都能扩充自己作为人的“仁”。这是儒家的基本信念。这不是短视的、现实的而是继往开来的宏观视野。孔子之时已有道统的意识，道统具有承继性和未来性，张载说“为万世开太平”，即不是为了一两代，而是千秋万世。
必须突出的观念是“天”。天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天最终极的价值是创造本身，但不是无所不能的。因此人的参与是关键。人不仅是一个观察者、欣赏者，还是一个参与者——“赞天地之化育”。《中庸》曰：“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以可与天地参矣。”这是天地人，是儒家到后来包括董仲舒讲的“天人合一”的标准。董仲舒考虑的不是为现实政权服务的，他是以一个宽广的神学体系限制现实掌权者不合理的行为。“天”在先秦有个非常宽广的人文视域，集中在对人的自我了解这一基础上。所以孟子才讲“尽心知性”“知性知天”这些重要课题。这是承继子思子，也是颜回的精神，任何人都可以学颜回。
儒家做人的道理具有普适性
已故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爱德华·席尔斯(Edward Shils)曾说，孔子所代表的精神，是今天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甚至是公民社会最全面的古典陈述。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特别在雅典，学生大多是精英，没有“有教无类”的观点，因为百分之五六十都是奴隶，不可能受教育。然而今天公民这个观念有三个要件：它是文明而不是野蛮，它崇尚文而不是武，它是民间的而不是官方的。这三个要件，孔子全部具备。孟子学孔子，其思想也很明显。孟子以后，荀子、董仲舒、二程、朱熹、陆象山、王阳明……这些人都是继承这样的精神。
在各大轴心文明中，儒家发现的做人道理本身即具有普适性，它不是地方知识，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特色。现在这些价值全都没有体现。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这些价值有没有价值，还是我们不理解，忘本了，或犯了健忘症?这是需要中华民族各行各业的知识人痛切反思的大课题。鲁哀公曾问孔子，你的学生哪个好学?孔子说有一个颜回，可惜早死了。孔子只称自己和颜回好学，学不是内化技能，而是觉悟的觉，是人的自我反思，是人的价值的凸显和体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金科玉律。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间，大家逐渐了解和尊重对方，不要利用这个机会来传教，也不是用这个机会来改变人家对我们的误解，而是发展自己倾听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视野，为了我们共同创造更伟大的事业(人类和平相处之道)。这才是文明对话的目的。
基于这一原则的对话，各个不同宗教之间都可以。这样的对话——如果我是个佛门弟子，和基督教对话以后放弃对于涅槃、对于轮回的基本看法，那我就不是佛教徒了;或者我是基督徒，对话以后对上帝、对三位一体、对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些不相信了，那也就不再是基督徒了。通过平等对话，基督徒可以从佛教那里获得很多资源。伊斯兰教徒也可以从犹太教徒那里获得很多资源。在文明对话的场域里，儒家的确有特色。儒家传统没有强烈的排他的原教旨主义，自始至终都可以体现开放多元的大气。儒家有一种深刻的批判精神和自我反思的反馈系统，也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孔子也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和博爱相同，但不把我认为的真理强加于你。
你不能不选择你是“人”
你可以讲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仁、义、礼、智、信或孝，有不同的认识。比如我有不少英美的朋友就认为儒家最重要的价值不是“仁”而是“礼”，没关系，我们还是好朋友，大家还是共同讨论儒学。新加坡华人最认同的价值是孝，对日本儒者而言，最重要的价值可能是忠。这些都可以讨论，唯一不能讨论的是这样一件事，我最近才逐渐明确——你可选择宗教，但你不能不选择你是“人”。如果你要做一个基督徒，你必须选择;如果你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但你不受洗，从来不自觉，那你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作为一个人，出生即如此，无可选择。
现在所有伟大宗教传统都碰到一个世界公民的问题。以前我们对贫富差距、社会不平等、“恐怖主义”没什么担忧，现在忧心忡忡。不能说一个宗教徒向往的是未来的天国、净土、彼岸，这个世界本就是个污染的红尘。比如中国的当代佛教，很多地方和儒家相契。从太虚开始，就突出佛教的入世精神、人本精神，注重生活禅。他说以前佛教重智轻悲，现在应该重悲轻智。我想不一定要轻智，但要重悲。太虚提出“人生佛教”，印顺提出“人间佛教”。台湾的佛门高人，如星云、圣严、慈济等，都关注人间净土，这是佛教的转换。关爱地球，有社会责任，也是基督徒近来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