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蟠虺》
机遇是命运的笑声，刘醒龙相信这句话。待他迎来这一声笑，距离处女作的发表已然多年。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再到一些访谈，均涉及一点，即，人是会中“毒”的。在新作《蟠虺》里，他又赋予青铜重器以某种“毒”，它会成为人的一种情结，一种警醒和自我提振。
《蟠虺》的故事围绕曾侯乙尊盘展开，曾本之、郑雄、老三口、老省长等人各有思虑，各有行止。这一青铜重器和太多的东西相汇合，自有其“重”的一面，却也犹如当代知识人的一面镜子，映出一种文化不自信，一种名利挣扎，一种“轻”。“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一个人该如何面对所处的传统、时代以及自己的内心？
这部小说还涉及官场、资本、鉴宝、盗墓、推理、爱情、家庭伦理等等，很可能是刘醒龙最“好看”的一部作品。悬疑问题屡屡被问及，事实上，他早前便有过摸索，那便是《威风凛凛》。
今年，除了有新长篇问世，还是刘醒龙发表作品三十周年。一路走来，他和自己所塑造的人物一道见识了重与轻，深与浅，缓与急，而今他已是鲁奖和茅奖的双料得主，《挑担茶叶上北京》《天行者》，以及《分享艰难》《圣天门口》《弥天》等均将人引向远处。坐在酒店的咖啡吧，我们谈起“虺五百年为蛟，蛟一千年为龙”，谈起早年他自认也是先锋过的，以及近年创作上的考量，当然他也回应了一些质疑。
拍照时，他喜欢酒店简洁的棕红色墙面，以及背后不断涌溢的水波。我不禁走神到他当年的一句话：“我由于智慧的匮乏、思想的浅薄，便只能选择用灵魂和血肉来写文章了！唯有此……才能找到笔尖那么大小的家园！”
用灵魂和血肉来书写，从来不易。这笔尖这家园，既安顿人，又考验人。
和“圣”一样，“虺”也是价值判断
木叶：《圣天门口》嵌入了汉族“史诗”《黑暗传》，是一种文本形式的历史；《蟠虺》里的历史元素是器物——曾侯乙尊盘。一虚一实，都是作者在跟历史对话。
刘醒龙：第一次有人这么联系，很有意思。《黑暗传》是汉族仅有的一部史诗，主要是用传唱的形式，把远古、高古时期的文化一个字一个字地传递到现在；曾侯乙尊盘是高古时期非常典型非常精美的青铜器物，独一无二地将那个时期的文化气质传递到现在。从文化传承来讲，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文字，没有器物，会很遗憾；只有器物，没有文字，会更遗憾。
木叶：你的一些谈话以及《圣天门口》的故事里都有一个意思：人人心底都有一块地方是属于圣的。这和《蟠虺》是相通的。你看到生活中的不堪或挣扎，但还是相信“圣”能够立足。
刘醒龙：如果不相信，我们怎么活？相信是一种信念。我相信“有”，就像相信灵魂是可以永存的，用理想的“有”来抵抗世俗的“无”。这在近期的几个作品里是贯通的。《圣天门口》的“圣”，《天行者》的“天”和《蟠虺》的“虺”，都有着同一个意义，就是“信”，“信”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超乎利益的价值。“圣”是一种价值，“天”是一种价值，而“虺”同样是一种价值判断——虺五百年为蛟，蛟一千年为龙。
木叶：你一直在关注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精神演化的过程。是不是看到了当下知识分子的某种缺位？
刘醒龙：还可以再往前推一点，像《威风凛凛》里的赵长子赵老师，这个人物是从四几年开始写起，步步过渡到“文革”时期，作为一个教书匠，一直在山中小镇上呆着。所有人都欺负他，同时又都非常畏惧他，他身上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因为镇上人认识的字都是赵长子赵老师教的，但是他们又瞧不起这个人，一次次地整他斗他，偏偏赵老师所具有的气质总是打不倒，打击的手段越凶狠，越是让那些打击他的人感到害怕。将这几个作品贯穿起来，表达我的想法是，中国知识分子这种能量、质量在我们的文学当中表达得不够，或者根本就是缺位。几千年的战火，包括一些最残忍的外族的入侵，都没有毁掉这个民族和她的文化。血腥之后的中华民族为什么还在延续？支撑着这种延续的能量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找到的东西。《威风凛凛》《圣天门口》《天行者》到《蟠虺》都是为了这种寻找与发现，这种潜在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国之重器。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知识的力量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被削弱。在汉语中有一个词，仁者无敌。春秋战国时梁惠王问孟子，弱小的国怎么同秦楚这些大国抗衡，孟子就给他讲了一番仁者无敌的道理，施仁政，老百姓都爱你，别国的人会来投奔你，帮你，你就没有敌人了。中国所有词典里都没收录仁者无敌这个词，它成了中华文化中被掩藏的一种力量，这是有意还是无意？理解了仁者无敌，理解了仁至义尽，才能想象知识分子是如何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
木叶：小说里，像曾本之、马跃之都有“仁”的某种显现。但是，也有网友说，《蟠虺》最后好像每个人都把自己拯救了，典型如马跃之的神秘来函，如曾本之的幡然悔悟与自我升华，老三口和华姐也有转化和行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能变得这么仁、这么好吗？
刘醒龙：还是信念的问题。在《圣天门口》里，梅外婆和她丈夫曾希望拯救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但是发现自己的力量太弱了；就退而求其次，想拯救小镇天门口，结果发现这也拯救不了；于是再次退到只想拯救雪家，结果雪家也拯救不了；最后才明白，人活着最重要的事情是拯救自己。能发现小说中的奥妙，就读对了。人最重要的不是拯救别人，而是拯救自己，拯救自身。
《蟠虺》最后并不是每个人都完成了自我拯救，老省长没有，熊达世也没有，郑雄也只是有点良心发现。当然，曾本之的作为是一种自我的拯救。发现曾侯乙尊盘被人偷梁换柱之后，他内心纠结，又不能说；为了这事，把女儿的婚姻搞成这个样子，也不能说；最心爱的学生进了监狱，他也不能说……所有东西都压在他身上。因为这些压力，他就必须完成拯救，他一步一步实现自我人格的塑造。
常识性的叙事最考验作者
木叶：小说出来后，专家或博物馆人员针对专业的细节有何评价，比如范铸法、失蜡法、盗墓细节。
刘醒龙：对于青铜的学术层面，我是客观的，没有臆造。我对两派的观点与方法，不敢说研究，至少是充分阅读之后烂熟于心，然后再发展到细节当中。到目前为止，几个专门做楚文化研究的朋友不仅没有看出破绽，甚至还有褒扬之词。
木叶：朋友的话也不能都信(笑)。
刘醒龙：我专门跟他们说，如果你要看出什么专业问题来，一定要告诉我。不好就说不好，直截了当。讲到楚和秦在器物上的区别，我发现秦鼎讲究王者之气，讲霸道，缺少浪漫气质。但是因为楚王好细腰，楚鼎都有束腰，所以只要有束腰的一定就是楚鼎，很浪漫很美。楚文化的专家朋友就说，到底是作家，能注意到这种细节，直接从外形上看出差异来。
木叶：小说临近结尾，似乎比较倾向于是用范铸法铸造的曾侯乙尊盘。考古界的观点似乎并没有定于一尊……
刘醒龙：我只能告诉你，我在情感上是倾向于范铸法，之所以到最后没有明确地说，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仿制都是失败的，无论是用失蜡法还是范铸法。
我为什么倾向于范铸法，因为在那个时期，我们的考古发现只支撑范铸法，一直没有失蜡法的痕迹。欧洲那时正好相反，只有失蜡法，没有范铸法。这正是中国青铜文化和欧洲青铜文化的分野之处。
木叶：你这么写触及了几个问题：一，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关乎传统，关乎科学；二，涉及利益，你是权威，你认为是哪种方法？曾因此得享大名者，又是否敢否认自己？
刘醒龙：曾本之就面对这个困境，他砸自己的饭碗。这还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近百年来，特别是“五四”以后，凡事都到欧洲到海外去找根源，找出处，找依据。如果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信心，这个民族离灭亡就很快了。
木叶：从虚构上来看，这部小说有很多元素，情爱、家庭伦理、官场、盗墓、鉴宝、悬疑、推理……有人说《蟠虺》是中国版《达·芬奇密码》，你就接受了？你怎么看待历史和悬疑的结合？
刘醒龙：青铜重器有着特别专业的背景，怎么把它的故事叙述好？传统的平铺直叙会很枯燥，也很难叙述下去。青铜重器是从地下挖出来的，又是国宝，肯定会引来一些贪婪的眼光，当然也会有正义之士的行动，什么东西都有了，那我怎么来把它写成一个文本？实际上，《达·芬奇密码》的方式也是小说的基本叙事方法之一。悬疑、推理、插叙、倒叙，不管你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其实都是从这些基本技巧、文学常识里来的。对一个小说家真正的考验，是如何用看似常识性的叙事手段让读者自觉地深入到作品中。读者知道你在设包袱、悬念，知道你在推理，知道你在玩侦破、在玩盗墓，知道所有的可能，写作者还能给出一些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东西，才能显示一个写作者的功夫。
木叶：评论家吴义勤说，“刘醒龙是一个批判现实，但又不对现实绝望的作家，是一个有着现实主义的冷峻，又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作家，《天行者》就是这种风格的绝好诠释。”一个朋友聊天时也说，刘醒龙不是一个决然收束的人，他总是要给点光明，譬如《蟠虺》，譬如《凤凰琴》。当然，这可能是你的一种美学。这么写能引出一种情怀或带来一种温暖，但是真实世界总是有阴面、暗面横亘在那里。
刘醒龙：写作者也是常人，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我不认为世界上有百分之百的坏人，我不认为活在这个世界毫无意思，马上跳楼也一点不遗憾。有些写作者在生活中比谁都物质，比谁都追求享受，偏偏作品写得那么肮脏，那么血腥，那么黑暗。作家有两种，一种人和作品是两码事，写作只是职业需要。一种人和作品比较一致，写作是其心灵需要。
木叶：你怎么看待知识以及智性与叙事的交融？作者可能会得益于此，也可能被它困扰过，攻破之后，会有快感。
刘醒龙：有难度的写作特别有意义。包括叙述的难度，人物刻画的难度，表现内涵的难度……《蟠虺》里，围绕青铜有很多知识难点，能在写作中把它攻下来，对一个作家来说，已是某种成功了。
木叶：有人曾说中国当代作家疏于对于一些器物的描写，也疏于智性叙事。
刘醒龙：这么说中国作家，逻辑有问题。知识和推理，不能完全分开，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
误读是对作家作品的别样肯定
木叶：“长篇小说是当代中国文学中最不成熟的文体”。你今天还这么看吗？
刘醒龙：我不这样认为，当代中国文学最突出的成绩都是长篇小说体现的。这一点可以具体到作家本人，当代作家中的大部分，最重要的作品都是长篇小说。而且放在任何一种层面上评价，这样一批长篇小说都会是出类拔萃的。
木叶：有人很喜欢《弥天》批判现实的力度和人性反思的深度，但有的人就未必。批评家洪水先生曾说“当年有关《分享艰难》的争论，都是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我比较好奇，你有没有什么作品被严重误读或低估了？
刘醒龙：遭人误读是文学的另一种魅力。一部像碗里的清水一样的作品，是不可能被误读的，反而是那些有着幽深气质的作品，因为不容易看清楚，才有可能出现误读。当年，文学界用“现实主义冲击波”将我和别人捆在一起，十年之后，大部分做学问的人已不再这样说了。所以，误读是对作家作品的别样肯定。
木叶：你跟葛红兵对话时说，“很多时候，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思想的半途而废”。不过在小说中，你的思想又似乎没有都“半途而废”，是否有时自己也和自己会顶牛？
刘醒龙：还就是半途而废，我每一个东西其实都没说清楚。文学它不可以成为一本思想史或哲学著作。文学作品是对思想的提出，是做某种思考的引领，不作结论，这是文学的魅力。将文学作品与思想作品等同，本身就是对文学的异化。哲学著作中那些逻辑的逻辑，就算绕不死，也要将人绕晕，相比之下，文学作品如果也这样绕来绕去，最终会绕成一种笑话。在思想上，文学的意义止于启蒙。
木叶：这些年来，或者说新世纪以来，很是触动你的外国作品有哪些？
刘醒龙：这些年一直念念不忘的作品，还是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凡是写乡土的中国作家，或是在乡村成长的人，一定要读一下《鱼王》。他对于俄罗斯大地母亲的热爱已不仅仅是乡土了。在俄罗斯文学里，很少有祖国这个概念，一般就是说母亲、大地。这是俄罗斯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同。与阿斯塔菲耶夫《鱼王》里对大地母亲的眷恋相比，中国作家差远了，经常看到的是怨恨、抱怨、批判。
木叶：听了这话，使我想再问一下，你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作家吗？
刘醒龙：我是一个特别在乎自己内心感受的人。我可能不顾一切，不顾外面的世界怎么想，不顾朋友怎么想，不顾同行怎么想，不顾所有人怎么想，我都会坠到自己内心的深渊里面去，我要把自己捞起来，让自己能够继续地走下去，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