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死者不可複生，與人的生命相比，破案、審案的績效應該永遠排在最後，給審理這類案件的法官寬裕的時間，才有可能鍛造真正的經得起考驗的“鐵案”。

　　呼格吉勒圖案疑似真凶趙志紅涉嫌故意殺人、強姦、搶劫、盜竊一案，1月5日起由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其中故意殺人、強姦罪部分，不公開開庭審理。該案的審理，是否能揭開呼格吉勒圖案中死亡女子被害真相?

　　關涉生命及司法正義的重審

　　2014年的歲末和2015年的年初，對一起陳案的兩個“兇手”的重審備受世人矚目。該案就是早已為人們所熟知的“4·9”女屍案。

　　從相關報導中，我們可以看到媒體對該案的關注與關切。對呼格案宣判時，在記者們的“包圍圈兒”中，內蒙古高院副院長表達著歉意，呼格的父母親人們表情複雜地聽取無罪判決，當他們到呼格墳頭燒那紙遲來的文書時，又有大批記者與他們相隨;趙志紅案件開審之際，大清早即有媒體人在呼市中院門前守候，另闢蹊徑的記者則去趙志紅的父母家挖掘所謂的新聞。同時，對於趙志紅案的預判也在“做”出，有人認為呼格案的平反即可坐實趙志紅的罪行，對趙志紅“不殺不可以平民憤”;也有人分析其主動交代“4·9”案應該成為其減輕處罰的理由，等等。更有對趙志紅希望“成名”的心理分析和內蒙古高院內部對呼格案平反時兩種聲音“對峙”的“深度”報導。

　　毋庸諱言，由於該案關涉人的生命及司法的正義等重大問題，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自是當然。只是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任何人在未經依法判決之前，均應視其為無罪，在趙志紅案還未經法庭審判之前，輿論就對其作出各種“預判”，這種過度的關注與關切，是否會給承辦趙案的法官太多太大壓力，在糾正呼格冤案的同時，不經意地導致另一起冤案的發生?呼格案留給人們的反思，理當包括這個層面。

　　鍛造真正經得起考驗的“鐵案”

　　相較于手握行政大權的當政者來說，法官每天面對和審理的都是“個案”，尤其在離婚類案件中更不乏婆婆媽媽雞毛蒜皮的“細事”糾紛，似乎是個“小官”。然而法官絕對不“小”，因為每一個判決的完成，他都發揮著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當事人有罪或無罪、罪輕或罪重、有責或無責的判決出自法官;法官對刑事被告人真有生殺予奪之權，在有期徒刑的裁量方面，法官能決定你喪失的自由是一個365天還是兩個365天;民事案件的當事人是否要承擔責任、承擔責任時財產損失比例的分配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在“小”法官的“大”筆一揮間。

　　比如在呼格這一“個案”中，他的生命還未綻放，就因為一紙判決而在十八歲上戛然終止，呼格的父母在承受喪子之痛的同時，還要為冤案的平反長年奔波，他們向記者展示的一遝遝車票中，承載著怎樣的無助、辛酸和絕望。對於法官來說，做出當年那一紙判決時，或許只是諸多工作日中處理的一件“公事”，而對於呼格及其家人，則由於它而完全改變了生命和生活的軌跡，其案後續的發展還影響到了世人對司法公平的看法。因此之故，法官必須慎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築牢社會公正的最後一道防線。

　　這幾年確曾發生了幾起令人瞠目的冤案，如因“亡者歸來”而平反的佘祥林、趙作海案，因“真凶認領”而懸疑的呼格吉勒圖、聶樹斌案，案件一經披露，對法官鋪天蓋地的指責和謾駡即如潮水般襲來。然而，從已有的報導中，我們並沒有發現審理這些案件的法官有徇私枉法的情節，那麼，冤獄的發生應該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在。筆者以為，給他們多一點時間和空間，讓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法官有一個理性慎思的司法生態環境，或許會有助於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

　　從時間上來看，呼格案從案發到最後被執行死刑，只有短短的兩個月就走完了所有“程式”;而在現在仍在複查的聶樹斌案中，從其1995年3月3日由石家莊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到4月27日聶樹斌被槍決，也是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就走完了從一審到二審終審的所有“程式”，體現了當時“嚴打”期間的“從快”特色。可以肯定，假如允許有一段時間的“沉澱”，法官或許會注意到案中的疑點，或許會有新的證據被“發現”或“真凶現身”，那麼這樣的人間悲劇就有可能避免。

　　其實在我國自古即有慎刑恤刑的傳統，在曹魏時期即確立了死刑複奏制度，即奏請皇帝批准死刑執行判決。另外，我國很早就形成了秋冬行刑制度，即除謀反大逆等“決不待時”者外，一般死刑犯須在秋天霜降以後、冬天來臨以前執行，在清代還發展出“秋審”，在充分考慮案情的基礎上，作出合乎法理人情的裁決。這兩項制度或出於皇帝對司法干預權力的加強，或源於“順天行誅”的天人感應理論，但在客觀上卻都起到了少殺慎殺的作用。我們在此並不是主張要恢復這些已失去表面價值的制度，而是要復興這種重視民命的情懷。死者不可複生，與人的生命相比，破案、審案的績效應該永遠排在最後，給審理這類案件的法官寬裕的時間，才有可能鍛造真正的經得起考驗的“鐵案”。

　　公正判決不應受“外力”驅使

　　“空間”是一個抽象的考量。具體而言，司法的公正源于法官不受任何外力影響的不偏不倚的居中裁判，但在司法實踐中，法官運作的“空間”卻要小得多。比如說趙作海案中來自政法委的“協調”，佘祥林案中“受害者”家屬的上訪及群眾的簽名，還有普遍存在的對公安機關偵查、檢察機關公訴案件“禮節性”的尊重，使公檢法三機關的“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監督”，變成了配合著置人於死地的“程式”。另外，在網路時代線民對案件的預判，也會變成一種看得見的“民憤”，裹挾著法官作出順應“民意”的判決，在雲南李昌奎奸殺少女摔死幼童案中，立志要“頂住壓力，樹立標杆”的雲南高院，在輿論面前頃刻之間倒地即是一例。

　　其實，在每一個個案中，只有法官才是最可能接近瞭解案件真相的人，只有他們才可能在充分聽取控辯雙方意見的基礎上，根據確鑿的證據查明案件事實，適用法律做出公正的判決。法官並不是誰都可以當的，他需要敏銳的洞察力和判斷的智慧。在丹甯勳爵著名的《法律的未來》一書中，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說不可一世的詹姆斯國王曾想要過一下法官癮，但當他聽了訴訟雙方的陳述時卻非常窘迫，“只聽一方陳述，我還很有把握，但兩方都說，我就不知道哪方是對的了。”終於放棄了當一把法官的想法。試想一下，當我們僅僅依據片面報導中的一面之詞就吵吵著要對犯罪分子“千刀萬剮”之時，又是何等的輕狂和傲慢呢!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趙志紅案正在審理期間，筆者的置喙不也是一種對法官審理空間的擠壓嗎?不過想到筆者的原意，僅在於希望審理趙案的法官能不受已宣判無罪的呼格案的影響，客觀地審查趙案，尤其是“4·9”女屍案的證據，依據法律對趙志紅作出公正的判決，也就釋然了。畢竟，讓人們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既包括呼格案，也當然地包括趙志紅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