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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畜生的主要区别并不是长相，而是价值系统。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是以精神成长作为标志脱离动物界的，这意味着除了肉体的存在之外，人还有一种精神的存在，确定人的特征以及人的意义的，很大程度上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人的社会性把每一个个体的精神存在聚合成为群体存在，我们通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人”这一概念的。如此使用，并非为了强调人的群体性比个体性重要，而是因为，只有在群体性当中我们才会发觉所有个体都维系其中的社会价值系统(判断善恶、美丑、真假的尺度和标准)，恰恰是这个东西在为人提供行走一生的精神支持，决定着人的忍耐限度和行动起点。

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人，无论身处何种社会位置，无论用何种方式讨生活，在只有人类才具有的精神领域，无一例外都依存于将善恶、美丑、真假作为最基本价值判断的社会系统之中，这是维系人类过有尊严生活的最后一道屏障，在这个屏障的后边，人是安全的或者说基本上是安全的;逾越了这个屏障，人也就丧失了生命安全，进入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生死之境。

英国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用几近相同的语言描述过这个屏障：“无论法律作何规定，从道德上说，人类使用某种‘绝对的屏障’以阻止某些人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终究是正确的道理。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社会、阶级或群体的自由程度如何，便取决于这些‘屏障’的力量如何;同时，也要看这些群体为他们的成员(如果不是全体，至少也包括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所保留的通道多寡及重要性如何而定。”(以赛亚·伯林：《自由的两种概念》，1958年)

在大多情况下，人类社会的这个屏障都很不坚固，它经常受到侵蚀，所以人们才时常发出“生活不完美”的感叹。然而你也必须注意到，人们发出这种感叹的时候，事情还没有越界，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以内，人还没有被推到绝对的黑暗之中，还处在并非非黑即白的灰色区域，这意味着人类还有余力、有手段让生活变得完美起来。人类的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这个灰色区域以内。

以社会政治生活为例。

没有一个社会绝对公平、公正，然而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可以通过行使公民权利表达意志和意愿，来矫正不公平、不公正，社会压强拥有一个纾解的通道，不至于发生爆炸性社会事件;在另一种情形之下，事情就不这样简单了，由于绝大多数人丧失了宝贵的政治自由，专制权力堵塞了社会压强的纾解通道，人类也就不再有余力、更没有手段通过行使公民权利表达意志和意愿来矫正不公正、不公平，让生活重新变得完美起来。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伯林所说的那个“绝对的屏障”被洞穿了，人与世界的关系瞬间陷入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境地，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将产生任何人也无法料及的后果……我们从人类历史中无数次看到的以政权崩溃为标志的“革命”，就是这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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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事物与自然事物一样，有自己的动力源，在这个机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那个价值系统，即对善恶、美丑、真假的判断标准以及由此划出的底线。在这条线以内，人一般都选择隐忍，选择妥协，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心理内容(紧张和焦虑)的精神过程，即便在最简单的人那里也是如此;超过了这条线，也就超过了人所能隐忍和妥协的极限，事情反而会变得简单了——相对来说，任何以死相搏的事情都是简单的。

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梁山好汉基本上都是“体制内人员”，他们是被无道社会和无良之人(我们很难分清这两者的主次)逼上梁山的，这里的“逼”字表示的是一种情势程度：在善恶、美丑、真假的那条底线之前是一种情态，在它之后，就是另一种情态了。如果世界全部被罪恶、丑陋、虚假所堆积所充斥，如果情势把人“逼”到忍无可忍无须再忍的程度，超出了当事者所能忍受的极限，那么当事者也就无须紧张更无须焦虑了，他一定会用比压迫者和迫害者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做出反抗，正是所谓“鱼死网破”者也!群体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个体意义上的暴力反抗乃至于某些被称之为“暴力恐怖主义”的社会对抗事件，都是在与此相类似的情况下发生的。

就人类个体而言，人对事情的忍耐强度会因为人所处社会人生的位置不同而不同，对一个小贩来说，摊子被城管掀翻或者遭到殴打，就是最大限度，他就有可能成为以死相搏的夏俊峰或者杨佳，而三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忍耐强度显然要比夏俊峰和杨佳大出许多。

我们来说一说林冲遇到的事情。

林冲妻子去东岳庙上香，被殿帅府太尉高俅的义子高衙内调戏，林冲思前想后，选择了忍耐;高太尉设计以看宝刀为名将林冲诱入太尉府白虎堂(白虎堂为军机重地，林冲这个级别的军官是没资格进入更不许带刀进入的)，高俅指控林冲携刀意欲行刺，林冲百口莫辩，高俅将其刺配沧州……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林冲仍旧选择了隐忍，这是因为他很难把自己置放到被主流社会完全摒弃的位置，他还对命运抱着幻想。

然而在事情的那一端，并没有就此止步，公差董超、薛霸被高俅收买，在押解的路上图谋杀死林冲，幸得鲁智深相救才幸免于难;林冲在草料场又遭到昔日朋友陆谦、高衙内亲信富安暗算，险些丧命……林冲这才如梦方醒，意识到高俅加害于他的远不止发生过的这样简单，那个高高在上、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是一心想置他于死地的。

也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林冲才突然发现，事情已经逾越他所能忍耐的极限，遭难以后一直不肯杀人的他，忍无可忍，无须再忍，终于发作起来，提枪戳死了陆谦和富安，这位断了人生后路的昔日禁军教头，冒着漫天风雪连夜奔赴水泊梁山……那个无道的社会终于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合格的敌人。

可以认为，其他梁山好汉基本上都是沿着林冲这个轨迹走向与社会对抗的梁山之路的。从隐忍妥协到以死相搏的距离如此之近，中间只隔了一条线，这条线就是对善恶、美丑、真假的判断标准以及由此划出的底线，用伯林的话说，是人类安全的“绝对屏障”，它是不能被洞穿的。

3

具体到我们——我们拥有这样的“绝对屏障”么?如果灰头土脸的我们也幸运地拥有这个东西，那么，我们的屏障还好吗?如果如前文所述我们这个屏障也天生的不是很坚固，那么，我们目前的处境又如何了呢?我们的屏障是被“侵扰”还是被“洞穿”了呢?或者借用伯林先生的话反问一句：我们所拥有“自由程度”究竟如何呢?

这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沉思。

“沉思”是不论地位尊卑的所有人都骄傲地拥有的权利，它依赖于我们精神世界深处的价值系统而存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剥夺它。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的我们与畜生的最主要区别——即使我们忽略畜生的长相，也把它们看成人，你什么时候看到过驴子在一棵树下沉思自己的命运?你什么时候听到过被运往屠宰场的猪发一声喊：“忍无可忍，无须再忍!”挣脱网索，跳出汽车帮槽，高唱着“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乌漾漾地向城市进发的?你肯定没有见到也没有听说过。这说明沉思是我们作为人的天然权利，它不容褫夺，只要我们活着，它就不会离开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还可以从强力的角度来描述这件事情：统治民众远比豢养一群猪困难，即使你用豢养猪的方式统治民众亦是如此。

于是我们就沉思了。

沉思的结果竟然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体现自由程度的屏障不仅被大面积侵蚀，在很多地方它甚至已经被洞穿了!

难道真的有这样严重么?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算把我们的屏障给“洞穿”了呢?

简单说来，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为了集团利益直接或间接褫夺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就是洞穿：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封闭言论，禁绝思想的流动与传播，阻止、威胁、恐吓人民追索政府的权力罪恶;出于自肥目的在国家级经济垄断中团伙式控制自然资源，动用国家力量掠夺社会财富，借助行政权力与民争利、榨取民脂民膏;阻滞乃至于切断文化(文学艺术的一切表现方式)与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血肉联系，抽空文化作品的人民性，用虚假信息将文化演变为维护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权大于法，即使是庄严神圣的国家《宪法》所起的作用也只是约束人民而非约束政府，法律(立法和司法)丧失独立，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丧失公正，必然沦为维护集团利益的工具，人民成为被“合法”侵害的对象;人民远离国家政治过程，即使是众望所归的“反腐败”，在国家权力的强制之下也成了与人民没有什么关系的红墙之内风谲云诡的宫廷剧(有人说是“政治清洗”)，不容议论腐败者之为腐败者的制度性成因，不容非议政治制度对腐败的鼓励和纵容……这就是“洞穿”。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正义没有了容身之所，意味着我们被与真实世界隔离，完全被虚假包围;意味着我们远离了善良，直接面对着权力罪恶;意味着在我们屈辱的人生中，应当伴随我们生命过程的美被无所不在的权力欺凌和蹂躏，政治丑恶、社会丑恶就像一团烂麻，勾结成了囚禁我们精神和肉体的囚笼……一句话，这意味着伯林所说的那个“绝对的屏障”被洞穿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陷入到了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境地，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每年数以万计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国家权力不惜以暴力手段“维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有人甘愿坐牢乃至于失去生命也要说出自己的声音，同样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这不是预测，不是推断，这是横亘在我们眼前的严峻现实，如果你看不到这种可怕的失衡、可怕的危险，如果你假装看不到自由民主的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人民杜鹃啼血一般呼唤选票的时候，仍然固执地将人民排除在国家政治过程之外，仍然继续猫着腰在那条面貌可疑的河水中摸那块面貌可疑的石头，在不远的将来将会发生什么，还用提醒吗?!还用警告吗?!

4

昆汀·塔伦蒂诺2012年拍摄了一部电影，片名叫《被解救的姜戈》。这部电影带给我的美学享受超过了最近几年看过的所有电影，尤其是正在中国热闹的搞笑、无厘头电影，我欣赏它那种难以描述的韵律(我总觉得它的叙述有一种绝大多数电影都无法具备的诗意色彩)，欣赏贯穿始终的对人类秩序、道德、良知的信任与坚守，甚至非常欣赏从这种信任与坚守中生发出来的“暴力美学”——赏金猎人舒尔茨枪杀奴隶贩子和通缉犯的时候，黑奴姜戈枪杀和鞭挞曾经加害于他的白人监工的时候，姜戈用暴力反抗的方式从庄园主卡尔文·坎迪手中解救妻子的时候。就像塔伦蒂诺的所有电影(还可以举例《无耻混蛋》)一样，塔伦蒂诺式的“暴力美学”是将对法律、道德、良知的信任与尊重作为基础的，正因为这样，塔伦蒂诺展现的血腥枪杀才获得了正义性支撑，才让我们在强烈的感官刺激中感受到精神满足。

犹如我在本篇开头所说“人的社会性把每一个个体的精神存在聚合成为群体存在”一样，一个艺术家的美学观念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其所在社会的社会美学的一部分。张艺谋拍出《英雄》，以所谓“天下”消除反抗，并非仅只是其个人对专制的妥协，他很可能就是这样认为的，原因很简单：张艺谋是一个并不拥有独立思想的导演，他没有上到这个高度，而他似乎又很在意体制的承认、从体制中获得的地位，这样一个所谓的艺术家，即便是天才又能如何呢?当《活着》(这部作品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原小说的精神张力)被官方严厉封杀的时候，这个精神疲软的导演显然受到了惊吓，他害怕失去已经得到的东西，我们不妨把他应约导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看成是对自己的救赎，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那些决定其命运的人：归根结底我跟你们是一头的啊!

与之相对应，塔伦蒂诺拍出《被解救的姜戈》也不是偶然的。塔伦蒂诺作为以群体存在的美国艺术家中的一份子，身上有一种绝不被国家权力诱导和欺蒙的人所独有的特立独行的精神特征，这就是说，在那个拥有创作自由的国度，塔伦蒂诺不必要用谄媚的方式向国家宣誓忠诚，他无需用这种宣誓换取存在的许可，他本身就是存在，那个伟大国家以他为荣的存在。即使是这样，他也不可能逃脱政治学逻辑的制约，他并非离地三尺、不食人间烟火的鬼神(尽管他有“鬼才导演”的称号)，他所拥有的美学观念同样是一种“集体存在”中的“个体存在”，是他那个时代的美学观念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时代美学造就了塔伦蒂诺式美学，他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

那么，塔伦蒂诺的精神渊源在哪里呢?

我们注意到，恰恰是那个国家，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见美国《合众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法律……限制言论自由……”最初这一条款仅适用于美国联邦政府，后来经过最高法院解释，该条款亦适用于美国各州政府。)我们甚至可以从美国建国者的理念中看到这部电影的精神渊源——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美国《独立宣言》

正是这种精神渊源，使塔伦蒂诺在处理杀人情节时游刃有余地站立在法律与正义的牢固地面上，给血腥和暴力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美感——企图将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的政府尚且都应当被推翻，何况亵渎和违背国家法律、对人民施加暴力侵害的毛贼和不法之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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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我们发现，当人类的最后屏障和底线被洞穿之时，人民一定会依据他们价值系统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不正义以暴力的方式无止境侵害人民的时候，人民的反抗——即使是暴力反抗——也必然会被赋予正义的合法性。

人类过往的历史就是这样书写的。

人类将来的历史也一定会被这样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