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明星写作在中国影坛绝非新鲜事。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有“四个女作家”的耀目群体，艾霞、王莹、高倩苹、胡萍，各有文字天色，可惜其中二人终告悲惨收场。

林青霞三年前出的书叫做《窗里窗外》，三年后如约出了第二本书，取名《云去云来》，亦是散文，但加附光盘，由她亲自声演，娓娓朗读部分文章。见声如见人，是文字以外的另一股淡淡幽香。看娱乐版记者问她，是否须再等三年才有第三本？放下报纸，我暗暗代答：应该不必等这么久。

出第一本书或许只为好玩，甚至只因闲着无事，如鲁迅曾说“无聊才读书”，有人或许是“无聊才写书”。但出到第二本书，心态已很不一样，不只是无聊，也并非只为好玩，而是确实写出瘾来，领略了文字之挑战刺激，体会到创造之妙趣无穷，想在字里行间自辟天地，自为笔下小宇宙的导演与编剧与明星。这时候的写才是真的写，像某人说过“只出一本书的人不算作家”，唯有出了第二本，才是真把写作事宜放在心里。所以我猜，女明星的下一本书，快则一年，慢则两年，应将面世。

女明星写作在中国影坛绝非新鲜事。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有“四个女作家”的耀目群体，艾霞、王莹、高倩苹、胡萍，各有文字天色，可惜其中二人终告悲惨收场。但那悲剧只是时代悲剧，跟男女性别的质素无关；一旦时代沉沦，管你是公的母的，皆易遭卷走淹没。四个女作家中最短命者乃艾霞。记不记得同样短命的女明星阮玲玉？关锦鹏拍过她的传记，由张曼玉出演；现实里的阮玲玉拍过《新女性》，戏里角色就是艾霞。艾霞吞鸦片自杀而亡，阮玲玉演完她不久，亦服安眠药而逝。戏里戏外的苦雨凄风笼罩黄浦滩头，风里有脂粉气息，是死亡的气味，令闻嗅者流泪。

艾霞原名严以南，生于天津。她跟萧红一样被家里逼婚，她爱的却是大学生表哥，为求独立，离家出走，到上海做演员。后来红了，在明星影片公司做明星，背后却有地下党的安排，是国共文化战局里的一枚台前棋子。但她的死跟政治无关，她是为情，属于典型的痴恋故事：爱上有妇之夫，男子却除了小三也有小四，她接受不了便寻死。死前的艾霞喜怒无常，有时候艳丽出彩，有时候邋遢无边；有时候笑脸迎人，有时候低沉不语；照例也失眠、酗酒、吸毒，用现代眼光看便是严重的忧郁症。自杀当天她披头散发到片场找王莹：“这个周日出去玩玩，好吗？”王莹没在意，答道累坏了，等电影杀青再去吧。回家后，艾霞把生鸦片烟吞进胃里。

艾霞死了，王莹活着，比她多活了三十多年，但最后十年生不如死。若死前仍能写文章，说不定会感慨当年当夜宁愿死去的是自己。王莹是安徽的穷苦女孩，做过童养媳，又做过护士，17岁加入共产党，到了上海，演话剧、拍电影，是镁光灯下的热血少女。上海的陈子善教授前两年替重印的《衣羽》写序，那是王莹的散文作品，有怀人有忆事有影评有时论，可见这位明星作家的宽广视野。王莹也写小说，例如《宝姑》，属于“社会现实主义”的批判创作，同时得到左翼作家夏衍和现代派大佬施蛰存的激赏，可见其细腻文笔。故当时《新晚报》有文章说“王莹在电影上，也许还没有她在文学上的成就”。

令王莹陷入晚年愁惨的也正是电影而非文学。话说1936年，本名喻志华的王莹23岁，演出夏衍名剧《赛金花》。这出话剧，谁都想演，名戏名编名导，不红的人一演即红，已红的人，演了便红上加红。入围者除了王莹还有蓝苹，最后，前者胜出，后者含泪回家。小报添油加醋报道两人相争，蓝苹面子尽失，咬牙切齿地说：等着吧，总有一天老娘会跟你算这笔账。

蓝苹就是后来的江青。脱下演员袍，穿上革命衣，戴上粗眼镜，头顶绿扁帽，文化大革命来了，1967年，江青密令把王莹抓进监牢，罪名是“30年代黑明星”和“美国特务”。这一罪，一受七年，早已被折磨得半身不遂的王莹于1974年3月3日下午逝于狱中，尚差5天才61岁。这一天，江青也被传达了王莹死讯，她抬一下眼镜，微微冷笑——她演不成赛金花，但终于打败了赛金花。这一天，死亡书送到王莹丈夫手里，上面没写名字，仅有一个犯人代号：6742。女明星，女作家，终结为四个简简单单的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