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西方政治话语中的“恐怖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是共生的，在西方这个排他的屋子里，“恐怖主义”这个袋子在其外部，“文化多元主义”这个袋子则在其内部，装满了一切与“自由的西方价值观”不搭调的奇怪物品。它们被打包搁置起来，包裹上贴着“政治正确”。
当手持突击步枪的三名蒙面人冲进巴黎《查理周刊》编辑部时，这份最早创刊于1970年的讽刺漫画周刊正在编辑它新一期刊物。封面上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小说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穿成男巫的模样，预测自己在2015年大约会掉光所有牙齿，而到了2022年，自己应该会开始过穆斯林斋月。正向不少有过伊斯兰世界生活经验的反伊斯兰者们一样，维勒贝克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势同水火。在他小说《投降》(Soumission)中，伊斯兰主义被看做是与欧洲极右翼分子一样令人厌恶的政治势力。小说中，2022年的法国大选成了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与穆斯林兄弟党之间的对抗。最终穆斯林政党胜出。选举结束后第二天，法国人发现自己的生活开始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妇女们再不能穿暴露的西式服装，大学成了伊斯兰经学院，所有非穆斯林教授或者需要提早退休，或者必须改奉伊斯兰。外交上，土耳其和北非国家加入了欧盟，随之欧盟几乎变成了一个与罗马帝国一样的伊斯兰帝国。
虽然维勒贝克强调，自己的小说并未试图诋毁伊斯兰，然而，广大知识分子却不这么想。不少人批评维勒贝克根本就是一个散播伊斯兰恐慌(Islamophobia)的极右分子。左翼报刊《自由人报》(Libration)主编忧心忡忡地说，维勒贝克的小说根本上代表了极右翼思想在法国严肃文学中的回归。与骄傲的知识分子们不同，广大的法国读者们既不顾左翼知识分子们的忧心忡忡，更无视维勒贝克自己再三的辩护，在他们看来，《投降》根本就给欧洲描述了一副伊斯兰主义入侵下的黑暗帝国图景。在大众身上，丝毫看不到那种被欧洲知识分子与政客们捧上了天的多元文化主义包容心，更看不见那种多样文化和平共处、互不干涉的大同图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维勒贝克所描述的那个荒诞、紧张、个体化、无希望的政治未来正在变成现实，而读者们对他小说的接受，则更成为这种欧洲政治现实的反讽注脚。而新年的蒙面枪手们则更为这种暗黑图景添上了浓重的现实血色。
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似乎从来不会去过问人为何会拿起武器。批判的武器(文斗)与武器的批判(武斗)都成为今天社会政治话语中的异类。我们今天的精英们假设了一种生活的“常态”秩序。在这伟大的秩序里，制度是社会的守护神，在平等与自由的圣殿里，它一手捧着法律、一手持着理性，照耀着繁荣的社会，赐予了人民以发展的理想。而所有与这种祥和景象不同的变量，则统一被打包成了“恐怖主义”，装载在了一艘愚人船上，被社会放逐。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很容易忽略在这个充满着普世光芒的故事背后，潜藏的是一种明确的基督教神学，其普遍性的形成则深深镶嵌在欧洲历史发展的脉络中。
欧洲的文化多元主义政治话语其兴起是20世纪中后期的去殖民运动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双重结果。随着20世纪中期，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19世纪欧洲殖民霸权建立的世界秩序彻底终结。以英帝国为主的欧洲殖民宗主国发现，自己原先相对单一的民族及文化身份逐渐被移民潮所打破。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移民为欧洲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民族构成的多样性，更是社会习惯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多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是19世纪欧洲殖民秩序中“文明化任务”(civilisation mission)的逆反。在这种文明化任务的理想下，19世纪欧洲的殖民计划(colonial project)试图以欧洲工业化式的“现代化”为模板，教化并改造欧洲之外非白人、非基督教的社会。除了我们经常谈论的基督教理想之外，这种文明化任务的现实基础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贸易帝国主义。在这种框架下，对于非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认识，包含了双重矛盾。一方面，是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追求的，对非基督教文化的认识、阐述及重塑的普世理想;而另一方面，则是在贸易帝国主义霸权下，对殖民地地区文明及主权的否定，以期将殖民政治合法化，将贸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这一双重矛盾在殖民秩序下表现为诸如“原住民问题”(aborigine question)、“黑人问题”(negro question)等等一些殖民秩序以内、但在欧洲地理范畴之外的问题。然而随着二战结束，去殖民与民族独立运动兴起。这一矛盾被从殖民地带回到了欧洲宗主国。在非洲与中东，许多在前殖民秩序下隶属既得利益阶层的有色人种发现，在新成立的民族政权中，他们属于会被清除的反动力量。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很简单：回到宗主国去。他们当中也许绝大多数已经是基督徒，也许还有不少是在欧洲大学毕业的社会精英。然而，这批有色人种的到来无疑为欧洲这个几乎纯粹是白种人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当基督教理想中所描绘的世界大同理想真正摆在欧洲白人面前时，欧洲大陆的白人们发现，自己或许并没有准备好。当然，一方面由于这类回潮移民数量并不巨大;另一方面，由于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欧洲左翼阶级政治话语的影响，以及对于二战时期纳粹种族主义的痛苦记忆，欧洲政治中的种族、文化冲突并不明显。
很大程度上，欧洲政治的共同体是在对二战的痛苦记忆中成长起来的。但其内部文化与种族差异的问题并未真正得到处理。随着70年代后期苏联入侵阿富汗，那种支撑欧洲左派阶级政治理想的现实基础也随之丧失。在这之后到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又为脆弱的欧洲共同体输送了一批新的移民。他们从欧洲之外赶来，试图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连同那些早先移民的后代们，他们在白人的欧洲社会里逐渐形成了一个个以非白人民族认同及非基督教文化认同为基础的群体。在白人主导的社会里，这群外来移民所面临的现实压力，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下，体现为更为尖锐的阶级矛盾。然而，随着苏联解体，意识形态政治成为新的痛苦回忆。在欧洲内部，这阶级矛盾则被逐渐表述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文明与种族冲突。
1970年代之后在欧洲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从本质上体现了欧洲对其内部矛盾无可奈何的回避态度。如果说19世纪殖民主义的政治理想是，试图将世界人民的脚放在一双统一尺码的鞋子里;那么20世纪后期开始的文化多元主义则是将一个千疮百孔的网兜套在人们的脚上，然后把这个网兜叫做鞋子。奇怪的是，这两种态度的基础都是理性主义。或者说，是在欧洲基督教历史中诞生出来的理性主义。前者的理性基础是一切差异性最终都会朝向一个统一由西方发现的理性目标前进。而西方的文明使命，则是不遗余力地用统一的步伐，将世界带进这个历史终结的高潮里。而后者则建立在二战之后，西方哲学界对那种黑格尔式的理性的反思中。其基础是个人主义的。面对内部多样的矛盾，欧洲以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建造了一尊政治正确的祭坛。在这个祭坛上，一切民族的都是正确的。“他人是地狱”成了新的政治普遍性。在这种普遍性下，多元文化主义想象了一个好像是沙拉碗一样的欧洲政治图景。在这个碗里，人们既不“和”也不“同”。
这种沙拉碗政治虽然回避了冷战之后阶级话语与意识形态政治带来的尴尬，但却也进一步让欧洲社会碎片化。一方面，白人社会的知识分子深深感到，在这种多元主义整治下，欧洲的文化与政治身份渐渐丧失。甚至在诸如艾因·兰德(Ayn Rand)这样极端的自由意志与个人主义的支持者看来，这种多元主义政策还会促生原始的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带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色彩，将种族身份作为一个群体概念，强加到个人意志之上。另一方面，在社会政策方面，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影响下，欧洲内部的少数族裔逐渐成为了与外界隔绝的社群。2010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试图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努力彻底失败。她呼吁，德国大量来自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应当努力融入德国社会，学习德语。2011年，英国卡梅伦政府也将英国本土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生成归结为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结果。他强调，需要重新“捍卫自由的西方价值观”，进一步推广英国统一的“国家认同”。
如果说2015年1月7日三名在法国出生的阿尔及利亚人枪击《查理周刊》编辑部是欧洲文化多元主义看得见的失败的话，那么2014年8月揭露的罗瑟勒姆性侵案则更体现了文化相对主义深入骨髓的困境。罗瑟勒姆(Rotherham)是英国约克郡南部的小城。2014年8月，阿莱克斯·杰(Alexis Jay)教授发布了一则独立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从1997年至2013年间，该地区多达1400名白人未成年少女遭到有系统性的性侵犯。侵犯人多为该地区巴基斯坦裔穆斯林。虽然有许多受害人向社工或警方求助，但在当地警方得知嫌疑人为少数族裔后，均担心受到种族歧视质控而终止调查。工党籍的记者列奥·麦克金斯特(Leo McKinstry)批评，这一事件代表了政府将政治正确的教条放在了人民利益之上。类似的案例在欧洲并不少见，甚至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也能发现这种倾向，阶级冲突被掩盖在民族冲突的皮囊下，而处理这类问题的手段也以追求稳定与发展的最高政治正确原则为基准。在这种准则下，具有现实价值的人民利益缺席。
实际上，我们很容易发现，压断多元文化主义政治理想的，主要是来自于欧洲基督教文明的老敌人——伊斯兰教。这不仅仅是近年来针对穆斯林世界“反恐战争”的结果，更体现了在西方基督教历史语境下发展起来的现代政治理性在理解伊斯兰社会时的无力。在西方基督教历史中，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是建立在其自身历史中政教分离的经验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之上的。在这种理性基础上，宗教被理解为一种个人精神追求，不再被容许承担任何社会政治组织责任。其作为律法的特色被剥离，甚至其作为道德来源的特性也被放在了相对主义的逻辑下。然而，这一逻辑在理解伊斯兰时便全然失灵。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发展中，既没有经历欧洲式的政教分离，也没有经历欧洲式的工业革命。作为社会组织基础的伊斯兰教不单单是道德，更是法律，也是生活方式。而近些年来瓦哈比主义蔓延更将伊斯兰教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将穆斯林转变为一种具有政治建构效力的身份认同。随着哈里发国(ISIS)的兴起，西方开始发现，那些拿起枪反对西方的极端主义者们甚至不少来自西方社会内部。无论是作为ISIS的武装人员，还是作为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他们在拿起武器之前，都像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消费者，在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繁荣中吃喝玩乐。在今天回避阶级政治、回避意识形态问题的语境下，在西方那多元主义理想中，这个现象几乎无法理解。于是，他们便都被称为“恐怖分子”，成为了特瑞·伊格尔顿所描述的“邪恶”(evil)，成为了蝙蝠侠中的小丑，基督教中的撒旦。其潜台词便是他们均是非理性的异类。
今天西方政治话语中的“恐怖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是共生的，它们好像是中世纪欧洲人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笔下的愚人船。它们是一个布袋子，囊括了一切让人不快、无法理解的现象。在西方这个排他的屋子里，“恐怖主义”这个袋子在其外部，“文化多元主义”这个袋子则在其内部，装满了一切与“自由的西方价值观”不搭调的奇怪物品。它们被打包搁置起来，包裹上贴着“政治正确”的标签。
在《查理周刊》袭击案之后，欧洲各大报纸的头条无分左右，异口同声地将其描述为野蛮对自由(liberty，freedom)，对民主的攻击(attack)。在与穆斯林世界的冲突中，欧洲今天有了一个殉道者。而欧洲脆弱的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会随着查理周刊袭击案而彻底破产。取而代之的，应当会是脸谱化了的敌我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自由与奴役之间，民主与专制之间这种简单二元的脸谱对立。从这个现象上来看，苏联解体并不代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政治的终结，相反它代表了西方意识形态世界霸权的开始。今天随着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破灭而重新出现的一系列冲突实际上延续了19世纪殖民世界秩序中产生的霸权主义问题，更延续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未曾完成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是我们今天世界人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