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发现解释了鲁本斯在见到委拉斯贵支那种欣喜和快慰：“我承认，你比我画得好！”当时鲁本斯40多岁，是欧洲最走红的巴洛克大师，委拉斯贵支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但就像年长的海顿对莫扎特的父亲说：“莫扎特先生，我以我的资历向您发誓，您儿子是现今世界上最杰出的音乐家！”大师总是真诚的、谦虚的、单纯的，正如鲁本斯画了无数构图复杂且巨大的画面，但中间的人物，一如大师自己，单纯几近一尘不染，他与委拉斯贵支一见如故，也是因为后者的单纯和超凡的绘画技巧。

 

委拉斯贵支出生在西班牙南方安达卢西亚首府赛维拉一个小贵族家庭，是7个孩子中的老大，跟随母亲的姓氏，也最得母亲关爱，因为他安静且聪明，不论学什么都很优异，素描画得尤其好，10岁时，父母决定让他学画，请的第一个老师很粗暴，被斥退了，但第二个老师却很温和、开明，除了画画，更鼓励学生读书。他后来成为委拉斯贵支的岳丈，名叫帕赫柯，从12岁陪伴维拉斯贵支到18岁满师，末了把自己15岁的女儿嫁给学生，并谦逊地说：“能成为他的老师，我感到莫大的光荣。把女儿给这个年轻人，是因为他为人善良、温厚以及他天生的才华打动了我。”虽然至今没人知道这位小娘子长得什么模样，但早期作品中的圣母造型，据多数艺术史家推断，应该是委拉斯贵支的妻子，胡安娜·委拉斯贵支。夫妻俩生了两个女儿，但只有一个活下来，后来嫁给委拉斯贵支的学生马佐，女儿早逝，留下4个孙子，成为大师晚年的最大欣慰。

 

满师后的委拉斯贵支一路走红，到23岁时，沉默但成熟的他听说国王菲利普四世在马德里登基，便决定去马德里试试运气，申请为国王画肖像，被当即拒绝。离开马德里前他为当时的著名诗人龚果拉画了一幅肖像，正是这幅肖像打开了他飞黄腾达的大门。这幅肖像画上的人物从外表到内心再到无形中散发的性格，都暗示了画家的眼光与手上的超凡技巧，国王的内务大臣再没有犹豫，立刻把委拉斯贵支招到马德里宫廷，自此，画家再没有回过故乡。

 

国王18岁，画家24岁，两个沉默的年轻人几乎立刻成为知交，宫廷中立刻为画家安排了画室，只有国王和画家掌握钥匙，此举在宫中引起的妒忌和不满可想而知。中伤和诽谤如空穴来风，但最后委拉斯贵支以实力平息了一切流言蜚语。

 

在文艺复兴艺术仍然如日中天的17世纪，古典审美依然主宰着艺术界，一种极其客观的现实主义在产生之初肯定会被看成异端，因而只能在宫廷王权的庇护下产生，西班牙刚好有这样的传统，极端保守专制的地方有时候却非常能够容纳艺术上的“异端”，如怪诞神经质的格列柯只能在西班牙找到共鸣，后来的戈雅、毕加索、达利、米罗等，都属于这样的另类艺术家。委拉斯贵支的现实主义绘画，当时也被其他宫廷画家大肆诋毁，但国王的力顶和画家的自信，使得这一画风成为劲风。

 

委拉斯贵支的平民现实主义源于卡拉瓦乔的极端民主特色和明暗强烈反差的运用，但意大利无一人有委拉斯贵支那样干净、明澈的眼光，可以一直看到人的心底，并将那一泓清水般的心灵轻而易举地呈现在画面上，充满了温和的善意。

 

委拉斯贵支被国王授予了很多官职，自然少不了应酬，这无疑浪费了他很多宝贵的时间，而且他画画不算快，所以留下来的作品其实不算多，中间虽然去了两次意大利，但可惜的是，在罗马的两年时间所画的画大多散失了，留下来的最著名肖像画是教宗《英诺森十世》，惹得这位天主教的掌门人急说：“画得太像了些！”另外就是大师的奴仆，现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胡安·得·帕拉哈》，这位奴仆也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委拉斯贵支在59岁那年将他释放成自由人。从肖像上看，主仆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单纯，两人的灵魂在面孔上的印证是平等的，只是用画笔在画面上反映出两人眼光的差距。委拉斯贵支的眼光透明、中正、纯洁，几乎没有画家主观的痕迹，而对象的灵魂在画家温暖的笔触中，也呈现得那样真实。

 

这次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委拉斯贵支”大展一共3个大厅，展品包括所有的题材，宗教、神话、历史、风俗，肖像居多，西班牙宫廷的侏儒几乎全部到场，最著名的代表作《宫女》是普拉多的镇馆宝物，这次展的只是原尺寸的复制品；《洛克比的维纳斯》是委拉斯贵支唯一的一幅女人体画，由于当时正值宗教裁判狂热，画家只得通过渠道尽快将油画卖给了一个英国贵族；《阿波罗的来访》展现了17世纪令人叹为观止的写实技巧；《公主玛格丽特》系列、《小王子》系列，这些肖像画都反映了最杰出的心理刻画，画面上，无法承受历史重任的幼小生命，孤弱无助地成为成人的政治工具，一种无形的压抑笼罩在稚嫩的脸蛋上。事实上，公主和王子都早逝。西方绘画史上的肖像高手不少，但能够如此宽泛地把握并刻画人物心理的画家还真不多。画面刻画心理，维拉斯贵支登峰造极，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因为大师单纯的眼光。有时候，大师真的可以很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