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早期《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还是2013年出版的《第七天》，余华每每有新作问世，都会掀起一番讨论。近日，余华将十年来在文学与现实中的呼喊与回望集结成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现场，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借一句作家的言论称赞余华，“在面对中国幽暗复杂的现实时，没有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没有背过身去，而是以犀利的目光洞察时代。” 余华在现场表示，“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我们都是病人。”

“对现实社会我没有找到答案”

“这是我的写作，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在新书中，余华用笔记录下对当下不平衡时代的观察，“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在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节的礼物，北京的男孩子想要一架真正的直升机；而西北的女孩想要一双白球鞋。”余华坦陈，社会的不平衡刺激作家写作，可他并没有找到出路。

余华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本书也许不能为读者提供“面目全非的社会”中的出路。 “我没有找到答案，写书的过程就是寻找答案，但答案是找不到的。”他说小说家应该是社会的速记员，记录下社会的变化。“同一件事，媒体的工作是客观报道新闻，小说家应该提出更多的角度。”

“现在为止我对自己都不是特别了解”

除了探讨社会问题外，余华当然谈到了文学与写作，回应了自己写作风格的转变。余华谈道被问过多次的问题，“为什么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那么多血腥暴力，为什么到了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明显减少了。这都是我从26岁到29岁的三年里干的事情，我的写作沉浸在血腥和暴力中无法自拔。”在文中，余华从童年目睹很多死刑执行开始写起，余华写道，所谓文风的改变源于他做的一个梦，他梦到自己被人追杀并且执行死刑。但在现场面对记者的提问，余华却改变了回答。“其实到现在为止，我对自己都不是特别了解。”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也囊括了很多较为轻松的随感，如在体育、旅行以及教育孩子时的感想。提起这些，余华很有表达的积极性，现场他回忆起自己和史铁生、莫言、马原、刘震云一起踢球的情景，“1990年的世界杯，我们去辽宁文学院讲课，期间跟史铁生和刘震云，还有莫言、马原一起踢球，因为辽宁队主场，我们势单力薄。最后让铁生当我们的守门员，史铁生（和对手说）你们往我身上踢，一踢我就死。”余华回忆道。

访谈

“我不看朋友圈，朋友圈里没意思”

北青报：您在书中谈到“现在的人通过网络或电视关注新闻”，我们看到您已经有近半年时间没有更新微博，您从什么渠道获得新闻信息呢？

余华：网络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但网络上的消息还是需要辨别一下的。原来我上网看新闻一看两个小时，自从我有了智能手机，看网络消息少了。虽然我有微信，但从来不看朋友圈，我的朋友圈比较没意思，一次我在国外，想看看朋友圈对亚航失事的报道，结果朋友圈里都是分享吃喝玩乐的消息。

北青报：那您的朋友圈里都有谁？

余华：基本上能跟我交流的人也不会用朋友圈，朋友圈里的人都是看我在用微信的时候，问我能不能扫一下。扫过去一大帮人，没意思。本组文/本报记者张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