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你掙了多少？”“你們單位發了多少年終獎？”……年初歲尾，許多人在盤點一年來辛苦所得的同時，也再次為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不同身份、不同階層之間收入差距發出感慨。

　　不讓平均數掩蓋大多數。中國的貧富差距現狀究竟如何？十八大以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各項政策有哪些成效？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縮小貧富差距的“牛鼻子”在哪里？如何把收入分配改革同其它領域改革有效協同推進？

　　本版將連續兩期關注這一話題。

　　——編者

　　不容回避的現狀——

　　在收入差距擴大的同時，我們還面臨財產差距擴大的問題

　　前不久，一位外國攝影師拍攝的一組照片在網上熱傳。照片中展示了復雜多樣的北京，既有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也有破敗低矮的城中村；既有在兒童游樂場快樂玩耍的“中產階層小花朵”，也有跟隨父母賣菜、蹬三輪的孩子……雖然這場景不止北京，也不止中國獨有，但仍令觀者震撼、深思——我國的貧富差距現狀到底如何？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李實表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在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貧富差距也在逐步擴大。

　　“衡量一個國家的收入差距，國際上通用的指標是基尼系數。”李實介紹，基尼系數最大為“1”，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最小等于“0”，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但這兩種情況都僅僅只會出現在理論上。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于0—1之間。基尼系數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我國的基尼系數是多少？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2003年為0.479，2008年達到最高點0.491，這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數是0.469。而在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是0.3左右。李實分析說：“接近0.5的基尼系數可以說是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過0.5的國家只有10%左右；主要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間。”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院長劉元春表示，0.47到0.49之間的基尼系數反映出目前我國收入差距仍然比較大。尤其是城鎮居民內部、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都比較大。“比如說城鄉差距大概有3倍，按照城鎮工資統計，高收入行業和低收入行業有4倍左右的差距。”

　　“在收入差距擴大的同時，我們還面臨財產差距擴大的問題，而且這一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嚴重。”李實告訴記者，以往人們大多把貧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但實際上，居民在資產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貧富差距狀況的重要方面。過去10年的數據分析表明，中國的財產差距擴大速度遠遠要超過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個人財富積累速度非常快。在過去大約10年的時間內，人均財富的年均增長率達到22%，特別是房產價值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25%。而農村的財富積累速度年均增長率只有11%，相當于全國水平的一半。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顯示，1995年我國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我國家庭凈財產的基尼系數達到0.73，財產不平等程度近年來呈現升高態勢，明顯高于收入不平等。此外，家庭層次的財產不平等有兩個特征：一、有家庭成員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水平明顯高于在體制外工作的家庭，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的增長幅度也明顯高于體制外家庭。二、中等收入家庭財產增長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財產增長幅度相對較小。

　　李實認為，未來幾年，我國的收入差距可能仍會處在高位徘徊狀態，既不會出現明顯擴大也不會出現明顯縮小的趨勢，基尼系數預計將在0.45—0.50之間波動。

　　復雜多樣的成因——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差距有一定合理性，但由于機會不平等、資源分配不均衡以及權力尋租造成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有哪些？

　　李實認為，首先要正確認識貧富差距、收入差距。“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強調平均主義，干多干少、干好干壞一個樣；進入市場經濟后，強調按勞分配，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之間出現收入差距是正常的，有一定合理性。”

　　劉元春認為，客觀來看，貧富差距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我國人口多、底子薄，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導致農村發展明顯落后于城市。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向農村和中西部的投資，但在一段時期內，因發展的基點不同、條件不同，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及其居民收入差距仍會較大。“比如說同為公務員，東部省份和西部地區的最低工資、公積金繳存標準不同，福利、社保等也有差別，都會造成收入差距。”

　　專家們普遍認為，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的主要原因，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部分領域改革不到位導致的機會不平等、資源分配不合理以及權力尋租等現象。

　　李實分析說：“當市場體系不健全，存在流動性障礙或市場扭曲時，收入差距加大的趨勢就難以避免。比如說勞動力市場不統一，戶籍制度導致農民工和城鎮職工在收入、社會保障等方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雙軌制’運行；資本、土地交易并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市場；某些領域，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有大量的市場準入限制，使權力尋租帶來非法收入、灰色收入、腐敗收入……都是體制因素造成的貧富差距過大。”

　　專家認為，政府干預過多等，容易造成資源行業和一些自然壟斷行業同其他競爭行業之間產生巨大收入差距。如壟斷性企業員工特別是高管收入偏高乃至畸高；再如一些人和群體依靠權力資源得到優先發展、優先致富甚至一夜暴富的機會，而被權力邊緣化的群體，很難得到發展機會。

　　“在誠實勞動和市場環境公平的前提下，人們的收入有差距，這是合理的，社會能夠接受，如對教育投資較多的人能獲得更為優厚的職業待遇。但因起點、機會和過程的不公平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人們普遍難以接受。如階層固化、流動性不夠，獲取社會資源的機會不平等，個人努力創富成功的機會也就不均等。比如說富二代、窮二代，這加劇了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社會財富的分享更加的不公平。”劉元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