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官員“雅好”現象的被關注，一些昔日落馬官員的“雅好”也陸續被起底。這幾天引起熱議的，則是郴州市原市委書記李大倫的“雅好”，他喜歡出書，靠著出書向官員攤派，淨賺3000餘萬元。(1月25日《現代快報》)

　　官員出書牟利，已經不是什么秘密。能寫書的自己寫書出版，不能寫書的找人寫書也要出版。官員生涯中，出過書的人何其多?這暴露出了很多問題：出版社買賣書號何以盛行?出版監管的底線在哪?出版書籍的官員購買書號的錢從何而來?

　　其實，這些還都不是主要的問題。如果一位官員真的有出書的水平，你也不能教條的就不允許人家出書。問題是，書籍的市場化為何淪落成了攤派化?值得追問的幾個問題則是：

　　一者：官員為何熱衷出書?官員出書的人很多，而真正在銷售環節接受市場洗禮者卻寥寥無幾。既然沒有市場為何還要出書?這一方面是面子心理造成的，好像當官不出幾本書，就顯示不出自己的水平。另一方面則是職稱評定上的漏洞，出書了，就是科研成果，哪怕出書的官員一個字都沒有寫，最終這本書也會成為職稱打升級的好牌。

　　二者：書籍攤派為何盛行?書籍攤派這樣的事情早就存在，出書之後沒人買自然是書籍攤派的一個原因。而最大的原因還在於官員的權力是無邊界的。按照制度架構，每一個職位都有著職位的權力范圍，很顯然銷售書籍則不在官員的公權范圍之內。公權可以辦私事的時候，也就有了官員出書後的攤派任務。如果，我們把權力真的關進了籠子裏，這些出書的官員還能將自己的書籍攤派出去嗎?

　　三者：購書錢款誰掏腰包?表面上看，書籍是攤派出去的，是攤派給基層官員的，他們也是人手一本，甚至是好幾本的。而實際上這些被攤派的官員真的會是自己掏腰包嗎?很顯然的是，沒有一個人會掏錢購買上級的書籍。說到底，這些書籍還都要走公款的賬戶。這暴露出的則依然是財務亂象，這筆書籍絕對不會以書籍的名義入賬的。要么會是“辦公用品”，要么就是“學習資料”。試問，如果財務制度是嚴格的，官員攤派書籍還會如此方便嗎?

　　官員裏面確實有不少有水平的人，這些人寫出的書籍興許就是社會的財富。但是由於官員出書已經成了亂象，這就需要對官員出書嚴格約束。也就是說，官員出書之前，不僅要找到出版社，更應該向上級申請，將書稿進行報送和備案。有出版價值的，不僅可以出書，還應該創造好的條件。對於沒有任何價值的無病呻吟的書籍則需要毫不留情的堅決杜絕。而且，官員出書必須要堅持市場化的道路，必須要提高門檻，不是裝訂在一起加個封面就能叫書的。

　　治理官員出書亂象，還應該嚴格約束出版社的行為，沒有見錢眼開的出版社，也就會少了浪費紙張和油墨的垃圾書籍了。

　　宋丹丹在小品裏演了一個角色，叫“白雲大媽”，她出的《月子》據說成了廁所必備，不知道出書的官員裏，會有多少“白雲大媽”呢?（作者：郭元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