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春晚如此爱恨交加的态度，其实就是对于动荡的变革时代新兴而驳杂的大众文化的态度。人们骂它，百般挑剔它，又离不了它。这真的是一种奇怪的中国现象。

如今，骂春晚是一种时尚，吐槽是春晚的后遗症。我们的观众最容易忘恩负义，忘记了这三十多年来春晚给中国人带来的欢乐，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道年夜饭。在中国风起云涌的大众文化潮流中，哪一种样式，哪一种形态，也抵不了一年一度春晚的影响力和作用力。

人们对于春晚如此爱恨交加的态度，其实就是对于动荡的变革时代新兴而驳杂的大众文化的态度。人们骂它，百般挑剔它，又离不了它。这真的是一种奇怪的中国现象。

不过，客观地讲，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生长期、高潮期和跌落期，潮起潮落，花开花落，总有难以违抗的周期和规律。长达三十余年的春晚，已经过了它的鼎盛期，近几年更显疲惫不堪。去年换导演冯小刚，换主持人张国立，今年又越洋请回董卿，走马换将，只是换脸难以更换春晚已经约定俗成且形成惯性和固化的基本框架与内容，涂抹再厚重的粉底霜，也难掩春晚疲惫老化的面庞。

而且，随着春晚在中国人春节期间的位置与作用的做大，关心它的由上到下的人也就越多，虽说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却也容易水多浇死了花，木匠多了盖歪了房。改变它，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前怕狼后怕虎，前有车后有辙。也就是说，春晚就是大年夜端给大众的一盘热腾腾的水饺，水饺的馅已经调制就是那老几味，换饺子皮，哪怕是在皮上再捏上漂亮的花边褶儿，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因此，春晚谁来搞都难，无论换哪位导演，无论请哪位主持人，无论上哪位大腕演员，更无论增添何种声光电的高科技和现代化舞台效果。

其中语言类的节目更是难搞，演创人员身心疲惫，观众众口难调，舆论批评口味又逾年见长，连续多年，积劳成疾，花样难以翻新。以前有陈佩斯、朱时茂；后来又有赵本山、赵丽蓉；再后来请来郭德纲和记不住名字的新人，走马灯一样，也已经是磨出的老茧，难以点成美人痣。人们如此关注的语言类节目，不过如中国足球一样，成为一台晚会的软肋。即便把陈佩斯再请回来，看他新近在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中的程式化套路的表演，便知道断然难挽春晚的颓势。

谁能搭救已经如此疲惫不堪的春晚？要我说，谁也搭救不了，时代在发生变化，真的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作为新时期大众文化的代表——春晚，已经完成了它历史的任务，它现在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怀旧般日渐逝去的形式存在。它已经很难完成新形式与内容的蜕变。

按照巴赫金狂欢节理论，狂欢节的特征就是笑声，就是过度，就是冒犯，是由两种语言之间的冲撞构成的，一种是古典高雅的语言，一种是民间世俗的语言。我们的春节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狂欢节，春晚是狂欢节的高潮。要求它笑声可以，要求它过度和冒犯则难，要求它高雅与民间相融合则更难。

同时，还因为，春晚只是电视屏幕上影像的显示，缺乏狂欢节的互动，因此，只会越来越成为一种仪式上的联欢。要求它在积三十余年的既定经验与思维模式中变革，是不现实的。大众文化的研究专家约翰·费斯克教授曾经说过：大众文化不可能是激进的，所以难以成为自己的变革者。

所以，我说谁也搭救不了已经疲惫不堪的春晚。春晚陪伴我们三十余年，已经功德圆满，很不容易了，我们应该感谢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出现了春晚这样一种深入人心的大众文化的样式。它的先天不足，它的后天弱处，它所呈现的疲惫、顾此失彼与力不从心，实际上正是所有大众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因此，对于春晚，首先应该淡化。就像我们的体育，应该淡化金牌意识一样。淡化它，才有可能催生出新的年文化，新的狂欢节样态的大众文化。所谓缺了穿红的，还有挂绿的嘛。本来，文化就应该是多元的，作为勃兴的大众文化，不应该只有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