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第3号·2014》——水墨·抽象主义的预言：画评
题记：迄今，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领域，仍没有一件《梅杜萨之筏》和《五月的枪杀》这类像素很高的悲剧性作品。
从水墨抽象主义创作的角度，我应该为这副作品的临世欢呼。中国传统上有书画同源一说，但实际上，你只能在书法上做关于画的联想。当然，你也可以搞一些小技巧，将字处理成花鸟等其他动物，或者艺术化变形，但这些都不算以字为画的艺术。而这副作品在构图上显示了它的独具匠心，作品中的主体形象依据所表达的意涵进行了突破性的规划，将形象经营成倾斜于画框的状态。在书法方面，作者打破了古老传统的规范和原则，其雄浑的笔法，力抵千军，如山岳不仅支撑起了一个水墨构成的世界，而且进入到了一个以字为画的境界。
这副作品的艺术成就是杰出而震撼的。志东兄运用书写绘画这两种技法，将“灵”字，抽象为一个真实实体的“灵”魂体魄，能让我们直观地获得认知，但你又知道，它是一个汉字。这就是水墨·抽象画派在创作上的价值和意义。此外该作品还通过水墨·抽象主义的手法，在二维平面上描述出了三维空间的深度。让整部作品，具有压迫般的厚重感。
在文化意义上，这副作品，表述了一个值得欣慰的事实。它的出现，预示着关于传统艺术的另一种以多样性为核心的主体建构，已经开始。尽管水墨·抽象主义是我当下见到的最杰出的一个类别。这个新的画派，表达了传统书画艺术的现代性和开创性是可以实现的。
关于开创性，该作品还有另一种意义。在以往，我们在评价艺术作品时，常常言说某某作品画出了灵魂，那只是一种礼节。但这副作品却让你直观地看到了灵魂的所在，看到了灵魂的挣扎，苦痛，绝望、和死亡。
而这也是我之所以愿意只从水墨·抽象主义的视角，评价此作品的原因。如果从深层次的审美体验和文化探索上对之鉴赏，我看见了我的心在颤抖，而我的泪，也在流。
（一）启示
友人谈起欧洲文艺复兴，是在这个冬季，就作为这篇文字的开头吧。因为恰好对应着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诉求，也和你看到的这副以“灵”为画的作品有关。
按照现代产权法理论，文艺复兴应该是一场人的主权资产和神权剥离上市的运动。这项被隐藏的内容带来的影响，远比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扩展，和人性欲望的释放，要深刻得多。
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隐喻了发生在欧洲的这场变革。尽管这副作品以一种崇高而温情的方式发出预兆。而如志东兄的这副以“灵”为画，则是惨烈的形式，对中国当下的社会及精神性状所发出了预言。
艺术作品的这种，预言人类悲剧的品质，我以为是人类崇高的精神活动。
你当然知道，拉斐尔的这副作品设置的内容，并不符合圣经的叙事场景，也不符合基督教宣导的精神。然而，它却显示出了一种，超越作品本身的预言性意义：当画中的教皇西斯廷二世，拒绝在马槽里迎接圣子降生，而幻想着从神权中接过地上的王权，欧洲今日的局面，就已经被定格了。
这个判断依据的是，创造论的价值维度。按照这个准则，西斯廷圣画的场景虚置，等于坐实了人类的龙椅，圣袍和桂冠，对神权的僭越。当然，欧洲人文主义者和左派分子，可能将这种僭越和变革当成福音。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这项“福音”就值得商榷。
文艺复兴后，三权分立、科学思想虽然得到建立，但黑格尔信徒，马克思信徒，各种欲望的信徒，以及国家崇拜，“做天下主人”的诱惑，在接下来的数百年时间里，纷纷亮相。这些思潮带来的结果，你是知道的，必定是纷争和杀戮。
文艺复兴另一位绘画大家波提切利，他的作品，也显示了这种预言性的崇高品质。从波提切利的调色板《诞生的维纳斯》，那味深长的忧郁的眼神，似乎早已望见了未来世界充满硝烟的场景。
欧洲绘画史上拥有预言品质的作品还有一例，《马拉之死》。这副作品不仅揭示了雾月政变的血象，甚至临在了“no zuo no die”的法兰西列国大游行的上空。
（二）显“灵”
真正的艺术，从来关乎社会，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也一定关乎预言。正如志东兄的这副作品，它的主题悲悯而崇高，是关乎人类的。而人类是一个政治概念。
西方预言式的绘画作品，不同于东方命理学对个体旦夕福祸的诈胡，或是唱支山歌给帝王听的警世恒言。建立在艺术作品上的这类触及社会的预言，大都有一个基础范式：对未来灾难的研判，总是伴随着对人的罪性的揭示。
预言或预言者，总能感受到未来投射到现实的巨大阴影。正如志东兄的这副以“灵”为画的作品所揭示的那样。
在法学意义上，预言是未经授权的精神法庭。而这个法庭一经建立，免不了要行使定罪权。定君王的罪，也定百姓的罪。以色列先知走的就是这个路数，并不惜以命为祭，所以，被石头砸死的，倒钉十字架致死的，很多。
站在统治阶层的角度看，不论哪种预言，包括走小众路线的“扶乩”，微博发贴，都属于对权力的冒犯。所以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所有的预言都不受待见。
也因此，列国首脑和一些宗教教派一直将预言列为防范的重大议题，被请喝茶的、查水表的、删贴的，关押杀头的，自古有之。
生存，还是毁灭？这个哈姆雷特的疑问，在预言的议题上变得极端尖锐。佛教主义为此采取了一项脱敏策略。佛教通过对“轮回和超度”的有效运作，将人类的苦难成功分解为个人的价值体验，苦难的社会意义也由此被消解。
佛教是拒绝承认灵魂和罪的存在的。这个教派更喜欢扮演人类行为的观察者。佛教的这套组合策略，帮助他们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与之比较，儒家所持的观点不同。儒家学派相信，他们有足够的能力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他们认为人的灵魂，人的精神行为，包括怪力乱神，是处在可以操控的道德范围。在防范预言的问题上，他们坚持“为尊者讳”的业务策略，在政界市场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而真正的直斥人的罪性的预言，在中国一直处在沉寂状态。
直到在2014年最后一夜，志东兄的这副作品，首次在中国的书画史上呈现出来。
（三）归去来兮
但我却为这副作品，倒吸一口凉气。看来真正的预言，实在让人不舒服，让人痛苦。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看见，让这具率先回归的“灵”躯周身颤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呼求，驱使着创作者执意将这具污血淋漓的骸骨，捆扎在自己的纸上，以期成为这具骸骨最后的安慰？
如果拿志东兄的这副作品和《西斯廷圣母》比较，我以为前者表达的审美意境和隐藏在作品中的启示，是不落下风的。志东兄甚至比拉斐尔更直白，直接让世人看到这一个令人不安的异像。
这副作品清晰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置身于炼狱中的“灵”躯，并没有因为作者的努力而获得救赎，那吹于鼻孔的气息正在被拿去。挣扎的骸骨很快就会坍塌，你甚至可以倾听到肢体破碎的声音。这副作品在告诫人类，关于灵魂不灭只是个神话，死亡之后，仍是死亡。
而我尝为之疑惑的是，我该为这副作品的出世欢呼吗？说到底，由中国的水墨托起的世界，从来就没有这样一副将悲剧表现得淋漓尽致的作品。它甚至迫令我去追索建立在这副上的“灵”躯所蕴含的意义。
关于“灵”的认知，在中国文化上其实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灵”最初被描述为昊天上帝用雨水对人类祈祷的回应。至春秋以后，“灵”逐渐具像为职业共享的配额，分配给了神明和巫媒。战国思想家尸子说：天神曰灵。东汉的许慎言及“灵”义：灵巫也。到当下，从灵到灵的世俗转义，逐渐成为了语言学上的一项修辞，和习惯性的亵语。
是东洋人在近代，借助西学宗教给予了“灵”完整的“灵魂”定义，使之确定为人类独有的精神。然后出口到我所在的国度。而“我”和“们”因着对灵魂的认知，高举起精神自由的旗帜，顾左右而言他地追求着灵魂的自由。
不过，这个结论怎么看都扎心。一个不容置疑的逻辑是，如果你坚持不同地区的人类，皆独立起源，东洋人推荐的灵魂，无疑属于外来势力，而且经了日本人的手，拿到的是一个二手货，靠！但不管你接受还是排斥，你的任何动机，都会证明你属于一个原本没有灵魂的种族。怎么可能？！
如果你是达尔文信徒，相信进化的力量，那么灵魂对于你来说，只是进化中的一个选择，你拥有任意处置灵魂的权利，那么关于仁、义、礼、智、信这些属于人类精神的项目，也就毫无根基，而你又如何为之建立发展模式？如果你坚持认为灵魂只是进化中的一个选项，你等于拥有了一项权利，随时可以出卖你的灵魂！次奥！任意出卖灵魂的人，种族，民族，大国，还打算复兴崛起吗？
显然不能成立，我们也不答应。但是，那个矗立在世界顶端的天启信仰，又十分可疑？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中国进入公元纪年以后，我们通常说的解放以来，文艺复兴影响下的重要遗产唯物主义，成为了中华大地上的意识形态，并顺手强拆了所有关于“灵魂”的精神居所，和物理居所。一场关乎整个种族的灵魂迁徙，偷渡，流浪，漂泊，就这样开始了。
直到现在，我仍未看到有什么收容灵魂的机构，为这个种族的灵魂，颁发签证，或者给一处临时的难“灵”居住所。
我又想起欧洲文艺复兴，想起《西斯庭圣母》画像中玛利亚那略带惊惧的眼神。我多少明白了圣女巴巴拉为什么转了头，而西斯廷二世又为什么不敢直面这个世界。
我们眼下，也在执行复兴计划，它会是怎样的一种开端，和怎样的一种结果呢？我看不真切。我能够看真切的，只是志东兄的以灵为画，和即将破碎的灵魂。
（四）审判
其实从内心说，我愿意将志东兄的这副作品，看作是一个漫长的约定，一个漫长的等待。
漫长到近乎成了记忆。直到2014年，显影，成像，履约，重逢。
但显然，和“灵”魂的履约并没有给志东兄带来预定的安慰。就像崛起后的中国，依旧有人世间的罪恶累累。志东兄展示给我看的这具“灵”躯，似乎跨越了几个世纪，翻越了无数崇山峻岭，所以即使抵达了相会之地，这具灵躯早已疲惫不堪，甚至灵魂已近破碎。
而我却分明感受到，这具灵魂，对我和我的民族在精神上的投射，就仿佛我与之相识，也相知，但不相认已经很久很久。而这具灵魂传递的痛苦，也分明引发了我的痛苦，而我的民族其他的同胞，会痛苦吗？
我有些疑惑。如果我的感受是真实不虚的，这预示着，我原本是有灵魂的肉身，这灵魂原本属于我，但我丢失了，甚至出卖了。
不可能！我相信，我的同胞也一定和我一样的反应。我甚至有些恼怒！我必须效仿所有对预言进行干尽杀绝的君王，我才能让自己的灵魂舒服一些。或者我干脆将这具灵躯，看为一具骸骨，哪怕是一位死神，也成。
从画画作品预言性来说，志东兄的这副以灵为画，的确有着同类作品丰富的寓意，和崇高肃穆的品质。尽管意像惨烈。
某种意义上说，志东兄的这副作品所指的灵躯，确实像一位死神，握着人类的死权，也像一具骸骨，写满了旷世的孤独和深切的绝望。
有信仰背景的人一定知道，骸骨是关乎人类的巨大启示。在宗教定义上，骸骨是为饥馑、战争、杀戮所致的死亡。
在漫长的大地岁月中，骸骨铺满了人类的历史，与此相伴，罪恶也随之铺满了历史的时空。对骸骨的处理，对死亡的处理，涉及到对罪的处理。你或你的民族，如果不能正视死亡，正视死的，未死的罪，罪恶将依旧持续。
而这就是关于死亡的意义。如何对待死亡，如何对待死去的、活着的罪，将决定你的民族的文明种类，也决定着你和你的民族，能否从死去的、活着的罪中拯救出来。
在东方，对罪的认知比较模糊，这倒暂时无所谓。但对待骸骨的问题，就比较态度明朗。关于骸骨，我们称作累累白骨，它的社会学意义，或者说累累白骨的东方意义，最崇高的境界，大约就是获得公平的待遇，策略只有一个，有仇报仇，有冤抱冤。但没有关于罪的拯救。
其他民族在这个问题上，持另外的态度。也就是说，骸骨和死亡，以及由此演绎的人类悲剧，并没有统一的意义模式。
进化论者处理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优胜劣汰，死了就死了。有罪的，或无罪的，都享受骸骨的待遇。佛教就谨慎了许多。佛教希望众生，通过自我克制和苦修等策略，下一个轮回，死的舒服一些。由于佛教不承认罪，这样处理，也就顺理成章。
但你需要明白一点，只有在骸骨上建立意义，死亡对我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才有意义。
这种意义建立的方法，目前看来，只有审判和赦免这一套策略，还相对好一些。审判，既为死人，使灵魂得安息，也为活人，在大地上建立公义。
关于对骸骨的审判，对死亡和罪的宣判，人类不能自设法庭，我们自己浑身是罪，还好意思山寨法官吗？所以需要借助更高的力量。通过这个力量，让受冤而死的灵魂，得安息，让有罪而死的灵魂，得赦免。同时，让我们活着的人，得安慰，让我们这个社会的公义，得建立，让我们这个国度的善念，得保全。
也就是说，没有审判，就没有赦免，没有审判，就没有恩典，没有审判，就没有救赎，没有审判，就没有公义。
（五）后记
然而，志东兄的这副以“灵”为画所揭示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具“灵”躯千万里赶来，除了让我思考关于死亡的意义之外，一定也在指示给我看一个关于未来的预言。
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有时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包括面对这副作品的真实物象。实际上，这具“灵”躯，显示的不仅是绝望，还包括以死神的名义宣告的死亡。
水墨·抽象主义在表现上有一个独特的功能，能够让你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主题。就志东兄的这副作品而言，你一定会看见这样一个异像。这具即将魂飞魄散的灵魂，正在展现着死神的笑靥，它隐喻着未来，也隐喻着我置身的时代。
这个判断我确信不会偏差。因为我一直坚守这样一个理念：真正的艺术，从来关乎社会，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也一定关乎预言。志东兄的这副作品，就是这样的作品。它的主题悲悯而崇高，关乎我置身的这个时代。
而如果这副作品以我为媒，宣告一个未来的异像，我已看到了死亡。是关于我的，关于家人，关于种族，关于社会，关于国度。这是一个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接受，都必须要正视的艺术事实，正如本文开篇所讲的：建立在这副作品上的惊骇的预言，传达了一个无法逾越的范式：对未来灾难的研判，总是伴随着对人的罪性的揭示。
是的，我看到了罪性，从我的身上，向这个时代蔓延。
不免又想起文艺复兴，想起拉斐尔的《西斯庭圣母》。我试图这样询问，如果西斯庭二世知晓了后来欧洲的局势，知晓了必然的两次大战，知晓了战火和欲望遮天蔽日，他还会从最高力量的手中接过大地的主权吗？而我所在的国度和民族，今日也面临崛起和复兴，这是从欧洲文艺复兴直接获得的启示。但它会是一种怎样的复兴呢？
我没有答案，眼前只有志东兄的以灵为画。我幻想着如果我是志东兄，要是有一个灵魂和我做一个漫长的约定，我会等待吗？也许，我宁愿登上《梅杜萨之筏》，或者被《五月枪杀》。因为灵魂的苦难，是我难以承受的答案。
老爱/陆自力
2015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