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女诗人余秀华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农妇出身并患有脑瘫的她不仅连续占据各主流媒体的版面，还出版了自己的诗集。事实上，余秀华作为一个“现象”绝非横空出世，近年来，民间诗人除了余秀华以外，还有富士康工人郭金牛、深圳打工诗人许立志、安徽的煤矿工人老井等等。

9日，中国作协创研部、《诗刊》杂志社和《文艺报》共同主办“‘草根诗人’现象与诗歌新生态研讨会”在京召开。这也是以余秀华为代表的草根诗人群体走红后，中国诗歌评论界的第一次集体发声。

我们在一系列诗学的基本问题上严重缺乏共识

余秀华，还有陈亮和更多的写作者如今之所以被专业的批评家们、被诗人们关注，是因为她写得比较好——你与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翟永明比，与臧棣、于坚等比，当然是没有必要的，但与一般的诗人比，与我们对于一个不错的写作者的期许比，她还是写得很好的。有质感，有痛感，有一点的专业性。这就足够了。甚至从重要性上，我还会觉得，她与一个专业性更好的诗人的作品比起来，要“重要”得多，因为她更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痕迹”。

“向外”学习之后该“向下”和“向内”了

李少君（《诗刊》副主编）：

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状况可以用“草根性”来概括，这是一个诗歌创作自由、自发、自然发展的阶段，最终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写作追求，按刘复生先生的描述，这是“一种理想的，同时也是正在出现的现实的写作形态，同时，它也是使新诗真正本土化的出路”。

新诗百年，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思想上技巧上都有明显变革，再加上开放与全球化背景，当代汉语诗歌在短短三十年中大量吸收消化了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经过翻译的西方现代诗歌可以说也成为了我们的传统）、百年新诗三大传统，开始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

新诗诞生近百年来，有五个高潮：一是五四时期，这是新诗草创时期；二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包括艾青、卞之琳、戴望舒、穆旦、冯至等人；三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歌运动，以余光中、洛夫、郑愁予、痖弦、罗门等为代表；四是朦胧诗和第三代，包括北岛、舒婷、多多、杨炼、昌耀、海子等；五是新世纪以来，当然现在盖棺定论为时过早，但成就不容小觑。

在新诗百年之际，强调诗歌的“草根性”，还有这么一个深层思考：那就是在中国现代化加速以后，在已经向外（西方）学习之后，需要再向下（本土）、向内（传统）寻找资源和动力，从而最终向上建立中国人的现代意义世界，包括生活的、美学的世界。

这方面，台湾的现代诗歌运动可以作为参考和启迪。台湾现代诗歌刚开始时也是唯西方马首是瞻，余光中、洛夫等都主张西化，强调“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推崇西方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但他们越是深入和开掘，就越是返回土地、传统和个人切身经验，所以余光中这样原本学英语、表示要彻底抛弃否定中国传统的诗人，最后无法克制巨大的乡愁，继而比谁都转向得快，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宣称“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

所以，对于二十一世纪诗歌来说，也许这一切还只是开始，“草根性”只是一个广大而厚实的基础，仅仅百年的新诗还需要试验、融汇、整合和提升，创造真正伟大的当代中国诗歌有赖共同的努力。

中国汉语市场一直没有权威的立法者

霍俊明（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

余秀华、许立志等“草根诗人”在传播中反复被强调的恰恰他们的社会身份。“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上被强化的也是诗人的不同工种。在当代诗歌史上诗人社会身份甚至阶级属性被强化在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曾达到极致状态。那时所有的报刊发表时都会注明某某工人、某某农民、某某战士。但是经过历史的筛选和“减法”法则，那时候风起云涌般的农民诗人、工人诗人和战士诗人还有谁留在了诗歌史上？我们放眼西方和中国的文学史，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诗人的社会身份被放大之后，成了经典的诗人，从来都没有。显然在特定的甚至极端化的社会语境和主流文学话语评判体系下这些写作者的身份代表了政治正确和进步的诗歌美学。

布罗茨基曾干过火车司炉工、钣金工、医院停尸房临时工、地质勘探队勤杂工，但是谁又把布罗茨基称为工人诗人呢？如果这种身份和相应的生活经验能够被转换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知识”那么这个问题还是成立的。如果这种身份只是成为社会和新闻学意义上讨论的热点或者噱头就得不偿失了。这是一种新媒体提供的自由，进步，还是一种对美学全面的否定，还是一种倒退，我觉得需要时间来检验。

汉语诗歌一百年来仍然是有缺陷的，它自身的传统仍然没有被建构，中国汉语市场一直没有权威的立法者，不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可，因为我们看他在专业的诗歌界内部，在讨论余秀华诗歌美学的时候，完全是相反，起码有两拨人，一拨人谈得非常高，反过来又有人认为余秀华的诗是庸俗的，是低劣的呐喊式的抒情，如果作为专业的读者内部都没有一个共识度的话，如何让诗歌之外的人去取得共识？

中国现在2900个县城，三亿左右的工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众的“非专业”诗歌写作群体，确实构成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新生态。这种自发的、原生的直接与生命体验相关的“大众写作”有别于以往的学院派、民间派和知识分子等“专业诗人”的写作美学。那么，这些“非专业诗人”是否提供了不同的“文学经验”和“美学的发现性”呢？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草根诗人”现象为代表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这大体印证了米沃什的“见证诗学”。他们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当然，这种日常现实写作的热情也伴随着局限。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中现实的难度，与此同时诗歌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不是来自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了“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

很多诗人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太多当下的各种诗人大抵忘记了日常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米沃什对二十世纪的诗人就批评过他们缺乏这种“真实感”，而这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那些话却仍然有效。所以，文学没有进化论，有的只是老调重弹却时时奏效。

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

一批草根诗人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不仅仅是余秀华。我也知道这些作者不是一夜之间一下子冒出来的，他们本身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酝酿和发展过程。我们的诗歌界，评论界应该对这样的现象严肃地予以对待并且认真地加以研究。

他们这些人的创作在社会学上，在美学上以及放在共和国60年历史的发展中，放在互联网和自媒体新的诗歌生态下，究竟意义何在？他们的身份对于他们的诗歌写作有什么意义？他们诗歌写作到目前为止所呈现的社会内容，历史内容和美学特点放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文学和艺术中有什么特点？……这些都值得探讨。

为什么这样一批人，这样一个现象，在最近就忽然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社会的、历史的、精神的等等原因，但是技术的原因是不可抹杀的，我们确实是面对一个自媒体的新生态，这个生态正在塑造着诗歌的生产和传播，乃至诗歌的欣赏和新的评价机制。

我们在诗歌评价标准上，在一系列诗学的基本问题上严重缺乏共识，但常常在一点上又有高度的共识——我们坚定地认为新诗是精英的事业。我们羞于写个诗，不是被十个人喜欢，而是被十万个人喜欢。

这样的“共识”在这个时代可能也同样在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新生态已经一次次地提醒我们，诗歌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个意义一定程度上深深植根于我们当中，就像旧体诗，古体诗一样，同时它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诗歌的理论，我们诗歌的写作，如何回应，如何与这个时代的公众展开对话。

水深浪急草根诗人应运而生

吴思敬（评论家、首都师大教授）：

余秀华为什么会突然走红，透过余秀华现象可以看到当下诗歌生态有何新变？

首先，这些年网络对诗歌的炒作大多是偏负面的，如周啸天诗词之争，在这一轮轮的炒作中，当代诗歌的核心价值被解构，成为了娱乐的东西，然而关于余秀华的炒作却不同，余秀华现象更多地体现了网络的正能量，反映了网民对当代诗歌的理解正在深入。

从余秀华的创作看，她确实属于底层诗歌写作中的一位佼佼者，比起当下在报刊上、网络上招摇过市的伪诗人，假诗人，余秀华称得上是诗人，是真诗人。她寻求一种心灵对话的方式，她用自然的语言展示了自己的内心，毫无虚假，她的写作是超功利的。但是，受生存环境与知识结构的限制，余秀华的视野不够开阔，作品缺乏大诗人所应有的历史深度与哲理内涵，这也是无可回避的。不是所有底层的诗人，都有余秀华这样的机会，余秀华的走红，符合了网络要求、传播对象具有新奇性的特征。

第二个问题，回顾新诗发展史，草根诗人不断涌现，应当说是自90年代开始出现，到新世纪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潮流，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诗人，他们带着挥洒在乡间的汗水，带着野性的发自生命本身的呼唤，借助互联网信息传达的快捷与高效，登上了诗坛。

我认为草根诗人的大量涌现，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确实像船到江心，水深浪急，草根诗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底层总是与苦难相伴，而苦难则往往孕育着伟大的诗。就草根诗人自身而言，诗歌是他们获取精神自由的一种寄托，是实现灵魂自我拯救的一种手段。

草根诗人之所以在新世纪不断涌现，也得益于互联网时代为他们提供的平台，在网络上在自媒体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最后我想说，底层不是标签，草根诗人也不是什么桂冠，底层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欲望，写出的首先是诗，也就是说他应该遵循诗的美学原则，诗人要把底层的生活体验在心中发酵并通过结构完形等一系列环节去升华，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真与善，美与爱的高度协调与统一，这才是值得草根诗人毕生追求的。

不能以一种道德优势者的姿态来判断诗歌

林莽（《诗探索》作品卷主编）：

草根诗人大部分都是抒写日常生活感受，大多数的方式都是现实主义的，他们的诗歌虽然写得很基础，但是他们确实反映了诗歌艺术最原初的基本状态：

第一，他们的诗歌是质朴的、真诚的，字里行间散发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可以闻到茶叶的清香，嗅到新的木材的味道，他们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率真和心灵的鲜活和坦诚。

第二，他们认真抒写一切，诗中体现着现实生活中最需要的那种对生命最需要的同情、怜悯和爱。

第三，通过诗歌抒发对生命的感知，体验和领悟，因为草根诗人都来自于底层，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的精神需要。

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语言表达单一、粗率，语言表达的不准确性和缺少艺术性，诗歌的分行和结构比较混杂，缺少节制，结构不完整，主体单调，有生活但不会写，用的语言比较随意，对诗歌艺术缺乏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但是我们不能以一种道德优势者的姿态来判断诗歌和推崇诗歌，不能以社会问题和作者身份来突出这些诗歌，我们还要采取对艺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这些作者认真地进行分析和研究。

国人一提起诗歌就来劲

大解（河北作协副主席、诗歌艺委会主任）：

进入新世纪不过十几年，中国民众已经拿诗歌起哄和嘲讽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国人围观和践踏，不玩够绝不罢休，在这种集体暴力面前，任何客观公正的声音都是微弱的，甚至显得可悲，近期的网上诗歌事件，这次是唯一的一次正面的声音。

好像国人有一个兴趣，只要一提诗歌，就来劲了。我觉得这是因为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曾经是大雅之堂里的精神文化，一直被国人尊崇和膜拜。新诗兴起以后，旧体诗歌一直存在着文化惯性，在人们精神里延续，国人以为那些随性的白话长短句根本就不是诗。

于是对于新诗的嘲讽成了非常过瘾的事情，一旦有什么事情，就群起而攻之。 新诗是不是如国人认为的那样，喧嚣滥情呢？我认为不是，新诗的主流是安静的，沉稳的。进入新时期以来，新诗对于当下生活的深度介入已经把诗歌推到了现场。当下随着网络的普及，新诗的传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特别是生活在底层的一批诗人，以草根性的写作姿态表达了他们的切身感受和命运斗争，或悲悯，或深沉，或灵动，彰显着顽强的生命活力。

我以为我们的诗人应该向世界贡献出本土的、原创的、新鲜的、生长性的具有文化积淀和高贵品质的汉语新诗，除此之外，任何与诗歌本体无关的冷嘲热讽都不值得轻信和围观。

不要对“人民写作”不习惯

张清华（北师大教授、博导）：

这是一个言不及义、易于引发歧义的话题区间，任何谈论都要小心翼翼。先说身份问题。中国诗歌传统中，诗历来分为两类，风和雅，是诗歌的两个大类；自然写作者也就有两个身份——文人、人民。文人当然也是人民，但由于他们写作的专业性和个人性，就常被看做是一个单独的群体了。文人写作通常体现了写作的专业性与难度，也体现了个人的性格与襟怀，情感与意绪，风格通常是比较典雅或高级的。“人民”这里更多是指一般民众、底层的或草根的，“沉默的大多数”的部分，既然是“沉默”的，自然是沉默的，无须写作的。但人民有时候也会兴之所至地“写”一点，《诗经》中大部分的作品——至少是《国风》中的大部分，从风格和口吻看，是属于民歌。民歌的作者当然是无名的草根族。冯梦龙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可见民歌的根本属性在于“真”。

现代以来民歌其实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贴近群众、贴近现实”，但人民一旦写作，就会感到惊诧，就会受不了。最近媒体的大呼小叫，提出各种看似煞有介事的问题，其实都说明了对于人民之写作的不习惯。

余秀华的作品体现了一个底层的书写者的本色，当她写了“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受不了，意思是要改成“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爱你”，意思当然是一个意思，但却不是一首诗了。“睡你”是民歌的表达方法，“爱你”是文人的表达方法，而我们却非要把民歌的元素抽掉，取而代之，好像我们比人民的道德状况高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