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在深圳签名售书。

晶报记者魏鼎/文 成江/图

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落幕不久，阿来受邀来深参加“年度十大好书阅读接力”第三场分享会，与深圳读者分享《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的背后轶闻。他身材不高，腰杆却挺得笔直，在汹涌人流中自有一种闲庭信步的风度。

在你来我往的对话中，记者发现阿来十分安静、声音不大；细细聆听，又感觉字字顿挫、深沉有力，一如他的文字原始天成而不事雕琢。或许，在阿来面前，再浮躁的心灵想必也会“尘埃落定”。

“我要做什么样的作家呢？”

晶报：您平时读历史类的书多一些，还是文学类的书多一些？

阿来：各方面的书都看。但，相对青年时代而言，现在读文学类的书少了一些，读历史、哲学类的书多了一些。

晶报：读过您的非虚构文学如《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不免推测：您也许是带着问题而读书。

阿来：没错，我的头脑中是装着对某一个问题的兴趣、为解答这个问题而读书。坦白地讲，我总觉得读书，量终归不可能很大，除非你紧跟出版潮流。我现在读书，都不是读一些新书，而是重读一些经典。

可话说回来，读书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只有在写作过程中会遇到疑问，才会去搜集材料、阅读相关书籍。我们不能只读中国的书，还要了解国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到了什么高度，了解国际学术思想前沿的动态。

晶报：不少人对您读书的方法很感兴趣，据我所知，您毕业于师范学校，后来无论是写作还是担任《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主要是得益于自学。

阿来：我是“自我教育”嘛。我仅仅接受过中专教育，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出来工作几年，又回去读本科、硕士。可我那个时候就不喜欢条条框框、死记硬背，总觉得读书不能为了考试。当时从书本中获取的新鲜知识，犹如一股疾风吹散意识形态的沉闷空气。

晶报：您生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一个偏远的藏族村寨，而且在您被调入阿坝州、成为杂志社社长之前，一直在偏远山寨担任乡村教师。您当时从什么渠道获取知识呢？

阿来：那时我虽然身处偏远地区，却常给大的出版社写信，出版社把书目邮给我，我在想买的书上勾圈，再邮回去，然后等好久才能收到一大包书。有时候，一个月光买书就花掉几十块钱，而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几块钱。那时候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出版社对待读者也很认真。后来我有机会去北京，结识了一些出版社的编辑，才发现我读的书跟他们一样。

晶报：您曾自述，自己在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旧年的血迹》之后，本该信心大增，内心却陷入茫然和怀疑中，以前文学是爱好，现在却面临选择——是否可以一直写下去？会不会成为一个县城的文化馆馆员而终了一生？当时是什么契机促使您想要改变？

阿来：那个时候作家出书很难，突然，北京作家出版社出了我的一部小说集，另外一家出版社出了我的诗集，两本书在同一年出版，我确实很高兴。周围人也说：“他真是作家了。”以前，大家都不敢相信：这么个小地方还能出作家？身边难免有人对我语带嘲讽。——当然，他们未必有什么恶意。这两本书出版以后，大家觉得“这个人真要干事了”。恰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出现自我怀疑的心理：别人认可我是作家，可作家的标准又是什么？

那时候的整个文坛，入流和不入流的作家混在一起，不乏一些滥竽充数者自诩为作家。很显然，我们当时评判作家之为作家根据两个标准：一个是现实中的写作者和以作家自居的冒牌货，一个就是那些经典名著的作者。我很惶恐地意识到，原来我一直都在跟前者混在一起。我要做什么样的作家呢？是身边的作家呢？还是经典作品的作家呢？因为很可能我就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身边的那种作家。如果我把自己写成身边的那种作家——没有瞧不起人的意思——我的人生就是没有意义的。

晶报：现在回头去看，当时写的东西还让您满意吗？

阿来：有一些好的苗头，但是我想如果小有成就便志得意满，好的苗头就不会再发展。从整体上说，作品水准肯定是偏低的。我大概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没有写东西，又回头去读书，到处走动，算是重返生活吧。

“商业无非就是满足人的各种需求”

晶报：您在《瞻对》中讲述了“瞻对”两百余年的历史，令人体会到您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敏锐和学者的严谨。您的小说从“稍稍带一点魔幻色彩”到今天的“历史钩沉”——有人说，阿来已经完全回归传统叙事，不讲求花哨的叙事结构。

阿来：从文学史上看，大规模的文学实验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时间很短暂，也是文学寻路的一个过程。比如意识流的手法，加以适度运用也许能产生锦上添花的效果，而最重要的是把你所要表达的对象呈现出来。“二战”之后，现代文学的大规模创新运动也就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此后便慢慢走向没落，又回到比较老实的讲故事的方式。

晶报：后来您调入四川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由普通编辑做到社长，这本杂志在您手中，也一跃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这段“弃文从商”的经历令我不胜感佩。

阿来：商业在我看来一点都不神秘，商业无非就是满足人的种种需求。当人们的某些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时候，无形中意味着商机。而且我这个人比较“固执”，一旦我通过对社会的观察和深思得出一个结论，别人很难动摇我。

我的《尘埃落定》写于1994年，却推迟到1998年才出版此书，中间的四年没有人愿意出版。不是因为这本书写得不好，而是因为它被认为“太主流”、“太纯文学”了。其实，我们一谈到文化市场，不是往高处想，而是往低处想。很多热心的朋友劝我做一些修改——这些修改意见不是提升这本书，而是降低这本书——他们心里想的好像是读者。我就觉得很荒唐：我们从什么时候不需要好东西了？我想，总有少数人是需要的。于是我坚持“除了错别字以外不作任何修改”！

直到我执掌《科幻世界》，想法也未曾改变。那时候的《科幻世界》不是很景气，编辑们很焦虑，在我面前整天谈读者。我把所有编辑叫来开会，我问他们：“你们每个人都在跟我说读者，读者是谁？你们告诉我。你们给我描述一下读者长什么样，什么性格，挣多少钱，一般花多少钱买杂志？”大家都说不出来。我说，人家做个服装品牌，都要提前做市场调查。一款服装定价三千，有着如此这般的样式和面料，打算卖给谁——应该很清晰，厂家不会打算卖给所有人。我给编辑们布置“作业”，让他们各写500字，描述各自心目中的读者。我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没有笼统的读者，只有具体的读者。然后对具体的读者进行大致分类。

我们对消费者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才能知道消费者有着怎样的“文化饥渴”，有一些“饥渴”是他们意识到的，有一些“饥渴”是我们有待开发的。具体到文化需求，跟柴米油盐不一样，不是非要不可的，要卖概念给他们。

晶报：据我所知，您后来因“重述神话”项目，全心创作新书《格萨尔王》，遂辞去社长职务。您在功成名就之后选择急流勇退，是出于何种考虑？

阿来：因为我觉得，做杂志做到后来无非是赚钱嘛！而且，我们也遭遇了瓶颈。当时，我想把杂志社做成上市公司，也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当时的国家政策又不允许杂志上市的。

再者，当时我已经四十几岁了，发现自己在两线作战（经商和写作）肯定是不行的，同时代的作者之中，我是写得最少的。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个“两选一”，要么认真写作，要么做一个文化商人。后来，我觉得自己还是喜欢读书和写作，不是那么喜欢当老板。

我们必须思考并回答“何谓中国”

晶报：您曾说，从《尘埃落定》开始，自己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把写小说当成做学术。这是不是意味着：您不仅仅把自己的小说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同时当成史学作品去构思？

阿来：这种说法跟我涉及的题材有关。除了中短篇以外，我写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需要把故事背景弄清楚。比如我的《尘埃落定》，涉及明清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首先要弄明白这个制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其次，还要传达给别人。必须做大量的功课。

目前的中国学者喜欢做大学问，也是大而不当的空洞的学问。反之，西方学者则擅于做局部研究，极为细致。如果中国的史学发展得很好，除了大历史之外，地方史也被表达得很好，就不用我来做。可实际情况是很少人沉下心来整理，只好由我去澄清。一方面，必须深入到古代典籍、地方史当中去，另一方面，还要做大量的田野调查。由一个点折射出整个世界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西方史学界惯用的方法。但，我又不想写严肃的历史著作，只能以文学语言呈现那段历史。

同时，我还要了解国际学术界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我们总是讲“全球化”，可全球化毕竟不只是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是文化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思想也是一种商品，在国际学术界，互相交流的思想形成一个“全球化的思想市场”。哪怕是再小的一个题材，也要用全世界最先进的眼光去看待，把研究放到“全球化的思想市场”中去检验价值。

晶报：您在《瞻对》一书中，以瞻对两百余年的历史为载体，钩沉一个民风强悍、号称铁疙瘩的部落传奇。您是出于何种问题意识，关注这样一个选题的？

阿来：《瞻对》这本书确实应该得到国人的一些关注，并不在于这本书写得有多好，而是它提出了一个问题，也是中国人需要去思考并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们成天说我们是中国人，可是何谓中国，何谓中国人呢？这个问题很重要，能否回答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能否形成国家共识。我国宪法描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如何互相理解、互相沟通、互相尊重，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也正是我关注少数民族历史的原因所在。

我举个例子。成吉思汗的时代，他的子孙们带领蒙古大军的铁骑践踏欧洲，欧洲城市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了一大群蒙古人。那个时候蒙古人还未分裂。有一天，这些蒙古人又突然消失了，欧洲人感到困惑不解。其实原因很简单，成吉思汗死了，他的所有子孙赶回蒙古，一为奔丧，一为争夺皇位。当时，罗马教廷想搞清楚这些人来自于哪里（也是为了传教），于是派遣两名传教士沿着蒙古人撤退的路线一直追到元上都。他们还到过东亚其它地区，并把见闻写成书。书中写到一个民族的风俗：男子从来不留胡须；当亲人死去后，他们会举行一个宴会，吃掉尸体——令人匪夷所思，却又无从考证。

国家意味着“有生命的共同体”

晶报：这让人联想到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西方学者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虚构了一种带有异域色彩的“东方文化”。

阿来：没错。东方主义的内涵当然是很丰富的，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条：第一个就是“敌视”，首先是西方人藐视东方人，西方人对东方人的观察，有时候是真实情况，有时候则是选择性看见。过去西方人来到中国，只看到裹小脚、抽鸦片，看不到好的东西；第二个就是“异域”。譬如外国人一谈到西藏，马上联想到一片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依旧带有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与世隔绝的国度。异域就是浪漫化。

《马可·波罗行纪》一书中的很多文字，都能表现西方对东方的“敌意”和“异域化”，当然我们不能说马可·波罗有什么敌意。比如马可·波罗对西藏仅有一次描述，他用文字告诉欧洲人这个地方太美好了，无论你拜访任何一个家庭，主人都会盛情款待你，还会主动把自家的童贞女献给客人……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我们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一方面是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不了解，一方面是少数民族一脉相承的历史与现实，一旦那里发生什么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我们又感到惊讶。惊讶来自于无知。如果惊讶只是发生在一些游客身上，倒没有什么大碍，可如果惊讶发生在决策者身上，又该怎么办？

对以上问题的反思，促使我的兴趣转向川属藏族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我想由一个小的切口入手，深入理解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我们常常讲，这个世界重在沟通，沟通的前提是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如果我们都谈不上理解和尊重，又遑论沟通呢？

晶报：佛家反对分别心，分别心体现在现实中，可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有碍于达成文化共识、国家共识，而达成共识的前提则是彼此理解、彼此尊重。换言之，先要有“分别”，有基于民族文化差异基础上的彼此理解、彼此尊重，而后才能有“不分别”，真正达成国家共识。

阿来：说得太对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既复杂又曲折，需要分门别类、细致入微地研究。

今天看来，“瞻对”也就是中国版图上的一个小小的县城，人口至今不足4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县城，从雍正八年到民国，二百多年来，清廷官兵、西部军阀、国民党军队、西藏地方军队乃至英国军队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过这个地方。要知道，民族主义只是一个近代概念，过去只是地方性的反抗。我对这段历史进行梳理，分析这个现象的原因，突然发现，这个问题绝非历史教科书上所讲到的那么简单。造成地方性反抗的原因形形色色，有时候是当地一个小土豪夜郎自大，破坏国家秩序；有时候是政府派出的贪官污吏在当地引发沸腾民怨，在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奏折在路上一走就是半个月。地方性反抗通常有着复杂而微妙的原因。只有把这些历史梳理清楚，今天我们才能坐下来，谈论我们属于哪个民族，属于哪种文化，属于哪个国家。如果历史的账目还未理清，只是空洞地喊爱国口号，则不能为达成国家共识奠定实在的基础。

佛家反对分别心，人类建立知识系统以来，对方方面面的知识进行分门别类，正对应佛家所说的“起分别心”。以医学教学为例，经过解剖学的实践，人们对人体构成形成了一个认识，但是这门科学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把这些切开的东西合在一起，它还是不是一个生命？与此同理，当我们谈论国家，不仅仅意味着多民族的机械组合，而是指有生命的共同体——有着共通的信仰、共通的精神文化气质。“有生命的共同体”建立在彼此理解、彼此尊重的基础上，我希望借我的工作，帮助民族之间消灭隔阂，融化心灵上的“铁疙瘩”。

阿来

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获奖者，四川省作协主席，兼任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作者：魏鼎 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