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亲朋好友之间互相拜年，古已有之。

　　宋代久居京城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有：“十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以商品为诱饵赌掷财物的博戏）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五中云：“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

　　由于春节时间短，拜年要求的时间又比较集中，这对于交际比较广泛的上层人士来说，面对众多的各个方面的拜年对象，难有分身之术，一下子忙不过来，这就发明了“飞帖”拜年的方法，使这一问题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宋元祐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佣仆持名刺代往。”

　　这种名刺是用一种梅花笺纸裁成的二寸宽、三寸长的纸片，上面写着受贺人的姓名、居住地址和恭贺新年的吉利文字，以此代为拜年。

　　明人文征明在《贺年》诗中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这里所言的“名刺”和“名谒”即是现今名片和贺年卡的前身。

　　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快捷、方便、实用，易于被人接受，不但节省了时间，也体现了社会文明，因此被广泛应用，乃至今日人们仍在元旦和春节用贺年卡来传递友谊，联络感情。

　　既然“飞帖”可拜年，那么，由谁来接受“飞帖”呢？人们不可能总是站在门口等待。持名刺的佣仆因为任务繁多，不可能也不适宜进入人家家门。为此，有关人家就在门前的墙壁上糊上一红纸袋，上面写有“接福”两个大字，持名刺的佣仆到此不用敲门，将“飞帖”插入“接福”的红纸袋即可离身。

　　清人《燕台月令》形容北京年节：“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这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和一道亮丽的景观。一个“飞”字，足可以看出街头传递片子的繁忙热闹景象，正是“你来我往急匆匆，代人送帖传友情；莫道街头风刺骨，额头早已汗珠生”。

　　当然，对于传来的帖子和前来拜年的来客，大户人家要登记造册，做到心中有数，牢记友情。因此，大户人家还专设了“门簿”，进行详细记录。譬如，来客或“飞帖”的主人，辈分或官职，以及详细居住地址，以便回拜回帖，这才真叫“礼尚往来”。

　　历来十分讲究吉利的古人，在新春大喜之日，更是多了一些讲究，以图接祥纳福。门簿的首页多虚拟“亲到者”四人：一是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街长寿巷；二是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金银库胡同；三是贵无极大人，住魁星阁大学士牌楼；四是福照临老爷，住五福街幸福巷。

　　另外，还可以根据自家的实际情况及所盼之事，去虚拟其他人物，譬如这家有体弱多病之人，就虚拟一个健无病老爷，住踢山街托鼎巷，以图吉利讨口彩，端的是“新年接福纳吉祥，虚拟吉人进门堂；只盼来年日子火，福寿全到乐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