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國家發改委在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子站上公布了業界期待已久的、針對高通反壟斷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行政處罰決定書》(下稱《處罰決定書》)。而這份《處罰決定書》落款處標明的日期是2015年2月9日。

　　國家發改委反壟斷局高通案律師團隊成員、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鄧志松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延遲公布是因為需要剔除企業的商業秘密。但也有法律業內人士認為《處罰決定書》披露的信息有限。

　　對此，全程處理此案的發改委價格司司長許昆林對本報記者表示，這份《處罰決定書》有近20頁，希望大家看完再說。此外，他亦表示，自己從2月26日起不再擔任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局長，只任價格司司長。

　　公布日期為何推遲

　　《處罰決定書》其實早已下發給高通，但為何遲遲不公布，有其特殊考慮。

　　北京時間2月10日，高通公司與中國發改委一前一後發布公告，高通公司被處以60.88億元人民幣的高額罰款，並公布其主動要求整改的內容。高通表示，既不申請行政複議，也不提起行政訴訟。就在3天後，高通就將罰款全額上交至中國中央財政的指定賬戶。

　　這意味著，按照中國的法律流程，這份《處罰決定書》之前就已下發至高通處，最終在20天後公布於眾。

　　鄧志松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解釋說，之所以不能在第一時間發布處罰全文，是因為在原有的《處罰決定書》之中，包含了大量企業的商業秘密，在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根據企業要求和具體情況，予以刪除，“這項工作比較費時，所以耽誤了一些時間。”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對本報記者說，最後這個階段，雙方應該還就相應的細節條文做了多方面的博弈和反複溝通，以確保信息准確，內容經得起推敲，也顧及各方利益。

　　在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校長吳韜在內的業內專家看來，除了對商務部負責的經營者集中案例附條件批准或者不批准的情況予以公開，中國的《反壟斷法》並未強制規定所有反壟斷案例都必須公布處罰全文。此前，包括工商總局和發改委在內，大量案例也並未公開。之後，在包括學者和相關企業的各方要求和壓力下，才逐步予以公開。

　　“其實在高通已經認罰的情況下，最大的壓力已經去除。公布《處罰決定書》的最大壓力在於，這一決定的專業性是否能經得起推敲和質疑。”吳韜說。

　　處罰堵住高通“流氓行為”

　　《處罰決定書》到底說了哪些內容?全文包含三個重要部分：當事人在無線標准必要專利許可市場和基帶芯片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當事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行政處罰依據和決定。

　　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處罰決定書》用近20頁較為詳細地說明了為什么處罰高通，以及處罰的依據。與2月9日發改委公布的公告相比，這個版本用數據和部分證據更為詳細地做了進一步的分析。

　　涉及整改核心商業模式的第三部分指出，本機關責令當事人停止上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違法行為，具體如下：

　　1.當事人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無線通信終端制造商進行無線標准必要專利許可時，應當向被許可人提供專利清單，不得對過期專利收取許可費。

　　2.當事人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無線通信終端制造商進行無線標准必要專利許可時，不得違背被許可人意願，要求被許可人將持有的非無線標准必要專利反向許可;不得強迫被許可人將持有的相關專利向當事人反向許可而不支付合理的對價。

　　3.對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使用而銷售的無線通信終端，當事人不得在堅持較高許可費率的同時，以整機批發淨售價作為計算無線標准必要專利許可費的基礎。

　　4.當事人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無線通信終端制造商進行無線標准必要專利許可時，不得沒有正當理由搭售非無線標准必要專利許可。

　　5.當事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無線通信終端制造商銷售基帶芯片，不得以潛在被許可人接受過期專利收費、專利免費反向許可、沒有正當理由搭售非無線標准必要專利許可等不合理條件為前提;不得將被許可人不挑戰專利許可協議作為當事人供應基帶芯片的條件。

　　鄧志松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說，這其中明確核心的一個點是，在日本、韓國、歐盟等多個司法區都沒有改變高通核心計費商業模式的情況下，中國執法機構首次改變了模式。“高通不得在維持較高費率的同時，用整機作為計價的基礎。從這點上說，這次調查和處罰從全球來說，是具有根本上的意義的。”他強調。

　　此前本報曾報道，高通的專利費是按整機售價來收取，加上過高的專利許可費，高通模式被業內人士描述為“流氓行為”，高通本質上更像是一個依靠專利權收費盈利的公司。

　　整機售價收費是什么概念?業內人士打了一個比方：比如你發明了一種電燈的照明方法，電燈的生產廠商如果用了這個專利，生產了電燈，根據談判結果，將營業額的3%~5%作為專利費補償給你。如果你的專利是關於燈泡的，那么賣燈泡的時候才會給你付錢，也就是燈泡售價的3%~5%。但是，燈泡外面有很漂亮的底座，最終整個燈需要100元，按照高通的方式，是按照100元的整燈基數來收取專利費。

　　行業內人士也曾擔心，即便改變以整機收取許可費的方式，變為以更小模塊計費，如果高通提高費率，那也會規避這樣的處罰，但此次的整改方案堵住了這種可能。

　　北京立方律師事務所主任謝冠斌，是發改委反壟斷局高通案律師團隊成員、另一名知識產權領域智囊。他對本報記者表示，整體來說，高通公司的整改承諾加上發改委的處罰，給了大家較為明確的信號：像高通這樣的專利權人如何在知識產權密集的移動通信領域行使專利權，如何適度，不妨礙產業發展。此外，也給執法標准帶來了相應信號。

　　高通案給出的信號

　　一名業內頗為知名的專家對本報記者指出，與歐盟動輒四五百頁的經濟學分析和嚴謹推論相比，二十頁的《處罰決定書》是否過少?又比如並未明確定義接下來類似的收費按照怎樣的比例收才是合理的，超過了怎樣的比例就是違反《反壟斷法》的?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反壟斷法博士、英國鴻鵠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周照峰在公開寫給客戶的法律速遞(Alert)中提到，由於有效地決定了高通的許可費水平，發改委已經比其他國家的反壟斷執法機構走得更遠。因此，從這個公告可以看出一個信號，發改委認為，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幹預是有限度的。

　　吳韜認為，應該肯定中國反壟斷執法機構推動此案所做的貢獻以及在全球內的嘗試。籠統來說，其他國家在處罰高通過程中，主要是解決了“FRAND”原則(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中的“無歧視”，中國的反壟斷機構主要解決了“公平”、“合理”的許可費問題。

　　吳韜同時表示，由於中國政府發出的處罰決定書一般內容較少，大家不能了解雙方的基本證據和經濟學分析，所以分析起來都很難。

　　歐盟一些國家的文件之所以更豐富，是因為在類似案例中，幾乎大部分的企業都會選擇行政訴訟，走向法庭。法院公布的判決書就會比較快，也必須充分展示雙方的證據，經濟學分析，做出分析推斷，並給予法院判決的取證方向。這就逼迫執法機構給予內容較為豐富、不容易被挑戰的處罰決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