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貴州省紀委通報了5起黨員幹部參賭涉賭問題。其中，羅其方擔任遵義市委副書記、仁懷市委書記、桐梓縣委書記、縣長期間，經常與在桐梓、仁懷承攬工程的私企業主以打麻將等方式進行賭博，少則贏取3萬至4萬元，多則10萬至20萬元不等。中央八項規定出台後至2014年6月，羅其方通過與私營企業主打麻將獲利200多萬元。(《南方都市報》3月19日)

　　羅其方與承攬工程的私企業主賭博，從中獲得巨額金錢的行為，不僅僅是違紀行為，更涉嫌犯罪。因為，羅本身是官員，掌握公權力，其可能為私企業主辦事提供方便和為他們謀取利益，而私企業主則通過“賭博”的形式，為羅進行利益輸送，輸錢給他，這完全符合受賄罪的定義：“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只不過，送錢和收錢采取的是“賭博”這種特殊形式而已。因此，對羅其方不但要進行紀律處分，而且有必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以賭博形式實施行賄、受賄的案件，早已有之，也引起了最高司法機關的關注。最高法和最高檢早在2005年《關於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中就明確規定，“通過賭博或者為國家工作人員賭博提供資金的形式實施行賄、受賄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關於賄賂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例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長畢玉璽，其斂財的手段之一，就是“玩牌”，從中收取下級、不法商人故意輸給他的巨額現金。涉嫌行賄罪的犯罪嫌疑人蘭某，通過賭博故意輸給畢玉璽數十萬元，得了個綽號“蘭精光”。相關部門介紹，這幾十萬元被認定為受賄。

　　但是，通過賭博為官員進行利益輸送，實施行受賄的行為，得到查處的，特別是以行賄罪、受賄罪被追究的很少，即便是查處了，往往也只是作為違紀處理，很少追究刑事責任。例如，媒體報道過這樣一起案件，被告人交代：他喜歡打麻將，從1990年開始，他經常找有求於他的老板和自己的下屬打麻將，贏多輸少，很多時候甚至只贏不輸，少則幾千元，多則上萬元，幾年來通過賭博獲利二三十萬元，但能查到記錄的只有5萬餘元。最後，因為證據難取，這筆錢沒有計入他的受賄數額，而是作為非法所得上繳了國庫。

　　這類案件難以查處的原因在於，在賭博中官員有輸有贏，很難查證，而且這類案件往往時間跨度長、次數較多、涉及面廣，核實起來難度比較大。

　　對利用賭博來收受利益的官員，我們還是失之於寬，法律的規定也不完善。比如，司法解釋對於以賭博形式進行利益輸送的，要求仍然要查清官員主觀上是否准備通過賭博來收錢，是否幫助他人謀取了利益。但是，這種主觀上的動機很難認定，那些參賭官員經常辯解說，官員贏了老板的錢、上級贏了下級的錢，是運氣好、水平高，而且有贏有輸，根本談不上什么“利用職務之便”。

　　所以，要堵住“賭博”這一利益輸送的渠道，一方面，紀委要嚴肅查處官員參加賭博的行為，對於情節嚴重的，要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另一方面，也要求完善相關法律，對於官員與職務上有關聯的人賭博，不管多少次數，也不管是否有贏有輸，只要官員贏得數額達到一定標准，一律以受賄來追究刑事責任。 （作者：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