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蔣介石向全國軍民發表廣播演說后巡視重慶軍區。

　　【香港商報網訊】中國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員楊天石先生是國內民國史、國民黨史研究的權威專家。2006年3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蔣家后人捐贈的《蔣介石日記》，楊天石先生受邀赴美，4年間費時十個半月研讀完蔣公撰寫的全部53年日記，寫成大量頗有分量的著述。3月29日，在深圳越眾歷史影像館舉辦的「知而行」越眾學堂首期演講中，楊先生依據《蔣介石日記》及其他一手的文獻及檔案材料，解讀抗戰時期的蔣介石，評點其功過是非。香港商報記者 林濤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2006年3月對外界公布的《蔣介石日記》，始於1915年，終於1972年（遺失4年），期間發生了北伐、「中山艦事件」、國共由合作、「九一八事變」等一系列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大事，作為這些歷史事件最重要的參與者，蔣介石在日記中披露眾多歷史的秘密。至於蔣公日記的可信度，楊天石先生說：「研究中國近代史，不看蔣的日記是很大的損失；看了，什麼都相信，也會上當、受騙。」多年來，他奔走日、美、英以及臺灣、南京等地收集資料，研究、審核其日記的真實性，力圖讀懂內容，還原史實。

　　「不抵抗」命令不是蔣介石下達

　　多年來，學界對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是否張學良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造成東三省淪陷」頗有爭議。馮玉祥1947年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直指張學良不抵抗決定是在執行蔣介石的命令。張學良的機要秘書郭維城也說，張學良一夜間十幾次打電話向蔣介石請示，而蔣十幾次覆電不準抵抗。

　　此外，張學良陸海空軍副司令北平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曾指證，蔣介石8月16日曾有一個「銑電」，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抵抗，力避沖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張學良曾將此「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長官，一體遵守。

　　對此，楊天石先生說，在蔣公日記及其它資料中，找不到蔣介石下令「不抵抗」的內容。

　　首先，馮玉祥并非當事人；郭維城1934年才擔任張學良機要秘書；1931年8月16日的「銑電」，至今沒有找到，找到的是9月16日張學良給遼寧省主席藏式毅等人的「魚電」：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分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望你迅速密令各屬，切實遵照注意為要。張學良。這封電報在「九一八」事變之前12天，與蔣介石沒有關系。

　　9月18日當天，蔣在從南京到江西的軍艦上，日記中他只記載了兩件事：一是廣東，如何對待汪精衛等在廣州成立的與南京對立的「國民政府」；另外一件事是對共，如何包圍、剿滅江西的中共根據地。

　　現存電報亦證明，蔣介石是9月19日晚才從上海方面得知東北的消息。中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昨夜進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藉口如此，請對外宣傳時對此應力辟之……在19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昨晚倭寇無故攻襲我瀋陽兵工廠，并占領我營房。頃又聞已侵占我瀋陽與長春，并占領牛莊消息，是其欲乘此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機會，據有我之東三省矣！

　　張學良承認：判斷錯誤

　　在張學良方面，他一向承認「不抵抗」，是他「判斷的錯誤」、「應付的錯誤」。楊天石先生說，這點從張學良的日記、口述等材料中亦可找到佐證。

　　1946年1月3日張學良日記：1931年我不過執政3年，不但對地方沒有造福，因為我一意的擁護中央，依賴中央，才有了中東路的問題，對俄盲目的戰事……致成不抵抗，而使東北同胞水深火熱14年。

　　1990年，已經恢復自由的張學良對歷史學家唐德剛說：當時，因為奉天與日本關系很緊張，發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幾個事件。那時我就有了日本方面的情報，說日本要來挑釁，想借著挑釁來擴大雙方的矛盾。所以，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

　　「我們已經聽了50多年了，都是說蔣公給你的指令？」唐德剛追問張學良，張則連連表示，不是，不是，這個事情不該政府的事，也不該蔣公的事。

　　數年后，紐約張之宇、張之丙姐妹訪問張學良，又談到「不抵抗命令」。張學良說，打可能更壞，日本就希望你打，我們打敗仗了，交涉的時候你就得賠償。我們和日本打好像拿雞蛋碰石頭，絕對打不過的。

　　蔣的日記、張的日記以及張學良自由以后對唐德剛、張氏姐妹的口述，都證明「不抵抗」命令和蔣介石沒有關系。蔣介石背的這個「黑鍋」可以卸去了。

　　學勾踐忍辱精神 對日妥協退讓

　　「不抵抗」命令和蔣介石沒有關系是事實，國民政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日采取妥協、退讓政策也是事實，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直到1937年「廬溝橋事變」爆發。為何如此？一方面，蔣介石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堅決抗日的決心和意志毫不含糊，從未改變的；另一方面，他明白，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但中日兩國力量懸殊，中國手中其實無牌可打，對日作戰的全面準備遠未完成，中國只能謹慎從事、暫時妥協。在蔣公日記中亦有清晰可循的軌跡。

　　1931年9月20日，「九一八事變」第二天，他寫道：聞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搶占，心神不寧，如喪考妣。茍為吾祖吾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北，永無人格矣！小子勉之！

　　1936年6月，蔣介石對英國經濟學家李滋羅斯說：對日抗戰是不能避免的，由於中國的力量還不足以擊退日本的進攻，我將盡量使之拖延。拖延的辦法無非謹慎、忍耐、忍辱。他的「老鄉」越王勾踐給了他榜樣。1934年2月15日日記中他寫到：勾踐入臣，不唯臥薪嚐膽，而且飲溲嚐糞，較之今日之我，其耐苦忍辱，不知過我幾倍。

　　研讀蔣公日記，不難發現，老子「以柔克剛」、「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思想以及孫子兵法的戰略思維都曾給蔣介石啟發，「對外，未到其時。惟有先其所愛，微與之期，以保吾國。」這些是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以后對日本妥協，國力懸殊的現實原因之外的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