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注重非理性的、神秘主義的直覺，講頓悟、漸悟。

　　【香港商報網訊】春秋之后的兩千多年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深的是儒家、釋家和道家。佛、儒思想由相拒轉而相知，其間經歷一段相當長的演變過程，就佛教而言，融入濃厚的中國色彩，形成中國化的佛教；就儒家而言，吸取不少佛法的營養，從而復興沉寂千年的儒家，有所謂「儒表佛里」、「援佛入儒」的理學。「深圳學人南書房夜話」第八期日前在深圳圖書館一樓南書房舉行，對話以「儒家與佛家」為主題，深入探討了兩者之間的關系，事實上，無論是佛家或儒家，從今日的觀點來看，皆已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血肉，難以分割。香港商報記者 黃鶯

　　佛家講出世儒家講入世

　　「儒家與佛家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圳市社會科學院中國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方映靈認為，儒家是一種哲學而非宗教，而佛家則是一種宗教。「儒家和佛家有很多不同，但最根本的不同是一個講『有』，一個講『空』。」

　　方映靈表示，佛家講求出世，強調三世輪回、靈魂不滅，而儒家則是入世法，主要針對在世修行方面，概而言之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強調對人生社會有責任、有擔當，崇尚仁義禮智信。此外，佛家注重非理性的、神秘主義的直覺，講「悟」，講頓悟、漸悟；儒家崇尚的是清醒理性，講格物致知，講博學。

　　佛家思想是包含入世出世以及無數的世內與世外的。它不但解釋了世間的一切，幫助世人在世間擺脫種種煩惱增加福慧，而且也解釋了世外的一切，幫助世人在離開世間時也能了生死獲得徹底的解脫，讓生命通達永恆之境。佛家的修行重心靈，佛家根據不同人的根基與悟性，分了不同的修行次第，也分了很多種修行法門。每個人也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與境界進行選擇。

　　盡管儒家與佛家有很多不同，但在方映靈看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作用，即人文教化功能。儒家可說是追求一個「美」字，它的教化功能表現在提倡積極美好人生、注重群體和諧。而佛家則勸人向善，「佛學思想像是一種安慰劑，由於講三世輪回，佛家又開示每個人要為自己的前世今生來世負責。」每個人都要善待他人，必須造善因，不能傷害他人和社會，否則會自食其果。

　　儒佛關系影響文化走向

　　深圳大學文學院哲學系教授王興國在對話中指出，自20世紀以來，儒學和佛教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備受世界關注的話題。從佛教在西漢末傳入中國以后，儒佛關系一直貫穿於整個中國文化，并且影響到中國文化的走向。王興國表示，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后，在逐漸中國化的過程中就有了本土化的佛教，像天臺宗、華嚴宗、禪宗和凈土宗，特別是禪宗和凈土宗，一直保留到現在。王興國認為，從儒道釋的關系來看，因為有道家的哲學，成為佛教進入中國的橋梁；因為有儒學，佛學可以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佛教之所以能夠完成中國化，最關鍵的是它和儒學的交流和融合。當然，站在一個更大範圍的觀點層面，或者從一個更高的角度上來講，它是儒釋道三家融合的產物。」

　　文化學者王紹培也表達了自己對佛家的看法。「中國人歷來覺得佛教非常消極，因為它是出世的，我認為這是一種偏見。」王紹培說，這應該不是佛的本意，佛曾經用痛苦來描述這個世界，但它也不希望讓我們說世界就是苦的，而且這種苦是沒有辦法的。

　　韓愈「辟佛」極具片面性

　　此外，王興國還提到了韓愈的「辟佛」事件。魏晉南北朝以來，中國傳統文化已不再是一個純儒家的文化了，而是一個由儒道釋三家匯合而成的新文化形態。到了隋唐時代，佛教在中國本土站穩了腳根，逐漸與儒家平分學術的天下，佛教文化大行其道，深受統治者的重視。這時，中國產生了一批衛道者，其中最典型的要算韓愈的「辟佛」事件，韓愈認為佛教導人背離天常人倫，用夷變夏，破壞中國的歷史傳統，所以凡不承認中國封建社會的學說，應當一律禁止。韓愈排佛的出發點與立論根據是封建國家政治經濟和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其論調尖銳地批評佛教，以攻擊和排斥佛教。但他對佛教的政治性批評可以說是片面的。他看不到佛儒兩家在社會功能上，即為封建制度服務上的根本共同點，過分誇大了佛教與王權、名教之間的矛盾。

　　方映靈也介紹了歷史上曾有的三次「滅佛」事件。她認為，盡管佛教曾經受到官方壓制，但它還是以對社會人生苦痛的獨特慰藉作用贏得了眾多信眾，并以它玄妙的理論思辨性逐步影響著儒家，自身也最終形成禪宗，完成了佛教的本土化過程，禪宗就是中國化的佛教。儒家對佛家的回應，先是南朝時期范縝與佛學者的形神之辯，后是唐朝韓愈、李翱的反佛排佛，但儒家始終還是以學習借鑒的方式對待佛學，并最終形成了吸收了佛學和道學精華的宋明理學。「所以，儒家、道家、佛家歷來是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最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三大主干和中國人精神生活的三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