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交会期间，不管是在地铁上还是在街边，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商人行色匆匆，借助手机及GPS导航，他们可以轻易抵达目的地。
而更早之前，在摄像机等现代技术还没有诞生之时，地图最为准确地记录着一个城市的发展和风貌，也是人们探索未知城市、出行的重要工具。广州作为开埠2000多年的千年商都，最早的外国人绘制的地图出自17世纪一位荷兰画家之手。此后，陆陆续续有外国人进入广州，绘制了不同时期的广州地图。在卓稚雄研究的外国人绘制的广州古地图中，可以看到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广州城不断向四周扩张，但中心区域始终没离开过越秀区，而西关在清朝兴旺，沙面则自1859年前后被河涌正式从陆地分离……
卓稚雄是土生土长广州人，对广州有天然的探索热情。退休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外国人绘制广州地图的探索和研究中。他坦言，对古地图的热情自大半个世纪前开始。在他的大半生中也陆陆续续见过不少地图，他也曾经获得过一张绘制于一百多年前的古地图，但是本着“好东西共享”的公益原则，老人家把地图捐赠给了广州博物馆。他对古地图的热情感染了身边的朋友，有很多从事历史研究的朋友们只要有相关线索就会提供给他，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对清朝外国人绘制广州地图的整体研究。
在现代测绘技术不发达的几百年前，当时古人绘制的地图有错漏，也有诸多精彩之处。而对卓稚雄而言，考证兴趣是其一，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考证，见证自己生活的城市的变迁，这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因为，地图是会说话的历史。详见A24/A25
■策划：肖萍 撰稿：新快报记者 廖琼
荷兰人绘制了第一张广州全景图
在外国人绘制的广州地图中，首开先河的是荷兰画家约翰·尼霍夫(John Nieuhoff，1618-1672)。
16世纪，欧洲航海强国纷纷涉足中国。清顺治十二年(1655)，藉着朝廷和两广政府有放宽外贸管制和受贡之意，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一个代表荷兰国王的外交史团来华觐见顺治帝，谋求通商优惠。当年37岁的约翰·尼霍夫作为使团“管事”，是14人的使团中的一员，1655年9月，使团乘坐的两艘船抵达广州。停留约半年，于次年3月启程往北京，10月觐见顺治帝。虽然未达到通商优惠要求，但被列为大清的“朝贡国”。
尼霍夫在使团中的职位近似于今天的秘书长。他本人是个画家，由于在广州有半年的逗留时间，尼霍夫凭观察和印象绘了许多图画，其中包括《广州城全景图》。
卓稚雄正式和约翰·尼霍夫这张大名鼎鼎的《广州城全景图》见面是2010年5月在广州博物馆。当时广州博物馆举办了《广州印象——17世纪荷兰首批赴华使团铜版画展》，展出了时任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李浩然先生热心提供的展品，其中有约翰·尼霍夫所著的《荷使初访中国记》(荷兰语版)一册，书中便有《广州城全景图》。
这场展览解开了老先生多年的疑惑：在展出之前，他在网上以及其他途径多次见到这张地图，但是并没有明确的渠道确切得知是谁、何时绘制的。
《广州城全景图》以绘画手法绘制，图中央是广州城平面图，四周配以山川景观。南面珠江上炮台(海珠炮台、海印东炮台)和船舸绘画细腻。左、右上角有小天使牵带展帛，上书图中标注。有明显的欧洲文艺复兴后期绘画风格。
此图美则美矣，准确性着实大打折扣。“在这张地图中，广州城平面绘成横向宽、纵向短的钟形，城池东西轴(大东门至西门)与南北轴(大北门至五仙门)尺度之比为1.236，与现代测绘结果的1.025相差很大。”卓稚雄说。
尽管如此，这张地图中，城内地标建筑(如五层楼、花塔等)和官方府署(如藩王府、使团下榻寓所等)的位置基本上有了，虽然他把靖南王府标在五仙观位置，但无损其意义。
“尼霍夫的广州城图虽然只能算是示意图，但能大体显示广州城池的形状，不失为开近代西人广州城图绘制的先河，已经算是很厉害了。”卓稚雄说。
1840
英国地理学家“抄袭”的
广州城区地图
中国传统绘制地图的方式，近似于山水画。以散点透视标示出山峦、湖泊和城池。这种地图只能显示出相对位置，无法像带比例尺的现代地图明确显示地理概貌。
到了1840年，英国地理学家詹姆斯·怀特绘制了《广州城及其郊区规划图》。在他绘制的《广州城及其郊区规划图》中，以广州府城(包括当时的旧城及新城)为中心，东起黄埔洲西岸，西至珠江南北行水道，北沿五层楼环城城墙，南达珠江南岸边缘。城内重要标志，如官员府第、各大医院以及六榕花塔等都有明确指示。包括惠爱路(即现在中山路)在内，城内城外标有路名的街道将近20条。穿插纵横无不了然。其比例之精确在现存的广州古地图中很是罕见，它提供了广州建筑物、街道变迁的重要参考信息。
不过如果以为这就是外国人原创作品，那就错了。在卓稚雄的印象中，《广州城及其郊区规划图》与清道光《广东通志》卷八十三的《广东省城图》毫无二致。
道光《广东通志》修编始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三年完成，道光二年(1822)刻印。道士李明澈承担通志中所有地图的绘制。李明澈精通天文，在今海珠区漱珠岗纯阳观建有观测天象的“朝斗台”保全至今，对当时西方传入的地理、数学等近代科学涉猎亦深。他采取经纬线网与计里画方并用和实地勘测的方法，精确绘制出各种地物的相对位置，与现代测量结果已很接近。而且一反以前绘画城图只着重标注官府衙署庙宇等的惯例，测绘并标示了大量街巷坊里的信息。
詹姆斯·怀特绘制于1840年的城图在李明澈的基础上，增加了“夷馆”地段增加附图标示十三行信息之外，其余基本上是李明澈的《广东省城图》的因袭。
对话
卓稚雄：地图是能说话的历史
Hi广州：一张地图能说明什么？
卓稚雄：不同时期的地图能看到城市的不同时期的风貌，也和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非常有意思。比如说看到旧时古人绘制的地图，就会清晰知道，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广州的政治文化中心都是在越秀区，旧时那些官学也是在越秀区。天字码头旧时叫接官亭，这个名称充分能体验越秀区的政治中心地位，中轴线在清代已经非常清晰，就是现在财厅到北京路到天字码头。西关则是到了清代才彻底兴旺起来的，秦汉时期，基本上是沼泽浅滩；东晋到唐代，有少数地方成陆地；南汉时期，成陆利用较多，但有些陆地较分散；到了宋代，逐渐趋向连片成陆；到了明清时期，基本成陆，居住和营商环境成熟……至于天河黄埔的兴旺，是这短短二三十年的历史。
Hi广州：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研究地图？
卓稚雄：其实就是很简单的爱好。我是老广州，对广州的历史演进、地理变化，有浓厚的探索兴趣。地图是可以说话的历史。考证的过程充满乐趣。
Hi广州：你所研究的古地图中，印象最深刻的是？
卓稚雄：清代广州城图，就准确性和信息量而言，有三个亮点。一是1860年美国人丹尼尔·富文测绘出版的《广州城及其郊区图》，二是同治年间广州人邹伯奇测绘编入《广州府志》的《省城图》，三是1907年德国人舒乐测绘出版的《广东省城内外全图》。其中，同治年间邹伯奇的《省城图》是国人自主测绘的成品，与同时期西人绘制的广州城图相比，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