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美国著名摄影家，同时也是一位导演，以自己出演所有摄影作品中的主角为特点且因此闻名于世。她常和女性主义一起被当作讨论议题，但并不自称为女性主义者。自上世纪80年代起，摄影终于和绘画一起被相提并论，这部分归功于舍曼。
辛蒂·舍曼《无题的电影剧照》(1985年)，图片源自网络
有两件事使女性艺术在20世纪的当代艺术中真正赢得了它应有的声誉和地位。一件是发端于70年代的“图案与装饰”(P&D)运动，而另一件就是辛蒂·舍曼(Cindy Sherman, 1954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摄影。
“图案与装饰”运动的领袖、美国当代女性艺术的代表人物米莉安·夏皮罗(Miriam Schapiro)曾这样描述过70年代女性艺术在美国兴起时的情境：
有趣的是，当女人们聚在一起，她们就创造了一种像仪式的东西，叫培养自觉意识。从小团体开始，每个人说自己的故事，轮完以后，我们问：“你听到了什么?”每个人听到自己的故事，几乎每个人的故事都一样。从这些故事，我们建立了哲学，找到了语言。这个哲学的语言是：我们是受压迫的一群，我们没有男人所拥有的身份、地位、薪水、受教育的机会……
事实上，舍曼的摄影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为建立女性哲学而讲的故事。
舍曼有时被称为一个具有电影意识的“性格导演”，有时被称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而更多的时候她的作品被视为“观念主义”艺术史的当然部分。的确，从任何角度看，舍曼都是一位魔幻般的人物，或者说，一位能让图片产生魔幻般魅力的人物，她不仅和于尔根·克劳克(Jurgen Klauk)、杰夫·沃尔(Jeff Wall)这类艺术家一起改变了摄影史的历史和逻辑，而且和米莉安·夏皮罗、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n)这类女性艺术家一起创造了女性艺术的当代历史和逻辑。
辛蒂·舍曼《无题的电影剧照》(1985年)，图片源自网络
舍曼70年代毕业于美国布法罗州立大学，这个履历等于同时表明她的艺术的“波普主义”的历史背景。的确，她的图片中的许多视觉因素都与艺术有关，对大众商业形象的直接挪用、高度的戏拟性质以及对图像主题的“中性”态度。但事实上，她的作品所关注的主题及图像品质与波普主义不尽相同。确切地讲，她的作品真正富有魅力的地方不是她使用现成图像的方式，而是独特的影像生成方式。她将她的摄影工作室变成为一个电影棚，用几乎和拍摄电影一样复杂的方式拍摄图片，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所有拍摄电影需要的角色：从导演、编剧、摄像到灯光、舞台、化妆设计，甚至演员都由她自己担当，这并不意味着她的作品是纯粹自恋性的，相反，她以图像的方式使电影这门高度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大众视觉媒介成功地获得了某种新的视觉穿透力和社会批判属性。与杰夫·沃尔不一样，舍曼并没有使自己设计的场景和图像具有叙事性和时间因素，她一反电影和摄影的反映论传统，将镜头聚焦在人的身份的社会含义这个主题上，对人的社会性身份和人的私密体验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无休止的放大和定格，从而使她的图像充满一种魔幻性的人本魅力。1985年完成的黑白组画《无题的电影剧照》与其说在转移电影的视觉信息，不如说是对人类信息的反讽和揶揄，由她自己装扮成五六十年代的那些装腔作势和充满怀旧气氛的剧照人物是对观念主义反形式哲学的图像运用，它消解了一种历史语言又创造了一种新的语境，那些剧照性人物似乎已经超越了她们的故事文本而具有某种新的心理含义和社会知觉。当然，借用文本的能力还体现为舍曼对各种神话、种姓和民俗志传统的挪用，她的图像中，无论是装着假乳房的宫女，异形的巫婆还是矫饰的吉卜赛女郎，都在刻意地制造着一种身份原型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冲突。
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舍曼适度地把握了女性哲学中自闭与扩张、生理与社会以及视觉与心理之间的意义张力，为女性艺术生存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图像证据。舍曼几乎只使用她本人和物质模型作为作品的模特，这使她的作品明显具有极强的心理自传的色彩，但她通过不断变化角色的方式为这种自传性赋予了高度的政治内容和社会内容。所以，德国批评家克劳斯·霍内夫(Klaus Honnef)说舍曼关注的是“个体的社会意识”(见Contemporary Art, 1988)。
辛蒂·舍曼《屏幕后的投射》，图片源自网络
舍曼作品的基调是戏拟性和伤感的，这一点即便在她近期以异形和恐怖为主题的作品中依然存在，她所精心营造的剧场效果不仅是对女性幻想性的历史存在和现实身份的一种图像叙述，而且也是对这种身份的一种政治提问和反思。为了提示这种历史的幻象性，她甚至不惜对女性形象进行夸张、变异和空洞的处理，以强调女性在政治和历史维度中被动的“他者”位置和身份，她企图以观念主义惯用的嘲讽和反讥的方式使女性问题获得某种社会共鸣。当然，她从来也没有忘记强调反思“主体”的实在性，我甚至猜测，她之所以从不放弃自己的模特身份也正是在于揭示这种实在性和它的政治诉求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舍曼的作品又充分地展示了女性的官能性和俗世性特征，当然，她不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性”的语言，在她的图像中，性的表现同样具有虚幻性的剧场效果。她极力避免使它们陷入自然主义的状态，无论是卡通式的乳房还是道具化的臀部都服从于一种确定的图像语境和视觉逻辑。
按照女性主义的逻辑，女性获得个体身份的前提是首先获得言说的能力和权力，而女性艺术最大的价值正是在试图以视觉的方式使女性原来隐性和暧昧的主体意识清晰起来。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这种视觉运动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形式主义或审美的层面，而必须与更为深入的意识形态背景和观念主义的艺术史背景结合起来。舍曼艺术的价值正体现在她有机地将视觉图像的问题提升到这样的背景之中，从而使一种个性化的图像叙事方式具备了历史和政治诉求能力，而这一点对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女性艺术绝对地具有启示意义，因为，正如舍曼讲述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图像就是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