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亞洲

　　有人統計過，中國人一生要辦103個證。出生證明、就學證明、工作證明、死亡證明……前不久有媒體報道一位公民被有關部門要求開具一張“證明你媽是你媽”的證明。而在泉州市區的黃阿婆，也遭遇了類似的奇葩事—證明自己還活著。（5月10日東南網）

　　如同那只蝴蝶在巴西輕聲振翅，在一個月后逾越千山萬水到達美國的得克薩斯州掀起一場龍卷風，一個月前最先在一篇評論中得以提及的“證明我媽是我媽”，在一個月后，成為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話題。廟堂之上的一番言說，將“證明我媽是我媽”推置于輿論風暴口，也由此擊中無數人內心難以言說的“塊壘”。在持續發酵的證明熱中，從“證明我媽是我媽”到“證明我是我”，從“證明你女兒是你女兒”到“證明還活著”，輪番著給“奇葩證明”涂抹怪誕的脂粉。

　　溯源“證明”之最初，因于計劃經濟體制下難以流動的人身依附，一紙證明成為大多數時候唯一可以仰仗的“通行證”。如今，雖已作別那個無證不換的計劃年代，但我們所身處的仍是一個建立在信息不對稱上的陌生人社會，這也決定了在社會的公共管理中，必須有相應的制度設計，以破解信息壁壘所帶來的管理障礙。于此而言，縱是對“證明我媽是我媽”、“證明你女兒是你女兒”有所唏噓，但是仍需進行情緒上的脫敏，客觀正視證明的合理存在—開證明，所指向的乃是便民的公共服務。

　　于此而言，證明是沒有原罪的，真正讓人情緒不淡定的是，這種看上去頗有哲理意味的“我媽是我媽”、“我是我”式證明，所指向的乃是公共服務中的刻板與冷傲，在所謂“規則”的悍然中，讓辦事者“折騰來折騰去”。而能折騰的遠不止這些看上去怪誕的“證明”，從出生開始便“不是在辦證，就是在辦證的路上”，但是，這中間有多少是屬于瞎折騰的“證明”呢？

　　所謂人在“證”途，本身便是奇葩的存在，而再去仔細打量這蒼茫的“證”途之上，又有多少是陷入了那相互核實、相互推諉的“死循環”呢？部門間牛氣沖天，愛理不理，任由辦事者如無頭蒼蠅煎熬不已，稍有追問，便拋出“規則就是這樣的”，堵得來者無話可說。如此種種，正是公共管理中過于冷漠的“平庸之惡”，成為民眾心頭不可承受之重。

　　這些“平庸之惡”之所以能奇葩地存在，既因于計劃時代管理慣性，也有權力邊界不清使然，而另一個更值得警惕的原因乃是叢林法則的堅硬存在。叢林法則本是存在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則，所推崇的是物競天擇和弱肉強食的，換言之，在這種態勢下，規則式微、暗流涌動。于是，我們驚訝地發現，一邊是“證明我媽是我媽”的不容辯說，另一邊卻是“交60元給旅行社便輕松搞定”；一邊是人在“證”途的困頓不堪，另一邊則是“人在朝中好辦事”；一邊是相互核實、相互推諉下的“死循環”，另一邊則是領導干預下的“特事特辦”。權力戀棧下對利益和權欲的醉心，促就權力人格化下的工具化，制度和規則的正當性，成為以權謀私的合法傷害工具。如此，當公共責任倒置，奇葩證明順勢而生。

　　歌手李榮浩在《模特》中這樣唱道，誰說世界早已沒有選擇，趁著我會喜怒你會哀樂，至少證明我們還活著。身在“奇葩證明”的現實之中，無論你是冷漠地接受，或是焦急地等待，沒有人可以幸免地逃遁其外，只能成為那個“證明自己還活著”的“模特”。而這種尷尬的改變，既需要通過明晰權力清單和簡政放權實現權力格局的重建，讓“把為人民謀發展增福祉作為最大責任”成為權力邏輯出發點；也需要通過增強公民話語權和廓清規則實現社會秩序的重建，實現社會最大的公平和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