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着一碗粥，吃了两个菜包子，就算一顿简单的午饭，63岁的于小章擦一把脸，整一整中式对襟大褂，把小屋的门打开，中气十足地冲着门前经过的三轮车喊：“想了解老北京文化的客人，进来听段天桥世家的曲艺节目，保准您听了还想听……”很少有三轮车停下，于小章满面的笑容却丝毫未变。

每天下午，北京最小的曲艺社“魁德社”开门迎客。这是前门附近的一条名为延寿街的小胡同，“魁德社”就开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时光回溯到百年前，“魁德社”是天桥一带有名的曲艺茶楼，主人正是于小章的爷爷于德魁，曲艺界的“十老”之一。如今，“魁德社”历经三代，于小章之后再无传人。

对着满墙的老照片，听一段地道的大三弦，品一品原汁原味的京韵，百年沧桑似乎只在弹指一挥间。“要说我们这祖孙三代，风光的时候享过福，吃的亏也多着呢，这不，全都过来喽……”拖着长长的京腔尾音，老爷子的故事开讲了。

1 爷爷不好意思向周总理要退休工资

现如今，于小章的“魁德社”只有他一个人，一张窄桌就是舞台，两边是用木板搭成的简易座位，一次最多容纳五六名客人。舞台一角放着演出所用的全部“家伙什儿”，几把三弦、两套牛骨做成的“哈拉巴”和几副快板。

没有客人的时候，屋里有点冷清，于小章喜欢端详墙上的老照片，沉浸在往事里。“要说我爷爷清朝末年开在天桥的魁德楼，那可体面多了，两层楼，几十个徒弟，光是各种乐器就挂了满墙。”虽然是听父亲讲的，老人说起来眉飞色舞，好像亲眼所见。

墙上有一张曲艺名人的“全家福”，汇聚了解放前的曲艺界大腕，于德魁白须飘飘，坐在前排，旁边坐着刘宝全、谢芮芝，年轻的侯宝林和连阔如站在后排。于德魁人称“于三爷”，在曲艺十老中排行第三，以“全活”得名。三弦、大鼓、京胡、二胡、快板、相声全都叫得响。

“都说天桥艺人地位低，可是好些王公贵族都很看重他们。魁德社名气大，三天两头进王府、贝勒府唱堂会，有回一位贝勒爷点名要我爷爷唱，偏巧我爷爷中午吃了碗过凉水的炸酱面，嗓子倒了，钱没挣到，更重要的是损了名誉，我爷爷后悔好几天。”那时，清朝气数已尽，皇亲国戚、八旗子弟却越发沉浸在京剧、曲艺中，喜欢结交名伶，艺人云集的天桥正逢盛世。

风光一时的于德魁和紫禁城里的皇族也有交往。他的一个徒弟少年成名，娶的正是宫里的“三格格”。这位格格为了爱情搬出宫外，和于家一起住在西华门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像百姓家的媳妇一样生炉子。有时候过日子手头紧，还要变卖一点从宫里带出来的小盘小碗，“卖一个就够老百姓吃一年的。”于家的孩子看在眼里，充满羡慕，于德魁却告诉孩子们不要眼红，“人还得凭本事吃饭。”

于德魁61岁那年，解放了。1950年，他和曲艺界的名人一起进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这事我爷爷唠叨了不知道多少回，夸总理真是好口才，说是简单说两句，一口气说了俩钟头。总理对他们说，你们岁数大了，国家得给你们发退休工资呀，想要多少，自己报个数。有人说三十，有人说五十，我爷爷没报，因为不好意思向总理要，他的徒弟马福禄是京剧名丑，很有钱，能供养他。”

1961年，83岁的于德魁去世，葬于八宝山公墓，北京曲协为老人备了一副好寿材，风光发送了。“少年成名，寿终正寝，老爷子一辈子真是顺风顺水，一点罪没受。”于小章感慨。

2 父亲拉小提琴给周璇伴奏

“魁德社”的第二代传人，于小章的父亲于少章是天桥艺人中的“新派”和“洋派”。墙上的旧照片中，眉清目秀的于少章身穿白色西装，打着深色领带，脚上是摩登的浅色皮鞋。令人吃惊的是，他手中的乐器除了三弦，还有小提琴，这样的形象和人们印象中的天桥艺人已经大相径庭。

“我父亲从小在魁德社跟着爷爷学艺，出了名的聪明，人称天桥小神童，坐在椅子上脚还够不着地的时候就能拉胡琴赚钱了。”于少章最出名的还是三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是北京的三大名弦之一，几乎为所有的名家伴奏过，是“八角鼓大王”荣剑尘多年的搭档，两人弹奏珠联璧合。

至于父亲的那把小提琴，于小章并不清楚确切的来历，“据说是一位贵人相送，德国产的，我父亲一直很珍惜，后来我哥哥生病，父亲不得已卖了换钱。那时候见过小提琴的人都不多，更别提会拉，我父亲找不到师傅，仗着三弦的基础，自己无师自通，靠慢慢琢磨拉出了调子。”

上世纪30年代的前门劝业场，一楼的俱乐部和跳舞厅星光璀璨，蝴蝶、周璇这样的大明星经常会来这里演唱，西装革履的于少章正是拉着这把小提琴为周璇伴奏，曲目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捧场的观众人山人海，一时风光无限。

此时北京年轻一辈的很多艺人已经离开天桥，来到前门、西单这些新的娱乐中心，于少章不但是著名艺人，还是前门劝业场的经理，在这里他遇见了相伴一生的妻子。

“我父亲在劝业场一楼的俱乐部表演，我母亲在二楼的画室学工笔画，师从宋吉祥，给慈禧画过像，也是溥仪的老师，两个人在劝业场见过几面就认识了，才发现互相住的也不远，交往了一段之后，两家就提了亲，也算是自由恋爱。”老照片中有新婚的于少章夫妇，并肩站在古旧的窗棂前，服装发型都很时髦，风华正茂，一副摩登青年的模样。

3 一家人离开北京到河南洛阳安家

新中国成立后，老北京的艺人们都进了单位，找到了组织，然而于少章找工作却并不顺利。“先是去了中国说唱团，可是这个团一年后就解散了，朋友把我父亲推荐到中国广播说唱团，这个团名气大，人也多，光是弹三弦的就七八个，我父亲想，他要是去了不是抢别人饭碗吗？天桥艺人讲究这个义气，就没去，最后去的是铁路四局的文工团。”没想到这个决定，却最终让于家从此背井离乡，这是后话。

当时铁路系统在全国各地建文工团，于少章不久被派到了武汉。在于小章的记忆里，他童年时代很难见到爸爸，偶尔回家探亲，也是匆匆离开，曾经英俊潇洒的父亲面容憔悴。家人不知道，20世纪50年代初，于少章白天上台演出，晚上要写交代材料，因为新中国成立前交往过国民党官员，他被调查历史。最后对他的处罚是停止演出，到铁路段劳动改造一年，曾经弹三弦、拉提琴的手修起了铁路。

劳动改造结束后，于少章回到文工团，他对艺术仍不死心，琢磨着老曲艺写出时代新内容。根据二七大罢工的故事，他写了新段子《林祥谦》，由他和自己的徒弟双人对唱，没想到这个节目一下子火了，演遍全国。

“当时铁路文工团想要我父亲，可以留在北京，但是人家没要他的徒弟，这个徒弟和我家是世交，是老一辈郑重托付给我父亲的，他守着这个承诺，觉得不能扔下徒弟一个人，就拒绝了铁路文工团，带着徒弟到了河南的文工团。”当时，国家要求家属要随职工走，于是，于小章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离开北京，到了父亲所在的洛阳，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于少章仍在被挖历史问题，不断挨批写材料，可是有一段日子，于小章看到父亲特别高兴，原来是他的老搭档“八角鼓大王”荣剑尘要录唱片，唱八个大本子，点名让他伴奏三弦。两人曾经合作多年，堪称知音，荣剑尘公开说过“万幸遇见于少章”。于是，两人重新相聚，忘却烦恼，陶醉在艺术中。

八个大本子还没录完，1958年荣剑尘受到反右冲击，登台即遭观众起哄离场，他万念俱灰，把录好的5张唱片放到一个大盆里，付之一炬，随后上吊自杀，珠联璧合的绝唱从此消失在世间。

几年后“文革”爆发，于少章从文工团被下放到洛阳铁路建筑段，一代三弦名家成了搬砖盖房的泥瓦匠，十多年一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977年因胃癌病逝于洛阳，两年后平反。

4 于小章跑了10年码头还是天桥艺人的命

天桥艺人的祖传看家本事到了第三代传人于小章手里，却成了他偷懒逃避劳动的办法，这肯定是他的爷爷和爸爸当初始料未及的。

“70年代，我是下乡知青，在洛阳郊区插队，我从小身体不好，干不动体力活，拼了命干也是最后一个。就是那时候挑水上山把腰累坏了，落下了一辈子的毛病。当时就整天琢磨怎么才能不下地干活，后来毛遂自荐跑到宣传队，说了一段快板和相声，人家就把我留下了。”

“文革”结束回城后，于小章到了洛阳建筑公司，干的还是体力活，他如法炮制，经常参加区里的宣传演出逃避劳动，慢慢在河南也演出了一点名气。可是，甭管怎么出名，他的身份还是一名工人，甚至没有正式编制，当时叫作“大集体”，其实就是编外人员，被单位和身份束缚着，于小章一直很苦恼。

“直到改革开放，一下子把我解放了，到现在我都感谢邓小平。”说到这段，于小章两眼放光，因为讲到了他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候，“我辞职脱离了单位，开始走穴，这一走就是10年，几乎把全国都跑遍了。走穴搁在过去就是‘跑码头’，说到底，我还是天桥艺人的命。”

没有固定的剧团，于小章的办法是跑到剧场后台，给人表演一段曲艺，剧团的人看见他有本事，就给他加个节目，于是他就跟着剧团跑。“长的一两个月，短的10天8天，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团，跑了多少个地方，我只知道，河南所有的小县城都走遍了，后来又演到外省，演到全国各地。”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刚从样板戏的年代走出来，这种民间剧团特别受欢迎，演出几乎场场爆满，大门都快挤破了。“我一个晚上演两场，一场挣30元，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四十元，我一个月能挣将近2000元，一下子就富了。”照片记录下他的全盛时代，简陋的舞台上一群女演员在演唱，旁边伴奏的于小章似乎是有意模仿父亲，他穿着一样的白色西服和浅色皮鞋，悠然弹着三弦。

让于小章至今后悔的是，那时穷人乍富，竟然忘了节俭的祖训，变得挥霍浪费。“钱来得容易，花得也痛快，我媳妇也不工作了，全家也不做饭了，天天带着孩子下馆子，出去旅游，挣那么多钱都吃光花净了，一点没攒下来。”

到90年代中，娱乐形式花样翻新，民间剧团大家慢慢看烦了，原来场场满座后来上座不到五成了。为了吸引观众，于小章把三弦换成了吉他，把八角鼓换成了架子鼓，甚至唱起了流行歌曲，可“跑码头”的生意终于还是做不下去了。这时候，于小章发现自己手头毫无积蓄，连吃饭都困难了。

5 回到北京办起“一个人的小剧场”

1989年，于小章跑码头的生涯彻底结束，一家人断了生计，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有半年借钱度日，为了谋生，他还卖过风筝。“小时候学过做沙燕风筝，我想河南人可能没玩过这个，我就满大街捡竹帘子，在家里做了一个冬天，没白天没黑夜地干，累得灯泡把胳膊烤焦了一块都不知道，现在还留下了疤。”开春，他把风筝拿到漯河滩上卖，10块钱一个，很快被抢光，挣了1万多元。

1993年，41岁的于小章回到离开了20多年的北京，想在这里重新开始自己的曲艺事业，等待他的却是一个个挫折和陷阱。“被人介绍到一个小剧团，说好了一个月工资500元，拿到手200块，都被领导克扣了，就这么忍了一年，剧团还是倒了。后来又到了昌平的一个演出公司，先交了500元，却被关在郊区一个很破的学校受训，饭都吃不饱，最后从荒山野岭跑了出来。”

他像当年的天桥艺人一样，开始在北京的茶馆卖艺，想凭本事吃饭，拼了命地演，观众看着打赏，走了很多家，最后终于在恭王府落下了脚。那是1996年，北京旅游业的黄金时代，恭王府每天游客盈门。“一天演十几场，一天挣50元，后来涨到了100元，虽然累得不行，但终于还是翻身了，把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6年后，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于小章所在的剧团被挤出恭王府，他再次断了生计。

“跑了那么多场子，吃亏受苦生气，最后一想，不如自己干。”2006年，于小章在延寿街租下了这间小平房，重新挂起“魁德社”的旗号，一个人的曲艺社就这样开张了，这一干就是9年，人也过了花甲。

说完了100年的故事，太阳已经偏西，恰逢客人上门，于小章抖擞精神，操起三弦，弹唱起来：“春至河开，绿柳时来，梨花放蕊，桃杏花儿开，遍地萌芽土内埋……”这段《春景》从皇宫传到民间，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旺季的时候客人多些，淡季有时候一整天也没人上门，于小章有时候会为一年4万块钱的房租犯难，除此之外，他觉得日子过得挺好。“这是我目前为止最幸福的时光，真的。”如今两口子都拿着退休金，儿子在北京工作，孙子也抱上了，老人知足地笑着。

除了表演，老人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教附近的小学生快板书和绕口令，“放学后就喜欢来我这儿玩，我教过的孩子从小学时来的，现在都有上大学的了，徒弟是收不着了，这老曲子能传多少传多少。”

夕阳的余晖扫过狭窄的胡同，于小章还在门口迎客，在“魁德社”的招牌下，老人的背影有些落寞。曲艺世家，兴衰三代，注定在他这里终结，因为儿子学的是IT，天桥艺人的这些玩意儿，他没教，孩子也不想学。

虽然已经不在天桥，于小章依然认为自己是最后的天桥艺人，不仅仅是保持着卖艺打赏的习俗，还因为他没忘天桥世家恪守的那些祖训，凭本事吃饭，信义、节俭与严守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