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段時間，針對西南邊境地區組織偷渡活動呈增多之勢，境外勢力利用宗教極端思想煽動境內人員出境參加“圣戰”。根據這個情況，筆者對昆明、廣州兩地進行調研，就目前境內人員出境通道路線做了初步整理。

　　筆者發現，由于新疆境內反恐措施的加強，以及中亞相關國家與我國的合作，基本切斷了境內人員從新疆直接出境的可能。境內人員隨即改變了出境策略，選擇了迂回出境的線路。其通道設計先借助正常的新疆人口流動與遷徙路線(京滬粵)作為掩護，隨主流線路從新疆——蘭州——西安——抵達河南南陽，再以南陽為分化點，從黑龍江、廣西或云南出境。

　　在前往出境地的路上，出境者的心理會隨時間和空間的改變而發生變化，除少數“為了參加圣戰”意志堅決的極端分子外，大多數出境者主觀意愿并不十分堅定。在“極端化”的過程中，出境者首先有一個“極端思想”的節點，一般在原籍激發，使其萌發出境意愿，此時意圖出境者還需要不斷充實并確定此“激發點”，最終才會相信并實踐極端化思想。

　　實際上，除少數實施暴恐行為的恐怖分子外，很多有極端化苗頭的出境者，在出境前并未形成堅定而明晰的“為了圣戰而出境”的極端思想。大部分想出境的人士，要么受“外部勢力”或者“周邊朋友”蠱惑，要么受“完全極端化”家人出境意愿的影響而脅從。大多情況下，境外極端組織是等這些人出境后，再對其洗腦，培訓，指派任務，從而對他們實現“完全極端化”的規訓過程。

　　也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對境內人員進行“去極端化”干預的最佳時期。他們的出境意愿一般在西安-南陽段最易發生動搖，猶豫徘徊不前，也有可能就此打消出境念頭。但一旦他們在此時得到老鄉或朋友的補給，順利接近廣州、廣西、云南等“出境地”時，其出境意愿會隨之得到極大的鞏固和加強；隨著邊境的臨近，其出境預期得以放大，激化了出境意愿，情緒高漲。在此階段，輕微的外部因素或環境改變都有可能激化其極端暴行或非理性行為的突然爆發。因此，結合不同的空間地域，采取不同的服務、干預防范或者預防打擊措施，將增加治理的有效性和針對性。

　　針對境內人員出境的心理變化情況，筆者認為，應該根據不同的地區類型給予區別化的干預安置措施，既保障流動人口正常的生活與工作，同時也防止有人假借遷徙流動之名，意在出境參加恐怖組織，干擾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應該抓牢南陽等地“去極端化最佳時期”，對當地的流動人口作心理干預，為他們提供完善的服務，向他們介紹當地以及發達地區的創業機會，引導他們將這些地方作為“目的地”。同時，在國外的成功例子中我們發現，有些政府將“去極端化”的任務，交由已經去極端化的人員，因為他們更能理解這些人的個人訴求、思想軌跡，并能以親身經歷影響尚未完成“極端化”的人。

　　作者：張少英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地緣政治與反恐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