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審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其中第35條“泄密罪”的規定引起了法學界律師界熱議
繼去年10月27日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十一次會議初次審議之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審稿于6月24日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進行審議。其中第35條“泄密罪”的規定引起了法學界律師界熱議，許多律師認為，這有違司法公開的趨勢。根據二審稿35條規定，“公開披露、報道第一款規定的案件（觀察者網注：不公開審理案件）信息，情節嚴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財經》雜志引述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齊林觀點，這意味著，參與報道案件的媒體也將會被追刑責。該條的規定背景，應該說是與李天一等五未成年人犯罪案中辯護律師、代理律師泄露案件內容有一定關系，還應該與最近被媒體披露的諸多強奸殺人冤案有一定關系。
如比較典型的案件——“李某某強奸案”，該案屬“不公開案件”，但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諸多案件信息被媒體報道。事后，律師協會認為辯護律師“違反訴訟制度泄露當事人隱私，披露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信息”而予以通報批評等形式的行業紀律處分。阮齊林教授認為，該案件中大范圍參與報道的新聞媒體、門戶網站，記者或負責人，依據這樣的條款都有可能被判刑。
以下為《財經》雜志報道：
近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審稿（下稱二審稿）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進行審議。
二審稿第35條在《刑法》第308條（觀察者網注：刑法第三百零八條【打擊報復證人罪】——對證人進行打擊報復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增加一條，將泄露案件信息行為入罪，即“司法工作人員、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或者其他訴訟參與人，泄露依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中不應當公開的信息，造成信息公開傳播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行為將涉罪”。
此條規定和草案一審稿第34條無異，去年10月27日，一審稿提交審議時，該改動就引起很大爭議，直至二審稿，爭議一直未止。
對于律師的保密義務，之前也有討論。去年年中，全國律師協會曾在小范圍內對《律師執業行為規范》（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征求意見，該草案以單節的形式增加了律師在承辦案件過程中的保密義務。規定，“不得以影響案件辦理結果為目的，在開庭審理前或者案件審結前，擅自披露、散布案件重要信息、訴訟文書、證據材料、辯護、代理意見，或者向第三人泄露案卷信息”。
這在當時迅速引起律師群體的爭議。許多律師認為，這有違司法公開的趨勢。訴訟活動中，各方地位平等，不能一邊讓律師噤聲；另一邊，司法機關卻可以隨意公開案件，比如公安部部署開展的“網絡打謠”系列案件，公安偵查過程中，媒體得以參與報道，又如薄熙來案的審理，主審法院進行了詳細的微博直播。規矩應該一樣，除非各方都噤聲，否則對律師而言并不公平。
二審稿第35條對案件的范圍進行了限定，為“不公開審理的案件”。
不公開審理，是指人民法院在進行訴訟活動時，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其他正當事由，對案件不進行公開審理的司法審判制度。
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包括，有關國家秘密、有關個人隱私、審判時被告人未滿18周歲、對當事人提出申請的確屬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法庭可以決定不公開審理；離婚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審理。
對二審稿第35條提出異議的聲音多數一部分來自于律師群體。
北京市振邦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王甫表認為，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中，相關人員泄露國家秘密應當治罪，但被泄露個人隱私、商業秘密者完全有權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民事賠償，并無國家權力干預的法理基礎。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完善民事立法加強對個人隱私、商業秘密的保護，而不是無視民事立法不足卻草率制定嚴苛的刑法。
對于律師的此種行為，是否需要動用刑罰手段規制？許多律師認為，目前懲戒律師的手段有很多，根本不用刑事處罰，僅吊銷律師執業執照這一行政處分，就可以很好地限制律師言行。
比較典型的案件是“李某某強奸案”，該案屬“不公開案件”，但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諸多案件信息被媒體報道。事后，律師協會認為辯護律師“違反訴訟制度泄露當事人隱私，披露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信息”而予以通報批評等形式的行業紀律處分。
假如二審稿第35條最終通過，則再有上述律師的行為發生，則可能受到刑罰規制。
靠治罪來保護案件信息，許多律師認為并不妥當。先不論入罪是否合適，單以該改動的表述來看，就難以起到目標明確的規制作用。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劉仁文見到二審稿后，在第35條旁邊畫了幾個問號。疑問接連提出：造成信息公開的程度該是多大范圍？到底什么是不應當公開的信息？信息有許多種，那條文中的信息該是何種信息？假設有的案件涉及多個罪名，其中一個罪名是不應當公開的，其他罪名是可以公開的，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以不應當公開的罪名為由對整個案件都不公開是否合理？
概念、范圍等都沒有明確的情況下，該罪名也有可能會被濫用。
北京市煒衡律師事務所律師李肖霖曾做過多起強奸案件的辯護人。強奸案件事屬被害人隱私，一般均為不公開案件。李肖霖在辦案中發現部分強奸案件屬冤假錯案，如果不能通過媒體、互聯網向外傳播、泄露案件信息，僅通過正常司法途徑申訴，很難翻案。如此一來，當事人就少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救濟渠道，不利于實現案件的公平正義。
而按照二審稿第35條的規定，“公開披露、報道第一款規定的案件信息，情節嚴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齊林認為，這意味著，參與報道案件的媒體也將會被追刑責。上述“李某某強奸案”中大范圍參與報道的新聞媒體、門戶網站，記者或負責人，依據這樣的條款都有可能被判刑。
二審稿第35條并未明確不公開審理的案件在處于何種司法程序時可以公開，意即這些案件就算結案后，相關人員仍然不能將案件信息泄露公開，媒體也不能報道。
假如不公開審理的案件確屬錯案，當事人只有申訴、抗訴、信訪等救濟途徑，媒體輿論將無法起到監督作用。
專家建議立法機關慎重對待二審稿第35條，在法官、檢察官、公安民警、律師、記者等行業行為規則尚未完善的情況下，不能因為少數個案，就忽略行業協會的作用，跳過行業的行政處罰，直接用《刑法》來規制律師和媒體，跨幅太大，不利于行業發展，也不利于保障媒體的監督權和公眾的知情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