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加帝国的古城马丘比丘，与海龙囤一样建于高山之巅，都以石料作为主要建筑材质，都是某种已消失的特殊文化的见证，连废弃的时间也只相差几十年。不过相比笼罩马丘比丘的强烈宗教祭祀氛围，海龙囤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更令人叹为观止。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马丘比丘一直是南美最重要的考古发掘中心和秘鲁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随着申遗成功，海龙囤或有望成为“中国的马丘比丘”。
阿来在《尘埃落定》里写道：
“……我的父亲是皇帝册封的辖制数万人的土司。所以，侍女不来给我穿衣服，我就会大声叫嚷。侍候我的人来迟半步，我只一伸腿，绸缎被子就水一样流淌到地板上。来自重叠山口以外的汉地丝绸是些多么容易流淌的东西啊。从小到大，我始终弄不懂汉人地方为什么会是我们十分需要的丝绸、茶叶和盐的来源，更是我们这些土司家族权力的来源……”
这部著名的小说描写了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家族的兴衰，因“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获大奖并畅销十余万册。不过，“辖制数万人”的麦其土司，放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大西南，只能算是个小头目。自元代建立土司制度以“羁縻”西南少数民族政权，历经明清两代漫长、艰难而血腥的“改土归流”，至新中国最终消亡，这700 年里最显赫也最让中央政权头疼的大土司，非四川播州杨氏和贵州水西安氏莫属。历史上有“两广岑黄，思播田杨”四大土司之说，其中又以播州杨氏实力最强，极盛时南北横跨两千余里，除今天遵义市全境，还包括黔东、黔东南、贵阳、铜仁和重庆的部分地区。
不过，其实这四大土司的实力均不如占据黔中和黔西北、势力直达滇东的水西彝族君长国。播州和水西这两大家族，控制的地域犬牙交错，世代联姻，时而明争暗斗，时而又联合应对来自“汉地”中央王朝的扩张。末代播州土司杨应龙在明万历年间发动叛乱时，曾拥兵十四五万之众，实力还在当时刚刚崛起于辽东的努尔哈赤之上。明廷调集了八路大军近30 万人，血战4 个月才获胜。此战为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之一，与朝鲜之役、宁夏之役并列，可见其惨烈。水西则更是号称“地方四千里，胜兵四十八万”，明军之所以能剿灭播州之乱，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对时任贵州宣慰使的水西土司安疆臣反复做“思想政治工作”，终令其出兵抄了亲家的后路。如果有人以这两大土司的恩怨情仇为背景写部小说，其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神秘凄美，恐怕远超《尘埃落定》，甚至“魔幻现实主义”的《百年孤独》也是小巫见大巫，要改成“七百年孤独”才行。
位于今天贵州遵义市郊龙岩山主峰的巨型军事城堡海龙囤，正是这段传奇历史活生生的见证。7 月4 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39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海龙囤作为中国三大土司遗址之一“申遗”成功（另两处为湖南永顺彭氏老司城遗址和湖北咸丰唐崖覃氏土司城址）。这是中国申报成功的第48 处世界遗产。作为国内已发现的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城堡，由于地处黔西北交通不便的绵延大山中，眼下知道海龙囤的人还比较少，不过这也使得它绵长的城墙、雄伟的关隘、古老的石道、倾圮的宫殿等等，大都还保持着明代的样貌。申遗成功，将使这座矗立于群山之巅的神秘古堡要塞在废弃400 年后迎来新生。
“新王宫”西路建筑群基址。其中正房屋内墁砖两层，上层为正方形砖，下层为长方形砖，两层砖之间还铺了数厘米厚的细沙，极为考究（摄影：菲戈）
播州：负固据险700载
自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 年）杨氏土司始祖杨端入主播州，开始杨氏统治播州的历史，至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 年）平定播州之乱，杨氏土司共传29 代、725 年，是中国历史上延续世代最久远、统治地域最广阔的土司家族之一。杨氏族谱称杨端是山西太原汉人，因率军击败占据播州的南诏，被唐廷封为播州侯，开启“汉领土司”时代。明初“开国第一文臣”宋濂所撰《杨氏家传》，甚至将播州杨氏与大名鼎鼎的杨家将联系起来，说从杨贵迁一代起，“守播者皆（杨）业之子孙也”。不过早在上世纪40 年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就对其族别提出异议，后来出现了苗族、白族、仡佬族三说，认为其汉族族源以及与杨家将的关系都系后世攀附。杨氏究竟出自哪一“族”，迄今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在贵州尤其是遵义当地，似乎认为仡佬族的人多一些。无论如何，杨氏统领的播州之地，自唐至明一直是中央王朝与“苗蛮”、“倮夷”、“僚人”交锋的最前沿，各族群其实早已是来源复杂的混合体。现代意义上严格而僵硬的“民族”甄别方法，难以适用于历史上土司统治的辽阔边地。
海龙囤距今天的遵义市主城区28 公里，是杨氏的“夏宫”和战时军事中心。遗址的主体海龙囤城寨雄踞于巍峨的大娄山脉东支龙岩山上，海拔1324 米，山高近400 米，地势极为险要。早在宋末，杨氏就在这里筑堡抗击元军，称龙岩囤，以后又不断扩建，至明代晚期已成为一座规模宏大、防御体系完备的山城，“飞鸟腾猿不能逾”。海龙囤有内外二城，内城利用山顶的天然陡坡和悬崖，加筑石构城墙而成，前有飞龙、朝天、飞凤三关门，后有万安、西关、后关三关门，城内新老“王宫”、住宅、库房、兵营、采石场、校场坝等一应俱全。外城是从内城墙延伸至山前的一道基本围合的石构城墙，两侧依据地形地貌建有铜柱、铁柱、飞虎三关门，其中飞虎关及关前的“三十六步天梯”尤其险绝。“天梯”每一级都是高过膝盖的巨石，并有向下倾斜的坡面，我在6 月的一个大雨天爬海龙囤，来到飞虎关前真是倒吸一口凉气，很狼狈地手脚并用一路“跪爬”，才得以登上湿滑的“天梯”。可以想见，在以雨量充沛著称的黔北，明军隔三差五就要冒着大雨爬几十米“天梯”—上面还有密集的箭矢与滚木擂石伺候—仰攻城关，这是多么恐怖的景象。直到海龙囤被从后路防守薄弱处攻破、杨应龙自杀身亡，飞虎关前早已死尸枕藉，十几万明军却自始至终没能动摇它一分一毫。
和“三十六步天梯”一样，海龙囤所有的关隘、台基和踏道都是用加工规整的石块营建而成，有些巨石重达数吨。没有人统计过一共耗费了多少石材。它们是怎么被运上山，又动用了多少人力垒砌起来，至今是个谜。有专家已将海龙囤与马丘比丘相比。印加帝国的古城马丘比丘，与海龙囤一样建于高山之巅，都以石料作为主要建筑材质，都是某种已消失的特殊文化的见证，连废弃的时间也只相差几十年。
飞龙关。位于龙岩山顶东北角，坐南面北，入关即进入屯内。该关较好保存了明末平播之役后的战争废墟状态，关内巨石散落，西北角一孤柱耸立，历史沧桑感扑面而来（摄影：菲戈）
飞虎关前的三十六步天梯因其险绝，从未被攻克过（摄影：菲戈）
土司：大一统帝国的基础
由于新中国成立至今，土司制度消亡已久，今天的人们对其已很陌生。“土司”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土”，实际上也保持着很强的地域性，在习惯了大一统帝国话语模式的人们听来，未免过时而边缘，除了对奇风异俗的猎奇，大概很少有人还会去关注它。然而土司制度（包括作为其前身的羁縻体系），却的的确确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在今天这个国界和族别都很僵硬死板的世界上，“一国两制”已是天才构想，而在唐宋元明清“天下帝国”的时代，土司制度却极富弹性地以一国几十上百甚至成千制的方式，维系了大一统王朝的“模样”。然而，无论出于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还是为了地方社会控制所能取得的实际的物质利益，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土司政权都不可能是中央王朝的最佳选择。因此，改土归流成为皇帝与士大夫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在他们看来，这一目标是天经地义的。尤其是明代，如许倬云先生所说：
“在宋代两度亡国，蒙元征服中国之后，朱明立国，战争杀戮与异族奴役的痛苦记忆，使中国人不能不有‘人’、‘己’、‘内’、‘外’的区别。因此虽然自居为汉、唐帝国的复兴，却没有汉、唐那样天下帝国的气度……太祖不忘打天下时‘高筑墙，广积粮’的策略，稳扎稳打，以保守汉人帝国为第一优先，因此他设定‘锁国’的原则：对北方草原是筑长城，对南方海防是不许片板下海。只有宋代划在界外的西南地区，取自蒙元梁王，还有发展余地。日后，朱明也确实在西南部颇多经营，由太祖义子沐英子孙世袭，镇抚当地土著的少数民族部落。终有明一代，汉族人口不断迁入西南川、桂、黔、滇各处，开通道路，垦拓山地，也经过羁縻政策，让土司自治，然后改土归流，融入帝国版图。”“明代因袭元制，以土司羁縻少数民族。可是明代两百年来不断向西南移民，尤其在明代晚期，新大陆的植物传来中国，玉米、番薯等都能在山地种植，许多移民因此移往西南山区。开发西南，造成西南民族成分的改变。汉人人口增加之处，原来是土司辖区，就改为一般行政地区，这就是所谓‘改土归流’。在这过程之中，汉人和当地原居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发生。明代政府或和或战；如果发生战事，有的规模并不小。这种强力执行的内部侵略，也可以说是天下帝国体制下的帝国主义。”（《华夏论述：一个复杂共同体的变化》 P205-207，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3 月出版）
掌握更庞大资源的中央王朝，与掌握地方实际权力的土司，力量渐渐都壮大起来，直接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表面上看，土司辖区“苗乱”不断，朝中大臣一般都诿过于土司纵容甚至暗中唆使，但天启年间的刑部右侍郎邹元标直言不讳地加以驳斥：“黔患不尽在苗……往者，播苗之祸亦好大喜功者挑之，入其疆满载而归，不遂者恶语流传，官为所误，兵连祸结，今虽开疆辟土，然元气先受伤矣！”（《熹宗天启实录》卷九）不过尽管明代已失去“天下帝国”的恢宏气度，士大夫们较为狭隘的华夏观令他们对改土归流情有独钟，一心向蛮夷之地推行“中国之治”，但其中佼佼者却并不乏清醒的识见。比如嘉靖年间贬贵州龙场驿丞的王阳明，虽夷夏观念同样根深蒂固，但他不仅与雄踞半个贵州的水西土司安贵荣交好，还上疏献策：“盖蛮夷之性，譬犹禽兽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县，而绳之以流官之法，是群麋鹿于堂室之中，而欲其驯扰帖服，终必触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骇掷矣。故必放之闲旷之区，以顺适其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旧者，是顺适其旷野之性也。”（《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四）
海潮寺内供奉的佛像，风格相当怪异（摄影：菲戈）
杨应龙：一代枭雄的覆灭
今天我们查《明实录》，很明显，播州杨氏一直都是土司中的“模范”，从明初杨铿一直到1596 年的杨应龙，几乎年年都按时遣人或亲自到北京进贡良马与大木，皇帝则回赐更多的“文绮、彩缎、钞锭”。洪武年间，播州杨氏、水西安氏以及他们下辖的各级土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朱元璋特地敕谕国子监官员“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太祖洪武实录》卷二〇二）。此外，明廷在西南用兵，杨氏一直很积极地派军队参与，正德年间，杨斌甚至因功升至四川按察使的高位，集土司与封疆大吏于一身，可见总的来说朝廷对杨氏是颇为信赖与倚靠的。可是为什么到杨应龙这里，前期关系都还好好的，未见有隙，却在两三年内就急转直下，以至决裂呢？
《明实录》中最早有明确指责杨应龙的记载，是在万历十八年十二月癸未（1590 年11 月11 日）：“先是，贵州巡抚御史叶梦熊疏论播州宣慰杨应龙凶恶诸事，并参川军道副使朱运昌容情故纵，不行会勘。巡按御史陈效则历数杨应龙十二大罪，而复次其怙凶阻勘之状。及四川巡抚李尚思议防御松潘，宣慰司土官兵令备协守。而按臣李化龙疏请暂免勘问，候征兵御虏之后再为议处，部复以应龙革职，仍戴罪立功，会勘改限、朱运昌罚俸。久之，两省抚按各疏奏辩，在四川则为应龙无可勘之罪，在贵州则谓四川有私庇应龙之心……”（《神宗万历实录》卷二三〇）此外，万历二十二年四月辛亥（1594 年5 月22 日）记：“兵部以贵州抚按林乔相等请严责四川抚按协剿杨应龙，因言应龙初本效顺，后及暴虐，四川以功而援之，贵州以罪故而穷之，本犯有可宽之条，朝廷无必诛之意，只缘再提结案，遂而计出无聊，将罚负险……”（卷二七二）
字里行间，可见贵州与四川的封疆大吏们在杨应龙的问题上针锋相对，来回斗法，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争夺对播州这一川黔交界的要害之地的影响力以至控制权。播州主体部分属四川，而其南部属贵州，甚至延伸到黔东南（今凯里一带），这样，朝廷对播州的管理本就要在两省之间折冲协调，矛盾在所难免。此外，贵州积弱，“一线路外即苗穴”，对来自各土司的威胁念兹在兹，尤其害怕播州杨氏与水西安氏、永宁奢氏、镇雄陇氏等大土司联手，必欲除此心腹之患；四川富强，对东南部的土司政权并不像贵州那么恐慌，还想靠它的兵力来镇抚“苗仲”土著，即便是后来出任三省总督戮力扑灭杨应龙的四川巡按李化龙，当时对其也多有袒护，因而遭到贵州官员的弹劾。
杨应龙自恃为明廷守边功高，又当惯了土皇帝，骄奢淫逸、嗜杀暴虐或许是真的，所谓“生而雄猜，阴狠嗜杀无忌”（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杨应龙的赶山鞭》等故事里对此有所反映），以至下属的“七姓五司”与其矛盾越来越尖锐，动摇了播州的统治基础；但说他积极谋叛，则有点“欲加之罪”了。明廷里当然不会没有明白人，《明实录》万历二十年四月乙巳（1592 年5 月26 日）记：“兵部复，科臣王德完题称杨应龙罪在嗜杀，非叛也。宜令解职听袭待以不死……”（卷二四七）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1593 年12 月10 日）记：“兵部右给事中吴应明言……（杨应龙）不赴勘綦江而犹住插旗山，虽屡闭门托疾而犹令子朝栋出见，则其逆命之中，实乃畏死之意，与悖贼未可同日语也。苟处之者勿当，则兴师动众，虽即纾目前之忧，即改土为流或有意外之患……”（卷二六六）万历二十二年十月辛亥（1594 年11 月18 日）又记：“礼科给事中杨东明谓，应龙负固纵杀，问罪之师诚不可罢。然向者两调征剿，所在血战，及部民讦告拘之即至，械系经年，甫释缧囚即请征倭，进退惟命。第重庆之狱，未结即放，既放旋提，我多反复，致生其疑，非真有叛状而遽请用兵，遂据险出掠，冒难之诛，皆处置失宜之过也。”（卷二七八）
也就是说，杨应龙一向都颇能听从朝廷调遣，到处征剿反叛的苗民，但因其过度嗜杀，以至被播州的一些大家族（所谓“七姓五司”）告了，于是官府将他捕到重庆，关了近一年。而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反抗的举动，而且一放出来就自请“征倭”，就是准备带5000 播州兵从西南去东北，抗击侵略朝鲜的日本人（另说是他以征倭为条件才获释）。重庆之狱，杨应龙的罪状并未落实，就把他放了，可是放了不久又再召他去，与川黔两省的官员“会勘”自己的罪过，这抓了放放了抓，反反复复，终令疑虑重重的杨应龙开始为自保而拒绝听令，聚集兵马、加固海龙囤，渐渐就真的有了反叛的样子。即便到了这一步，杨应龙还是没有下决心树起叛旗，而是再三疏通。《明实录》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壬午（1594 年12 月19 日）记：“四川巡抚谭希思、巡按礼贝嘉言，土酋杨应龙负固抗拒，已入不赦之条，乃两次差官谕，而本酋再四申说，恳究巫枉，请官听勘，潜遣人奏辩。臣等尽得其状……”（卷二七九）一直要到作为人质送去重庆的次子杨可栋死于狱中，悲愤难当的杨应龙才下定了决心。
很大程度上，正是地方大员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私念，与朝中或明或暗借机进行改土归流的冲动结合在一起，将杨应龙推上了绝路。有人对此看得非常清楚。《明实录》万历二十三年四月壬子（1595 年5 月18 日）记：“国子监博士杨景淳奏，杨应龙历代土司，淫纵杀戮，固其常态。当事诸臣过听七姓奏讦后，先屡误于勘，再误于纵，又再误于剿，误之效有三：以喜事误，以纳贿误，又以避嫌误。乃今之议者惟抚与剿，而未及处分。应龙负嵎之虎也，广幅千里，四面皆山，食足兵强，非可旦夕下，即使需之岁月无不成擒，而所伤实多，国家何利？于此，督臣邢玠猥云：令杨酋速出听勘。夫彼原以听勘逮系，百计脱去，今尚恳复出以就于死乎！……今督抚奉命而往，功必欲己收，地方诸臣并力经营，又皆视以为奇货，而必俟滋蔓以图之，若然，则人臣之利，岂国家之福哉……”（卷二八四）随着战端开启，明廷忙不迭地避嫌。御史涂宗浚上陈“征播四议”，其中便说：“……今虽一意专征，而犹恐有改土归流之说，坚其狐兔之心，乞明诏诸夷以诛逆大意，诛止首恶，尺地不爱，若安氏及七姓五司，沿播诸苗，有擒杨酋以献者，即裂分其地，使各世守。”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己酉（1599 年10 月21 日）皇帝回复：“杨应龙负恩犯顺，自干天讨，诛首恶不株连土司。自我朝开设以来，因俗而治，世效职贡，上下相安，何必改土为流，方是朝廷疆宇……”（卷三三九）这真的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新王宫”遗址。建于囤顶西南侧的山梁上，是一组有城墙围合的大型建筑群遗址，总面积1.8 公顷，为土司衙署所在地，平播之役中毁于大火。“新王宫”大堂是衙署区的主殿，现叠压于海潮寺大殿下。海潮寺始建于播州改土归流后的1603 年，多次重修，现存大殿为民国十八年（1929 年）所建（摄影：菲戈）
“新王宫”中考究的石砌排水沟（摄影：菲戈）
兵法：胜与败的辩证法
今天的遵义，当然以“会议”为最耀眼的品牌。开这个“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的小会的地方，如今是包含“会址”和红军各机构遗址、各领导人故居在内，并扩建了纪念公园、步行街和商业区的一大片“红色旅游”景区。除了遵义会议，“长征”与这黔北第一重镇关系最密切的，便是著名的“四渡赤水”了，那的确是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巅峰之作，令红军彻底摆脱了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初入遵义城的毛泽东，是否了解播州和海龙囤的历史，是否知道彪悍不羁的杨应龙其人？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陈列着中革军委理论刊物《革命战争》上的一篇文章，名为《论红军在堡垒下的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李德写的。这位德国人应该不知道播州和杨应龙的故事，不过杨应龙如果穿越到上世纪30 年代，读了这篇文章，大概会感叹遇到了知音。
李德在战略上与杨应龙可谓一脉相承，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都企图依靠崇山峻岭和坚固工事节节抵抗，打消耗战，最终把自己给消耗光了。杨应龙再悍勇，视野与识见却难逃“土司”的局限—播州是他的“根据地”，海龙囤是他的老窝和“王宫”，无论如何都要死守，绝对不肯放弃，所以全盛时期即便有机会攻占兵力极为空虚的重庆，他也没有听从谋士的建议，而是回师播州，继续经营自己的堡垒去了。毛泽东却完全不管这些拖累，或者说，他从杨应龙（当然更直接的是李德）的“死”守中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必须放弃所有这一切，大踏步前进后退、闪辗腾挪，才有“活”的机会。
改土归流：一把双刃剑
说到土司们视野与识见的局限，不得不说一下杨应龙的亲家安疆臣。如果两亲家能联手，再联合由安疆臣之弟陇澄（即安尧臣）统领的滇东镇雄以及另一家有联姻关系的实力派土司永宁奢氏，战胜明军也不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大学士沈一贯在奏疏中说：“臣等因思安氏与杨氏接壤世姻，声势依倚，杨氏发难之时，天下疑安氏为助，而安氏又与贵州甚近，安若助杨，无论杨不可诛，而贵州省城亦不可保。”（《神宗万历实录》卷三五一）所以，早在万历二十七年九月（1599 年11 月），南京监察御史王藩臣所进“防播四议”中就提出：“……土司虽声势相倚，而夷情猜忌，假令应龙得志，如黔之安、蜀之奢，其甘心出其下乎？诚智而使之，谋而间之……以龙之故编疑诸土司，阳收我羽翼之用，阴离彼唇齿之盟……”（卷三三九）
于是万历皇帝亲自出面安抚不久前还与朝廷关系紧张的安疆臣，下诏称赞其“奋忠讨逆，奉公灭私”，承诺功成之后给予重赏。贵州巡抚郭子章甚至不惜“遗之古剑，歃血与盟”，并许以“乌江六百里之地”，终于说动一直狐疑不定的安疆臣出兵攻播。水西兵克黑水关、破大红关、夺洛蒙关，长驱直入焚播州衙，“若履无人之境”。陇澄也战功卓著，在大水田大败杨应龙之子杨惟栋，斩万余人。最后围攻海龙囤时，其他三省七路大军猛攻正面，而水西兵马独当后路。最后海龙囤正是安疆臣让路给官军，而从后路攻破的。
杨氏败亡后，播州改设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川黔二省，顺利推行里甲制。明廷此前反复承诺的“裂土酬赏”根本没有兑现，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渗透和控驭，在水西东北面形成了扼制之势，而水西则失去了播州这一牵制中央王朝的重要力量。安疆臣很快便意识到，他实际上是被明廷利用与欺骗了。虽对汉文化有相当的了解，但于唇亡齿寒的道理，安疆臣显然缺少体认。备感挫折的土司远不止安疆臣，陇澄（即安尧臣）也很快被迫放弃了对云南镇雄的统治，返回贵州。而与杨应龙不共戴天的“七姓五司”各家族更倒霉，由于播州彻底改土归流，他们甚至连故土都没保住。
明廷的阴险狡诈、出尔反尔与腐败无能，在平播中暴露无遗。仅仅20 年后，同一片土地上再起规模更大的“奢安之乱”—永宁奢氏与水西安氏这回吸取了教训，联手发难，并带动起水东宋氏、乌撒安氏等各路土司与“苗仲”，“绵互长驱，动摇数省”，战火延烧达十年之久。广西道试御史田景新在天启五年四月辛丑（1625 年5 月29 日）的奏疏中直陈：“……先年播酋授首速者，播有五土目内属，每战必为先锋，故易克。今逆彦（按：指当时掌握水西实权的安邦彦）辖十余土司，彼其坚心附彦者，以五司平播后不保其故土也。”（《熹宗天启实录》卷五十二）明廷调动黔、川、滇、湖四省兵力，费饷银百万，才得以惨胜。“奢安之乱”后，表面上明王朝终于完成了改土归流的大计，将几乎整个西南都真正纳入了版图，但这时，距其自身的覆亡，却也只有十来年了。邹元标当年所说的“今虽开疆辟土，然元气先受伤矣”，可谓一语中的。联系到清末赵尔丰以武力强行对康区改土归流之后不过五六年，清王朝就被革命推翻—改土归流这把双刃剑，对于“天朝”来说，真是诱惑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