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悅

　　8月3日上午，二戰中國三菱受害勞工團體聲明愿與三菱公司達成和解，這標志著三菱成為二戰后首個向中國受害者謝罪的日本企業。對為此事竭盡全力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屬，以及所有中國人而言，雖然有點“對不起，我們來晚了”的意思，卻總比遲遲等不來要強。

　　不論此前三菱如何否認和狡辯，它有罪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歷史學家Linda Goetz Homes在《Unjust Enrichment》（《不當利得》）一書中專門用一個章節（“三菱：榨取的帝國”）闡述了三菱對戰俘犯下的罪行。書中提到， 作為眾多在二戰期間強迫戰俘勞工的日本企業，三菱的惡行尤為突出。三菱曾經制造并運營著至少17艘商用“地獄船”，用于將戰俘運送到強迫勞動目的地。在所有通過戰俘及強征勞工獲利的日本企業中，三菱所涉及的范圍最廣，獲利也最多。

　　有人說，戰爭期間誰不是身不由己？三菱也是國命難違。然而美國學者William Underwood在《三菱：歷史修正主義和日本企業對中國強制勞工賠償的抵抗》一文中寫到，1939年最先向日本政府提出強征中國勞工這個“妙招”的，正是當時日本制造業與礦業組織的龍頭企業們。為緩解日本國內勞動力嚴重不足的狀況，1942年11月的“閣議決定”，計劃自1943年4月起試行引入1411名中國勞工。1944年2月的“次官決定”，則決定于1944年3月起實行全面引入政策。

　　在初期，勞工中的相當一部分來源于戰俘。之后，“勞動者狩獵”逐漸成為強征的主要手段。這意味著，所有不幸被日軍或傀儡軍抓捕的中國健康男性，都可能在威逼利誘后作為“戰利品”被運去日本。

　　日本外務省發布的報告顯示，二戰時期被強行征用的11歲至78歲的中國男性，共計38935名，6830人死于營養不良、疾病等原因，其中的半數更是在戰爭的最后一年客死日本。死亡率之高令人不寒而栗。

　　也有日本網友為三菱抱不平，“此三菱非彼三菱，今天的三菱無需為曾經的三菱背黑鍋”，這也是一段時間內三菱給出的官方說辭；而中國方面，則有不少網友對每人區區10萬元的和解金額表示“然并卵”，質疑三菱的誠意。顯然，若真有誠意，三菱不會一直支支吾吾拖到今天。其實是不是背黑鍋，是不是有誠意，對三菱來說都不是最重要的。作為一家大企業，三菱看重的是商業利益，很赤裸，卻也很實在。一個崛起中國所帶來的商業價值，日本企業比安倍政府看得更清。

　　歷史需要銘記。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的《關于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聲明》中稱，“帝國所要求的，是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種新秩序的建設，應以日、滿、華合作，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建立互助關系為重點”。為建立這種所謂的“新秩序”，日本侵略者采取了“以戰養戰”的政策，以三菱為代表的日本企業在其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可以說被強迫勞動的外籍勞工正是“新秩序”的受害者。這不禁令人聯想到如今一意孤行的首相安倍，其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折射出的，正是建立東亞甚至世界“新秩序”的野心。

　　這個流火的夏天，對三菱來說日子一定不怎么好過。滿心歡喜地討好美國，卻不小心得罪了中國，好不容易補上了窟窿，那邊廂韓國民眾又是一片憤慨。有韓國網民表示“被日本背叛了”，“韓國徹底被孤立了”，更有人犀利地指出，“三菱的謝罪對象是900名美國俘虜和3765名中國受害者。可韓國的受害者超過10萬人啊！三菱到底是出于怎樣的心情在謝罪的？”很顯然不論在何時，企業形象和國家形象都在相互影響，就像是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有脫不掉的干系一樣。

　　作為首個向二戰時期中國受害者謝罪的日本企業，三菱這一遲到的謝罪，被寄予了太多期待。有人稱之為日本企業在為政府鋪路，也有人設想，中日將進入下一個“蜜月期”。不論是不是過度解讀，這確實為被歷史和地緣牢牢拴在一起的中、日、韓三國及東亞秩序解鎖了新的可能。管他是不是虛情假意，此舉顯然比否認歷史、踐踏受害國人民情感來得更識時務，也更得人心。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三菱謝罪了，下一個將會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