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營網綜合報道】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編制全國和地方資產負債表”的戰略任務。近日，官方正式公布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相關數據。那么，國家資產負債表到底揭示了什么？
據南方都市報的報道，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8月3日發布的中國政府資產負債表顯示，截至2013年底，中國政府負債超過56萬億元，同比增長近兩成。與此同時，中國政府2013年資產總額111.9萬億元，同比增長近一成，增速遠低于負債增速。
社保基金缺口10萬億
根據中國政府資產負債表2015，2010年我國政府資產總計106萬億元，2011年資產總計85.5萬億元，2012年資產總計101 .8萬億元，2013年資產總計111.8萬億元。相較于2012年，2013年政府資產增長近10%。而反觀我國政府的負債情況，2010年政府負債總計40 .5萬億元，2011年負債總計近44萬億元，2012年負債總計47萬億元，而2013年政府負債總計大幅攀升至56萬億元，同比大幅增長近20%。
具體分析這56萬億的負債結構可知，2013年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約20 .7萬億，其他政府債務近10萬億，國有金融機構不良資產3.8萬億，政策性銀行發行債券近9萬億，外債的其他部分為3萬億，社保基金缺口10萬億。
另據一財網的報道，即使按照最大規模的負債計算，財經院版中國政府資產負債表給出的2013年中國政府凈值依然達到55.8萬億元，與當年GDP幾乎持平，占GDP的比重將近95%。
湯林閩表示，2010年至2013年，中國政府總資產和政府凈值規模巨大，意味著中國政府掌握或支配著大量資源，只需審慎且有效地應對債務風險，短期內中國政府整體發生債務風險的幾率非常小。
不同機構編寫的國家資產負債表不同
盡管政府資產負債表能全面、完整、準確地反映政府資產負債的有關信息。然而中國目前尚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府資產負債表，不同機構編寫的國家資產負債表差別迥異。
就在十天前，7月24日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杠桿調整與風險管理》。這份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編制報告稱，2013年中國國家總資產691.3萬億，總負債339.1萬億，相應有凈資產352.2萬億，其中凈金融資產16萬億。
此外，來自中國政府資產負債核算理論和政策研究課題組，依托中國人民銀行[微博]金融研究所編制的《2012~2013年中國政府資產負債表》報告稱，2013年中國公共部門凈資產為106.9萬億元，廣義政府凈資產為92.3萬億元，其中狹義政府凈資產為6.4萬億元。
“不同報告在統計口徑和數據方面確實有一些差別”，財經院財政研究室主任楊志勇說，財經院版資產負債表是以國內外各種可供參考的資料為依據，總結可能或應該出現在政府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項目和負債項目。
楊志勇表示，通過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選擇并調整納入政府資產負債表中的組成項目，從而實現中國政府資產負債表的構建，總體來說，估算的原則是相對謹慎和現實的。
地方政府債務攀升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表示，數據顯示，我國的資產規模大、情況良好，足以應對政府債務。談及2013年政府債務同比增幅近兩成的原因，他表示地方政府債務的攀升可能是重要因素。
據專家介紹，目前，我國實行以收付實現制為核算基礎的預決算報告制度，主要反映政府預算收支等流量情況，不存在以一級政府作為主體的資產、負債的合并數據。我國目前尚無真正意義上的政府資產負債表。
根據去年年底國務院印發《權責發生制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改革方案》，2020年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需要向外界公開，資產和負債都將明晰。
此次發布的中國政府資產負債表中的中國政府一是指政府總體，二是指政府組成部分。其中，政府組成部分包括各種行政單位，非營利性事業單位，使用行政事業編制或經費來源主要是國家財政撥款的社會團體，以及由國家撥款建立、主要資金來源為國家撥款的基金會。還包括社會保障基金，其中全國社會保障基金作為單獨的主體，但不包括中央銀行。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我國政府負債增速較高，但政府擁有大規模優質資產。我國近幾年來政府總資產規模均為負債規模2倍左右。
多地現“大尺度”救市
面對巨額的地方債務，地方政府的還債能力卻在下滑，振興樓市無疑成為重要出路。
據華夏時報近日的報道，6月28日，國家審計署公布的土地審計報告顯示，全國由地方政府負責償還的債務中，需在今年償還的金額高達1.86萬億元。
同樣是在6月下旬，西安、蘭州以及青海、河南等地紛紛出臺樓市新政，繼續刺激當地購房需求，救市沖動表露無疑。其中，西安將公積金首付比例降至二成、購買90平米以上大戶型可落戶，業內坦承“救市尺度超出預期”。
為刺激需求入市，西安甚至拋出了買大戶型房產，全家即可獲得西安戶口的“殺手锏”。
6月25日，在西安出臺的樓市“新九條”中明確提出，今年7月1日至明年年底前，在西安購買90平米以上商品房或二手房，取得房屋產權證且繳納一年以上社會保險的，可在房屋所在地辦理包括購房者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戶籍登記手續。
“僅僅是購房入戶一條，就可能刺激不少需求在西安買房。”世邦魏理仕研究部董事謝晨表示。
同時，西安“新九條”再次放寬了當地公積金貸款政策，首套房貸款已結清、再次購買90平米以下住房的，公積金貸款首付款比例降至20%；貸款額度最高升至75萬元；此外，直系親屬間允許互提公積金，并鼓勵推行組合貸款用于購房。
不過，仲量聯行研究部經理周志鋒認為，雖然西安救市尺度已經超出預期，但與蘭州相比仍顯“溫和”。
在蘭州近日出臺的樓市新政中，除了將公積金首付降到二成、購房可入戶，還明確表示只要在當地連續繳存公積金6個月以上，就可在當地申請公積金貸款。同時，蘭州新政取消了外地居民在蘭州購房套數的限制，并將個人首次購房契稅降至1%，對購買144平米以上房屋的，給予契稅減免50%的優惠。
西安、蘭州兩地對樓市下“猛藥”，這只是地方政府開啟新一輪救市的縮影。而這一輪救市的主角，主要是位于西部、東北和中部的省市。
不久前，遼寧省政府曾發出“樓市再動員”的呼吁，并出臺五項新政救市；甘肅則出臺了“樓市25條”；青海、河南也于近日出臺了多項樓市新政。
其中，青海公布的十條樓市新政中，為開發商“減負”的意圖相當明顯。對于在青海進行分期開發的房地產項目，開發商可分期交存項目資本金，并將普通商品住房項目的最低資本金比例由30%降到20%，以減輕開發商的資金壓力。
意在增強還債能力
“今年上半年有1/3的地方政府綜合財力出現負增長，個別地區債務償還出現困難。”國家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在6月28日的審計報告中披露。
業內分析人士指出，在地方債務結構中，用土地出讓金還債或承諾還債占比較大，因此如果樓市成交低迷，開發商投資放緩，土地成交遇冷，那么地方政府就面臨巨大的償債壓力。
“如果商業銀行認為抵押物或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不足，地方政府可能會以承諾附加稅收減或其它優惠政策的方式增加還款信用，以加大銀行貸款的可能。”上海社會科學院一位研究員表示。
分析人士認為，正因如此，樓市的低迷已讓地方政府心焦不已，而成交量明顯下降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救樓市的動作尤其頻繁。
“為拉動房地產市場，加大地方還債能力，不排除地方政府繼續出招救市的可能。”周志鋒告訴記者，以深圳為首的一線城市樓市的回暖只是個案，很多三四線城市房價并未穩定，甚至仍在下滑。
為緩解地方償債壓力，今年3月份財政部下達了1萬億元的地方債置換存量債務額度；5月末下達了第二批1萬億元的置換額度。
然而地方債務置換仍然“治標不治本”。謝晨稱，對很多省市來說，如果總是借新還舊，每年的利息也是一筆巨額支出。“從根本上說，改變當地房地產市場的走向，才能逐步解決地方債的償債問題。”
中國發生主權債務危機應為小概率事件
一財網報道稱，從報告中可以看出，國家負債率上升與全球危機和國內經濟下滑密切相關，一旦經濟增長速度長期持續下滑并致使“或有”負債不斷“實有”化，中國的主權凈資產的增長動態有可能逆轉，因而不能掉以輕心。
研究還表明，中國的杠桿率迅速上升是確定無疑的事實，而去杠桿則是克服危機、調整經濟結構、促使國民經濟恢復健康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另外，報告還闡述了當前中國的資產負債表的結構風險，認為其主要表現為期限錯配、資本結構錯配以及貨幣和資產錯配。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學部委員李揚介紹，2013年，曾領銜出版了《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3：理論、方法與風險評估》，首次編制了2000年以來我國居民、非金融企業、金融機構、政府和對外部門，以及國家和主權的資產負債表，相應計算了負債率和杠桿率，并做了若干分析，提出了若干建議。
“這份報告系上述研究的繼續，數據則盡量更新到2014年底。”李揚說。
基本數據顯示，在國家資產負債表方面，2007～2013年，國家總資產從284.7萬億元增加到691.3萬億元，增長406.6萬億元，年均增長67.8萬億元。同期，國家總負債從118.9萬億元增加到339.1萬億元，增長220.2萬億元，年均增長36.7萬億元。
2007～2013年，中國的凈資產從165.8萬億元增加到352.2萬億元，增長186.4萬億元，年均增長31.1萬億元；凈金融資產從7.4萬億元提高到16萬億元，增長8.6萬億元，年均增長1.4萬億元。
從結構上看，2013年，居民、非金融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總資產占國家總資產之比分別為29.4%、30.3%、27.4%和12.9%;
在非金融資產中，居民、非金融企業、政府分別占比為38.4%、40.8%和20.8%;就金融資產而言，居民、非金融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占比分別為20.7%、20.2%、53.9%和5.2%。
李揚介紹，從國家層面的資產負債率的變化趨勢看，2007～2013年，國家負債率由41.8%提高到49%，上升7.2個百分點，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其中，2009年、2012年和2013年上升較為明顯，分別上升2個百分點、3.2個百分點和1.5個百分點。這說明，國家負債率上升與全球危機和國內經濟下滑密切相關。
按寬口徑匡算，2014年中國主權資產總計227.3萬億元，主權負債124.1萬億元，資產凈值為103.2萬億元。
考慮到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變現能力有限以及國土資源性資產使用權無法全部轉讓的情況，以窄口徑來統計，即扣除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13.4萬億元，并以2014年的土地出讓金（4萬億元）替代當年的國土資源性資產（65.4萬億元），中國的主權資產將由227.3萬億元減少到152.5萬億元。由此，窄口徑的主權資產凈值為28.4萬億元。
李揚說，無論何種口徑，中國的主權資產凈額均為正值，表明中國政府擁有足夠的主權資產來覆蓋其主權負債。因此，在較長的時期內，中國發生主權債務危機應為小概率事件。
但是，包括養老金缺口以及銀行顯性和隱性不良資產在內的或有負債風險值得關注。一旦經濟增長速度長期持續下滑并致使“或有”負債不斷“實有”化，中國的主權凈資產的增長動態有可能逆轉，對此不可掉以輕心。
中國經濟杠桿率6年上升65.7%
研究結果顯示，2000年至2014年，國有企業總資產占非金融企業總資產的比例由43.8%下降到30.2%，工業企業總資產占非金融企業總資產的比例則從34.5%下降到27.4%（其中，2004年，該占比曾達到38.5%的高點）。
國有企業總資產規模略有增加的同時其占比持續下降，反映了民營和非公經濟隨改革深化強勢崛起的事實；工業企業總資產規模略有增加的同時其占比下降，則反映了我國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良性變化。
2008年之前，我國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一直穩定在100%以內，全球金融危機后，其加杠桿趨勢非常明顯。其中，資產負債率從2007年的54%上升到2014年的60%，上升了5個百分點；其次，非金融企業負債占GDP比重從2007年的195%上升到2014年的317%，上升了122個百分點。再次，2008～2014年間，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反映債務占GDP的比重，與前面負債占GDP的比重略有不同）由98%提升到149.1%，猛增了51%以上。如果不考慮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杠桿率雖只提高到123.1%，但也上升了25個百分點以上。通過國際比較，我們發現，中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水平在所比較的國家中是最高的，其隱含的風險值得關注。
不過，報告也指出，通過將中國與美、英、德、日四國比較發現，非金融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和負債占GDP比率是一個隨國家經濟和金融體制特點以及經濟發展階段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的經濟現象，其利弊優劣不宜一概而論。
2008～2014年，居民部門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從18.2%提高到36%，上升了17.8個百分點；非金融企業部門從98%提高到123.1%，上升了25.1個百分點；金融部門從13.3%提高到18.4%，上升了5.1個百分點；政府部門從40.6%提高到58%，上升了17.4個百分點。
加總以上各部門，2014年末，中國經濟整體（含金融機構）的債務總額為150.03萬億元，其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上升了65.7個百分點。如果剔除金融機構部門，中國實體部門的債務規模為138.33萬億元，其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上升了60.3個百分點。
“我們的估算與一些國際機構（例如麥肯錫）的估算有所不同。”李揚介紹，主要差別在于對金融部門負債率的估算上。我們的方法僅計入了金融部門發行的債券余額，而麥肯錫方法則是加總了其他存款性公司資產負債表中的“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和“對其他金融機構債權”兩項。
李揚說，估算杠桿率的主要目的是評估風險，而金融部門債務中的通貨和存款并不構成金融部門的主要風險或風險較小，可以不計。更何況，麥肯錫在進行國際比較時，使用的也是剔除金融部門之后的實體經濟部門的杠桿率。所以，為了更清晰地認清中國的風險所在，同時，遵循國際慣例，以增強國際可比性，選擇了目前的方法。
“然而，無論取何種口徑，中國的杠桿率迅速上升都是確定無疑的事實。”李揚說，國際社會認為，2008年之前，全球杠桿率的上升主要由發達國家導致，但自那之后，全球杠桿率的上升主要歸因于發展中國家。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可能成為下一場債務危機的主角。中國作為杠桿率不斷提高的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對于這一兇險的預言，不可不保持高度警惕。
管理資產負債表的結構風險
李揚認為，當前中國的資產負債表的結構風險，主要表現為期限錯配、資本結構錯配、以及貨幣和資產錯配。這些錯配既與發展階段相關，更與體制扭曲有關。因此，解決資產負債表風險，根本上還要依靠調整經濟和金融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研究顯示，期限錯配問題主要反映在地方資產負債表中。雖然我國地方政府總體上不存在清償力問題，但是，由于嚴重存在期限錯配，它們資產負債表的流動性風險是極大的。
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期限錯配，主要歸因于地方政府的資產大多期限較長（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投資），而在負債面，卻又缺乏可持續的長期資本來源。解決這種期限錯配問題，必須綜合施策。其中，建立穩定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融資機制，大力發展長期信用金融機構和政策性金融機構，積極根據收入和支出責任匹配原則來調整中央與地方間財政關系等，均為題中應有之義。
李揚說，資本結構錯配問題主要反映在非金融企業資產負債表中，其基本表現就是負債率過高。這一狀況，與中國的金融結構密切相關。銀行間接融資為主，構成中國的金融體系的基本特色。由于銀行信用只能以貸款方式提供，依賴銀行體系為企業提供資金，自然產生提高企業負債率的結果。治本之道是認真落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努力“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發展并規范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同時，也應當根據變化了的環境和條件，重新審視禁止商業銀行從事投資活動的規定。
貨幣和資產錯配問題主要體現在對外資產負債表中。其集中表現，就是我國對外資產和對外負債的投資收益差額（中國對外投資與外方在中國投資的收益軋差）長期為負。
李揚認為，為扭轉此類錯配，在放松對資本和金融項目管制的過程中，應穩步從貨幣結構和資產結構兩個層面推動我國資本和金融項目的結構調整。在負債方，通過人民幣的國際化，通過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和自貿區建設，增加人民幣在我國對外負債中的比重，逐步降低我國的對外負債成本。在資產方，應注重擴大內需，放緩外幣定值資產（特別是債權類資產）的積累；在實施“藏匯于民”戰略中，大力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特別是股權投資），增加對投資對象國貨幣定值的權益類資產的持有，以分享其經濟增長的收益。
深化改革是去杠桿治本之道
無論取何種口徑，中國的杠桿率迅速上升都是確定無疑的事實，不可不保持高度警惕。對于中國的杠桿率問題，有多種說法。不少國際機構間或對我國的杠桿率進行了估算。
美國麥肯錫咨詢公司估算，2014年中國全社會杠桿率為278.9%，與課題組得出的217.3%相差較大。張曉晶解釋，主要差別在于對金融部門負債率的估算上。社科院課題組的方法僅計入了金融部門發行的債券余額，而麥肯錫方法則是加總了其他存款性公司資產負債表中的“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0.11%]權”和“對其他金融機構債權”兩項。
《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的主要編制人員之一，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助理張曉晶表示，估算杠桿率的主要目的是評估風險，而金融部門債務中的通貨和存款并不構成金融部門的主要風險或風險較小，可以不計。更何況，麥肯錫在進行國際比較時，使用的也是剔除金融部門之后的實體經濟部門的杠桿率。所以，為了更清晰地認清中國的風險所在，同時，遵循國際慣例，以增強國際可比性，課題組選擇了目前的方法。
在《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發布會上，幾位專家均表示，無論取何種口徑，中國的杠桿率迅速上升都是確定無疑的事實，不可不保持高度警惕。去杠桿是克服危機、調整經濟結構、促使國民經濟恢復健康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
如何去杠桿？李揚表示，從債務率=債務/收入這個公式出發，去杠桿的方略可有“分子對策”和“分母對策”兩類。分子對策即對分子（即債務）進行調整，手段包括：償還債務、債務減計、政府或中央銀行承接債務、降低利息支出等。其中，償還債務是去杠桿的基本途徑，用出售資產的方式償債，更是去杠桿的正途。但是，任何減債的方式都有緊縮作用，這是不可忽視的副作用；分母對策即對分母進行調整，手段包括結構性改革、擴大真實GDP規模、或通過通貨膨脹擴大名義GDP規模等。分母對策不會像分子對策那樣立刻見效，但卻是治本之道。近期的希臘債務危機，在經歷了大范圍的迂回之后，不得不走回以改革換救助之路。這告訴我們，改革，并以此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長速度，依然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