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越來越近，未來五年對中國經濟轉型究竟有多關鍵？《第一財經日報》近日專訪了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他認為，2020年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窗口期”，又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歷史轉折點，是一個重要的坎。“如果過了這個坎兒，我國就會走上公平可持續發展的十年，甚至二十年”。
大轉型、大改革的關鍵期
第一財經日報：你提出從現在到2020年是中國經濟轉型的“最后窗口期”，為何這么說？
遲福林：我的這個提法，主要判斷是國際經濟發展環境和國內經濟發展條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的經濟增長正處于一個歷史性的拐點上。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正處于大轉型、大改革的關鍵時期，2020年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關節點。基于這個判斷，我認為未來五年的改革對經濟轉型升級具有決定性影響。具體說有以下四點：
首先，2020年是經濟結構調整的歷史關鍵點。我國推進了多年的結構調整，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但總體上還處于攻堅階段，還沒有跨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歷史大關”。
未來幾年，國內外環境將發生明顯變化。如果到2020年這個“大關”還沒過，我們就會失去主動權，并有可能在多方面陷入被動，經濟增長有可能面臨更嚴峻的挑戰，甚至面臨比較突出的風險。如果2020年這一關過了，結構調整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消費主導的增長格局，形成了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我們就能把握主動，化解風險，從而釋放中國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期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
其次，2020年是實現全面小康、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歷史關鍵點。如果未來5年保持6.5%~7%的增長，2020年我國人均GDP很有可能超過一萬美元，從而為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打下決定性的基礎，同時也將順利實現全面小康的戰略目標。如果能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就站在一個新的起點；如果沒有達到，或者做得不好，不僅會有經濟風險，社會風險也將加大。
第三，2020年是創新驅動的歷史關鍵點。“十三五”時期正是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世界性新一輪科技革命的交匯點。在這個交匯點，如果把握得比較好，充分利用新一輪科技革命，比如推進制造業的智能化、“互聯網+”等，這樣不僅制造業，整個經濟結構都會提升。
第四，2020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點。這一點是最重要的，因為前面三點都取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破題。如果全面深化改革在2020年有多方面的重大突破，一些重要方面取得決定性進展，我國的可持續性發展就有了制度保障，實現前面的三大目標就有重要動力。
“十三五”對我國具有重大的歷史性意義。我判斷，2020年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窗口期”，又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歷史轉折點，是一個重要的坎。如果過了這個坎兒，我國就會走上公平可持續發展的十年，甚至二十年。
改革有四個關鍵突破點
日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清單里，你認為最關鍵的突破點有哪些？
遲福林：我認為，以下四點非常關鍵。
首先是以混合所有制為重點的企業改革。當前，實體經濟面臨很大的困難，有短期性和周期性的原因，但主要問題是在以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為重點的企業改革方面缺乏重大的實際舉措。為此，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既定的以發展混合制經濟為重點來全面推進企業改革，包括國有企業改革，由此形成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其次是服務業市場開放。現在能不能取得新一輪改革發展的突破，一定程度上與服務業市場的開放進程相關。如果服務業市場開放程度更高一些、開放范圍更大一些，就能夠適應老百姓(50.45, 0.00, 0.00%)消費需求的結構升級，就能夠釋放13億人巨大的消費市場；同時能夠提升以研發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的比重，打下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堅實基礎。更重要的是，在服務業市場開放當中可以大大釋放消費結構升級的潛能，形成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
第三是結構性改革。這其中有三個問題特別重要，即財稅問題、金融問題和教育結構問題。經濟轉型升級中面臨的結構性矛盾主要積累在財稅體制，比如說，企業的稅賦仍較高，民間金融發展相對滯后，金融市場監管不到位，教育結構和轉型升級的要求不相適應等。從破解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出發，加大結構性改革的力度是“爬坡過坎”的關鍵。
第四是以簡政放權為重點的政府改革。簡政放權最近一兩年有一定的進展，但是簡政放權要與經濟轉型升級相適應，還需要打攻堅戰，啃硬骨頭。比如說，明確“最后一公里”是什么，即能不能實行企業自主登記、能不能取消企業投資項目備案制、能不能不用或者少用產業政策來干預企業。這就涉及一系列體制改革的相關問題，涉及簡政放權如何向縱深推進。從這次股市震蕩就反映了政府監管轉型嚴重滯后的問題。以金融為例，混業發展已經成為現實和趨勢，但現行的“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體制與此不相適應。
簡政放權不僅涉及政府部門職能的深刻調整，更涉及對行政權力結構的改革。這樣，簡政放權才能縱深發展，以適應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趨勢。
順應三個大勢
日報：要過2020年這個坎兒，從現狀來看，你認為優勢和不足之處何在？
遲福林：優勢有三個。第一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大趨勢，這包括工業轉型升級大趨勢、消費結構升級大趨勢和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轉型升級的大趨勢。“十三五”正處在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關口，能不能抓住這個大勢，決定能不能成功地轉型和改革、決定可持續發展前景。
第二是以互聯網為主的新一輪科技革命發展的大勢。新一輪科技革命能不能和中國的經濟轉型升級相融合并且實現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實現中國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實現中國城鎮化的轉型升級，這對中國未來發展至關重要。新一輪科技革命給中國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而且中國在這方面有優勢，現在問題在于能不能在這方面有大的突破，而不只是一般性地喊口號。
第三是新一輪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對外開放大勢。服務貿易發展適應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過去二十年中國成功利用了世界制造業市場的開放，現在要抓住服務業的市場開放，一方面中國巨大的服務業市場是服務貿易開放最大的資本，另一方面中國要和歐美發達國家加快投資貿易談判、自貿區談判。我國在開放服務業市場的同時，歐美發達國家也要放開某些服務技術貿易壁壘。加快推進服務貿易開放，對提升我國整個服務經濟水平是一個重要條件。
這三個大勢是“十三五”我國轉型發展最有利的事情。當然，也面臨很多挑戰與風險。最大的挑戰，首先就是經濟結構調整一定要與這些大勢相適應，下大功夫去解決結構的問題。其次，重要的體制改革需要破題，我國很多體制和這些大勢不相適應。比如說服務領域市場開放，涉及許多體制問題；比如教育、醫療，都涉及體制和政策的障礙。社會資本能不能成為教育和醫療市場開放的主體力量之一，取決于體制政策的調整。現在，這方面政策和體制障礙比較突出。比如說，同樣辦教育，民營資本無論在以土地為重點的政策方面還是市場準入方面，障礙是很明顯的。第三個挑戰是能不能順勢而為，在推進“一帶一路”的過程中擴大自貿區的網絡，加大服務貿易比重，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就是說，“十三五”要適應大趨勢，抓住大趨勢下的機遇，來倒逼我國的經濟轉型和改革。
“十三五”農民工要成為歷史
日報：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但根據《第一財經日報》各地記者的調查采訪來看，現在整體上城鎮化的進程仍然不令人滿意，比如農民工的問題、留守兒童的問題等。你怎么評價中國城鎮化的進展？
遲福林：中國的規模城鎮化進程很快，已經達到54%左右，但人口城鎮化還不到40%。2011年世界人口城鎮化的平均水平是52%，我國比世界平均人口城鎮化的水平還低十幾個百分點，這就是差距。我國現在正處在城鎮化轉型升級的坎兒上，過去搞規模城鎮化、搞投資大家都有積極性，現在推進人口城鎮化，一些地方沒有積極性，原因在于沒有充分看到人口城鎮化帶來的巨大潛力。人口城鎮化將帶動經濟消費結構升級，釋放市場巨大的潛力。一個農民工的消費還不到城里人的三分之一，如果變成城鎮居民之后，至少增加一倍。這是一個巨大的潛力。我們不能只看到投資項目、看到城鎮的基礎設施，而對適應人口城鎮化的公共資源配置、相關服務業的發展及政策體制的調整不重視。所以，建議“十三五”，第一，農民工要成為歷史，到2020年全面小康，“農民工”就不應該存在了。“農民工”是制度歧視，是制度不公平的具體反映。第二，2020年轉型升級就是要釋放出13億人巨大的服務市場需求。如果農民工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城鄉一體化都沒有重大破題，這個巨大市場的潛在需求釋放是受到限制的。
所以說，在這個坎兒上，首先判斷要到位，要和發展的大趨勢相適應；其次要有個倒逼的指標。2020年要以人口城鎮化達到50%左右為目標來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安排。現在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制度是聯系在一起的，表面上看戶籍制度，其實背后最大的障礙是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有些城市說自己的財力不足，承受力不行，它只看到負擔的一方面，沒有看到農民工來到城市后給城市帶來巨大的發展紅利。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以公共資源的配置加快中小城市的發展。中小城鎮是轉移農村勞動力的重要載體，但是，中小城鎮重要的問題是公共資源的配置不足。大城市的公共資源配置，比如教育、醫療、文化等，數倍地高于中小城市。加大中小城鎮公共資源的投資，這是一個巨大的潛力，使公共資源能夠與人的服務性需求基本相適應，它才能成為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重要載體。
最后，在這個過程中加強區域經濟的一體化進程，在更大的范圍內，以區域經濟一體化來促進中小城鎮的發展，形成合理的布局。比如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一體化、珠三角一體化，這些經濟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
日報：這樣看來，“十三五”期間任務是艱巨的，機遇很多，挑戰風險也很大。
遲福林：是的。“十三五”是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歷史轉折點，需要作出歷史性的戰略研判：如何適應轉型升級大趨勢，做點什么，改變什么？關鍵在哪里？
“十三五”和過去確實有所不同，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如果這個歷史轉折點做得好，我們就會把握主動，中國未來就會有公平可持續的發展前景；如果在這個轉折點做得不好，這個坎兒邁得不好，就可能陷于被動，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風險和矛盾。所以，我們要用歷史的眼光審視“十三五”，做戰略性研判。由此，對“十三五”認識得更清醒一點、行動更自覺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