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

　　原標題：官員學曆棱鏡：從天之驕子到階下囚

　　自十八大以來，落馬的省部級老虎達到120人。翻開他們的簡曆，落馬的官員是一個學曆高得可怕的群體。

　　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研究生人口比例為3.9‰。官員的研究生比例為79%，相差超200倍。落馬的81位省部級老虎(軍隊中除徐才厚和郭伯雄，其他因資料不詳，未統計)裏有25位博士，39位研究生。

　　這樣高的學曆，究竟是虛有其表，還是真才實學?他們的學曆就像一面棱鏡，映射出時代的印記。

　　九派新聞記者付聰

　　發軔之始

　　江南地區有個習俗，將小孩子第一次上學，稱之為發軔，現在就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新中國成立之初，回到他們最開始學習的地方。

　　落馬的省部級官員平均年齡59歲，差不多都出生在1955年前後，新中國此刻正在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徐建一(原中國一汽集團董事長)的名字“就是建設一汽”的縮寫。令家的5個孩子更是分別取名為“方針、政策、路線、計劃、完成”。

　　他們大部分人都出生在今天依然是四五線的小縣城，令氏一家的老家在山西省平陸，那裏現在依然是國家級貧困縣。

　　1963年，中國剛度過三年自然災害，全國原產油達到648萬噸。周恩來總理宣布“中國需要的石油基本自給”，中國石油產業正在大力發展。

　　周永康出生的比較早，1963年的他在北京石油學院(現中共石油大學)念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專業，學習關於石油的知識。他所學的專業，在當時看來，是名副其實的“王牌專業”。

　　此時，令計劃還在家鄉讀小學，他的語文作文從小就寫的很好。

　　不久之後，新中國進入了十年動蕩的文革，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很多大學停止招生，全國上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工人和知青成了最普遍的選擇，這批落馬的官員裏——有17名官員都是工人出身，13名官員都有過做知青的經曆。

　　1968年的7月22日，毛澤東親自在《人民日報上》上寫：“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大學要辦。”。根據毛澤東的“七二一指示”，工農兵大學生走上了曆史舞台。80名官員中，產生了10名幸運兒，以工農兵大學生的身份被“推薦上大學”。他們中有8個人的專業也都屬於理工方向。

　　所以，在70年代初的中國大地上，當李春城(原四川省委副書記)，作為工農兵大學生，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書的時候，令計劃已經當了3年的印刷廠工人，每個月可以領十七八元的工資。

　　回頭再看周永康，那時候，他已經做了遼河石油會戰指揮部的一名技術員。

　　他們每個人的命運，都還在各自的河道上流淌。

　　天之驕子

　　文革結束後，1977年10月國務院宣布從當年恢複高校招生制度，“高考”讓他們很多人有了上大學的機會。從城市到農村，農民、知青、工人，各色人群都在備戰高考，例如李崇禧(原政協副主席)，78年參加高考時，還是四川省制藥廠的一名工人。

　　現在，人們通常稱77-79級的大學生為“新三屆”。

　　那三年全國共有1648萬人參加考試，只錄取了94.7萬人，錄取率僅為5.7%。“新三屆”可謂真正意義上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學曆的含金量非常高，以致於人們稱當時的大學生叫“天之驕子”。

　　那時候，落馬的高官平均年齡23歲，大部分都已經參加了工作，有35人都在文革後參加了本科的考試——其中有20人還屬於“新三屆”。

　　他們考取的學校相當有名氣——複旦大學、中山大學紛紛在列——從錄取學校看，重本率達到了77.3%。而2008年的衡水中學，重本率也只有70.84%。萬慶良屬於沒讀上重點的少數派，在媒體的過往報道中，萬慶良還做過複讀生，可惜填報志願失誤，於是和重點大學失之交臂。

　　還有17名官員，選擇了讀專科性質的學校。專科學校在當時一樣很難考。在80年代能考上專科院校，往往意味著可以分配工作。令計劃的老鄉陳川平就考上了沈陽冶金機械專科學校。畢業之後，被分配到了太原鋼鐵公司機械廠，做了一名工人——從那裏開始了他後來的仕途之路。

　　無論是讀專科還是讀本科，他們和現在的高考生一樣，都面臨著專業的抉擇。

　　80年代的中國，雖然恢複了高等教育，卻仍然延續了蘇聯模式。重點的學科集中在了理工類的專業。所以，當時中國的社會流傳著“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號。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結果考上本科的58名大學生，有29人都選擇讀理科類型的專業：從機電工程到地下采煤，官員們都選擇做了理工男，占據了半壁江山。待他們畢業後，等待他們的將是鐵飯碗。

　　知識分子在80年代還是稀缺品，現在，讓我們把時間定格在1982年：

　　那一年，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設的社會主義”;

　　那一年，周永康已經從技術員變成了遼河石油勘探局的副局長，令計劃去了共青團中央宣傳辦公室;

　　那一年，李崇禧剛剛畢業成為四川省紀委二室的一名幹事;李春城成了哈工大的研究生;

　　那一年，大學生還被稱為“天之驕子”。落馬的官員，大多數還沒有任何交集。

　　然而，交匯口就在前方。

　　狂飆突進

　　事實證明，在職教育是提高官員學曆的第一生產力。

　　隨著大學畢業，官員們被分配到了各自的單位，開始自己的仕途。90年代以前，他們的學曆大多也停留在了本科，只有5個人讀到了研究生。他們需要在自己各自的崗位上奮鬥七八年才會等到升遷的機會，參加在職教育的官員相當少。

　　等到90年代初，他們平均都至少是一名副處級別的幹部時，官員在職教育也迎來了高峰期——雖然那5個研究生，後來都沒參加過在職教育。

　　所謂在職教育，便是已工作之人，利用業餘時間在學校學習。有58名官員都有過在職教育的經曆。所讀學校，重本率高達56.8%。

　　同時，黨校也成了為了提升學曆的重要的選擇。有13名官員的研究生學曆都自來於黨校，其中9所都是中央黨校。

　　於是，我們看到：工作了已有十年的陳鐵新(原遼寧省政協副主席)，一邊做沈陽市政府駐歐洲代表處總代表，一邊在吉林大學世界經濟專業學習;童名謙(原湖南省政協副主席)作為共青團湖南省的宣傳部長，還要在湖南大學學習管理工程專業。

　　兩年之後，二人都有增添了一名特殊的“學弟”，陳鐵新的那名學弟叫蘇榮，童名謙的學弟則叫令計劃。

　　1996年，官員們的平均年齡41.1歲，有關部門制定《國家公務員職務升降暫行規定》，“在公務員的文化程度上，要求，地(廳)、司(局)以上領導幹部一般應當具有大學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同年，景春華(原河北省委常委)已經開始他的第4次在職教育，他像極了文藝複興時期開展狂飆突進的德國，在5年的時間裏，3所不同的大學中，完成了自己本科與研究生的全部學曆課程。

　　接著，我們稍稍把目光轉到遠在新疆塔裏木盆地的勝利油田，那裏石油勘探會戰成績斐然，多名官員都得到了晉升，周永康便是其中之一，他已經擢升成為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的總經理。

　　回到他們的在職教育上，官員們進修的專業，也發生顛覆性變化：理工類專業的人數比例從原來的52.8下降到7.6%，文科類的比例則由36.8%上升到了76.9%。理工男不再吃香，經濟管理專業成為了官員們在職教育的“香餑餑”。

　　幾年之後，官員們的學曆煥然一新。18名專科出身的官員，16名學曆都提升到了研究生;53名本科出生的官員，39人學曆都升到了研究生。社會學家鄭也夫曾稱“在職官員紛紛讀‘在職研究生’，是學曆追求的一種表現。這種行為既是為自己貼金，也增添了晉升的籌碼。”

　　金玉其外

　　九派新聞記者注意到，還有一部分官員，學曆還想更上一層樓。

　　2000年是千禧年，周永康並沒有去接受在職教育的學習，他已經做了2年的四川省委書記。

　　這年8月，北京獲得申奧資格，普天同慶。遠在四川的周永康則力排眾議，提拔任用了同樣只有本科學曆的李崇禧，做了四川省的省委秘書長，同時李春城雖然和領導不和，卻獲得周永康的青睞，當了四川瀘州市委書記。

　　落馬的80位省部級官員，超四分之一的官員也在2000年前後開始了博士的攻讀，他們中的有些人還可以獲得不止一個博士學位：例如周本順(原河北省委書記)，他在湖南大學獲得了管理學博士，僅時隔2年，又在武漢大學獲得了法學博士。

　　如今，現在依舊可以在知網上看到落馬官員的博士論文。2010年，金道銘(原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獲博士學位，其論文題目為《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研究》。論文摘要的第一句話就是“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同年，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被稱為“博士工廠”。

　　很多官員，後來也成為諸多知名大學的客座教授甚至是博導。像何家成，被稱為學者型官員，他的第一學曆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博士，那裏被譽為中國最高的學術機構。後來他成為清華大學和中山大學的兼職教授。

　　武長順則屬於比較誇張的類型，第一學曆不詳，卻最後在18所高校任兼職教授和研究員。

　　然而，他們的學曆的光環，在這不久之後，就伴隨落馬而褪去——

　　2012.12.6

　　羅昌平實名舉報劉鐵男，舉報內容之一便是涉嫌學曆造假，同一天，李春城被紀委通報落馬，宣告了中央打虎的第一槍。

　　2013.10.1

　　周永康回到母校中國石油大學，參加校慶，笑容滿面。

　　2014.7.29

　　周永康被紀委立案審查，不到半個月，其母校的題詞署名就被人用一個火箭模型擋住，他的母校也開始了“去周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