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故宮博物院藏〈石渠寶笈〉書畫特展》展出了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以下簡稱該圖），這一次十分難得地展出卷後的全部題跋，共有金元明三朝13家的14段題跋，其中曝出許多驚天鑒語，值得深究。
尤其要注意的是：早在650年前的元末，李祁就告誡人們不要“嗟賞歆慕”該圖，圖中“猶有憂勤惕厲之意”，更有被切割掉的明代邵寶跋文尖銳地指出該圖是“觸于目而警于心”。因題跋作者的思想和宦途經歷的不同則結論亦不同，他們對該圖的內容有着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感受和認識結論。這些被淹沒了數百年的思想認識，在相互比較中將會加深我們全面、客觀、深入認知該圖的本質內涵。
金人題跋的“升平觀”
幸虧有了金代第一位跋文作者張著的記述，我們才知道張擇端的基本情況，如他的名和字，東武（今山東諸城）人，他幼好讀書，曾游學京师，後來擅長界畫等。題跋者張著（生卒年不詳，約活動于12世紀中後期），字仲揚，永安（今北京）人，他能詩文、善鑒賞。金泰和五年（1205），他因寫詩出了名，名聲傳到了宮中，被喜歡詩文、書畫的金章宗召入內廷，賜官監禦府書畫，負責管理金朝的內府書畫藏品。
《清明上河圖》的金人題跋。
接下來的4位金代文人用題詩的方式對《清明上河圖》卷進行了相似的解讀。他們看完該卷後產生出的是懷古和傷感之情，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畢竟他們看到的汴京舊宮是一片廢墟，他們都是漢族文人，很容易責怪起北宋的亡國之君宋徽宗。
張公藥、酈權和王磵等都是來往密切的朋友，他們有可能是在一次文人雅集的時候碰了面，幾人依次題寫了詩句，題寫的地點距舊都汴京不會遠，大約作于1186年清明節之後到1190年之前的三四年。最後一位金代文人張世積的跋詩則是在此之後另外題寫的。這4位金代題跋者，均沒有在北宋徽宗朝的生活記憶，北宋滅亡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他們完全是主觀臆測畫中的景物的位置，絲毫沒有考慮張擇端為什麼要畫這張畫。
張公藥（生卒年不詳，主要活動于十二世紀中後期），字元石，號竹堂，滕陽（今山東滕州市）人，北宋宣和年間，其祖父張孝純（？-1144）是太原的降金大臣，官做到汴京行台左丞。張公藥受蔭入仕，官至昌武軍節度副使。他主要活動在今河南南部一带，到過開封。他連着題寫了三首七絕詩，推定該卷的繪制時間在徽宗朝宣和年間，畫的是東水門到隋渠一带，表現出當年的“升平風物”“好風煙”“繁華夢”，今人據此確定該卷的繪畫主題是表現“太平盛世”和“政治清明”中的“繁華”景象。
酈權（？-約1190）是第三段跋詩的作者，字元輿，號坡軒居士、漳水野翁，臨漳（今屬河北）人，他父親酈琼（1104-1153），早年曾隨南宋初軍事將領宗澤抗金，後來降金，官至歸德府尹。酈權沒有當過什麼官，實為金朝的一個名士、詩人。他崇尚蘇東坡，喜歡書法，常常與友人結伴到宋宮遺址和廢墟去吟詩懷古。他的跋詩說到“東南最闐溢”，想起北宋滅亡，不禁罵起了宋徽宗。張公藥等人的跋詩也感染了第四段跋詩的作者王磵（約1125-1203）和第五段跋詩的作者張世積（生卒年不詳），他們或是抨擊了蔡京、童貫，或是感歎舊城不在。
元人跋文的“憂勤惕厲觀”
元代三位題跋者都不用題詩的方式，而是撰寫跋文，由于他們與北宋沒有直接的關系，惆悵之感漸漸消退了，特別是見識廣博的楊准、李祁以其獨特的社會敏感開始探尋作者張擇端真正的畫意是什麼。
楊准（生卒年不詳），字公平，號玉華居士，泰和（今屬江西）人，擅長文章，當時的文豪虞集、揭傒斯、危素等人都非常欽佩他。元亡後，他就不想做官了。至正十一年（1351），他得到該卷，就带着圖回到了江西老家。至正壬辰（1352），他在故里泰和（今屬江西）首次記錄了該卷的狀況：“卷前有徽廟標題”，這些，金朝文人根本不提。
楊准記述了該圖流出元宮和自己入藏的經過：至正辛卯年（1351），他寓居大都（今北京），到處購求古今名人字畫。有人將此圖推薦給楊准，說該圖原來是元朝內府之物，宮里的裱畫师以一幅摹本偷梁換柱，將真本偷出來賣給某個權貴，這個權貴後來鎮守真定（今河北定州），帮他管理書畫的人偷偷賣給了杭州人陳某，陳某人佔有數年後，因家事急缺錢，又聽說這個權貴要回家了，擔心東窗事發，想轉手賣給懂畫的文人。楊准聽後，立即傾囊買下，速返故里。楊准在跋中也痛斥了“權奸柄國”的禍行，更重要的是，他開始對《清明上河圖》卷的動機進行了揣摩，他的跋文認為：張擇端作該圖的目的是將當時的社會景象記錄下來，以便于傳給後代，這超出了許多史學家的能力，畫家畫得如此之精到和完美，為此竭盡了全部心思和才華，這可不是一天兩天才能完成的，其用心良苦啊！楊准的說法雖然不一定深刻，但實際上開啟了後人對張擇端作畫動機的研究。
畫家和鑒賞家劉漢（生卒年不詳）在至正甲午（1354）年題寫了第二段跋文，只是贊賞了該圖的細部刻畫。
《清明上河圖》的李祁跋文。
最先覺察到該卷不是尋常之作的人是第三段跋文作者李祁（1299-？），其字一初，號希蘧，又號危行翁，茶陵（今屬湖南）人，元統年間（1333-1335）進士，官翰林應奉，後因母親年老多病，回到了江南任職，開始了他的地方官生涯，後來任婺源州同知，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母親去世後，他隱居到永新（今屬江西）。這個時候的元末江南大亂，戰爭頻繁，他不得不躲入云陽山中，飽嘗了世事艱辛。
入明後，他仍不失忠元之志，不肯侍奉明朝，自號不二老人，活了70多歲。李祁長于行、草書，好詩文，著有《云陽集》十卷。他在該卷的跋文題于旃蒙大荒落年（1365），他大約是在江西隱居期間到靜山周氏文府看到了這幅圖。他在跋文中認同是圖描繪了北宋政和、宣和年間的邑屋之繁、舟車之盛、商賈之充和財貨之盈。
更重要的是，他以一個地方官員的目光敏銳地看到了汴京城繁榮的反面，提出不要以“嗟賞歆慕”心態對待該圖，首先斷定該圖“猶有憂勤惕厲之意”，他認為，老百姓生活過得很辛苦(即“勤”)，不是好事情，是令人擔憂的，街頭出現那麼多的險情（即“厲”），一定要引起警覺，張擇端畫這些就是要讓當時的人們為此擔憂、引起警惕。
李祁在跋文里還提到了《無逸圖》，他認為，應該將《清明上河圖》卷與歷史上的勸誡類名畫《無逸圖》相類比。“無逸”的意思是不要安于逍遙享樂，這個詞來自《尚書·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唐開元年間（713-741），宰相宋璟抄錄了《無逸》全篇，記載了周公勸成王不要忙于享樂的歷史故事，並繪成了《無逸圖》獻給唐玄宗。宋璟借此告誡唐玄宗要勵精圖治。唐明皇將《無逸圖》掛在內殿，進出宮都要看一看，記在心里。此後，朝廷確定了《無逸圖》的規諫作用，後世朝臣經常向皇帝進獻《無逸圖》。
《清明上河圖》中的交通險情：船橋欲撞（上）；串車失控（左）；禦林軍馬車橫沖直撞（右）；驚馬闖市（下）。
李祁將《清明上河圖》與《無逸圖》都視為勸誡一類的圖畫，至少看出了該卷對朝廷社稷有着特殊的警示作用，這是元人看待《清明上河圖》卷的一大轉折，這越來越接近張擇端的作畫目的了。
明人題跋中兩種對立的觀念
該卷拖尾的明代題跋為5家6跋，即吳寬、李東陽（兩則）、陸完、馮保和釋如壽，此外還有被裁去的邵寶的跋文。由于明代中後期的朝野盛行頹廢了的享樂主義，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其背景與北宋張擇端的時代有些相像，明代題跋的作者們對該卷的認識越來越對立，個人的感受也越來越鮮明。
明代第一個書寫跋文的是鑒藏家吳寬（1435-1504），字原博，號匏庵，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明憲宗成化八年（1472）殿試獲第一，是一個狀元郎。入翰林後，他一直侍奉宮中，官直至禮部尚書。吳寬長期在朝廷做官，脫離社會，遠離民情，他看不出該卷所涉及的社會問題，對此，他是十分麻木的。他關注的是《清明上河圖》卷的稿本問題：他認同大理寺卿朱文徵的話，說該圖的稿本在張英公家。
李東陽（1447-1516）是第二、三段跋文的作者，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今屬湖南）人，他是前面提到的元代李祁的五世從孫，李東陽繼承了李祁“憂勤惕厲說”。天順八年（1464），18歲的他登進士第，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他于平素關注朝政得失，曾多次上疏諫言，如孝宗弘治五年（1492），他借《孟子》七篇大意，累數千言，批評時政得失。弘治十七年（1504），他上疏天津旱災、江南、浙東饑荒，親自查訪受災區域，指出國家吃閑飯的人太多，對老百姓來說，差役頻繁，苛捐雜稅太重，對比之下，京城土木繁興，親王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
他在該圖後連書兩跋，可見他對該卷的深愛之情。
由于他熱衷于諫言甚至極諫的個性，滲透到觀覽該卷之中。他看到該圖的感受是“獨從憂樂感興衰”，他深感守住社稷江山是很難的，但失去實在是太容易了；一幅畫，可以看出時代的興衰、家業之聚散，這可真值得關注和借鑒啊！在李東陽的跋詩里提到了《流民圖》：“……豐亨豫大紛此徒，當時誰進流民圖……”那是神宗朝舊党的安上門監守、光州司法參軍鄭俠差遣畫工李榮作《流民圖》，奏報給宋神宗，以此來證明王安石變法之弊，要求廢止新法。顯然，李東陽由《清明上河圖》聯想到了《流民圖》，可知他更多地看到並思考着該圖中的負面景象。
《清明上河圖》中描繪的百姓勞作之苦。
李東陽記錄了宋徽宗的“瘦筋五字簽”和“雙龍小印”（已軼）。他第一次否定了前人關于該卷作于政和、宣和年間的定論，認為“當作于宣政以前，豐亨豫大之世。”這個考證是十分重要的，只是沒有引起後人的重視。
陸完（1458-1526）是現存第四段跋文的作者，字全卿，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成化丁未（1487）進士，正德四年（1509），陸完兼右僉都禦史提督軍務，他直接指揮鎮壓了河北劉六、劉七的農民造反隊伍，為大明朝立下了汗馬功勞，官做到吏部尚書。
他曾收受寧王朱宸濠的巨賄，寧王作亂被抓，明武宗查出陸完與朱宸濠有書信往來，陸完在此之前已得到消息，提前將《清明上河圖》卷等財物藏匿在友人處。後來，陸完全家被抄，深受株連，老母死在獄中。朱厚熜繼位後，念陸完剿滅劉六、劉七有功，免他一死，貶謫到福建靖海衛，最後死在那里，《明史》有傳。
陸完在《清明上河圖》卷後題寫的跋文是他在臨終前兩年在京师所作，此時他剛剛獲釋。陸完的官宦生涯特別是他殘酷鎮壓揭竿而起的劉六、劉七的暴行是不可能與底層百姓有感情交流的，他在劫後余生、心灰意冷之時也不可能替朝廷感慨江山社稷之艱難。
其跋文主要是以收藏家的認識來解釋《宣和畫譜》不載張擇端的緣故，陸完認為是張擇端因受蘇軾、黃庭堅的牽累，被蔡京所忌恨，故被蔡京剔出了《宣和畫譜》。他將自己的党禍之難推測到張擇端的身上，以此來論定《宣和畫譜》不載該卷之由。這種說法並不為今人所接受，因為在《宣和畫譜》編撰之前，徽宗就將改卷賞賜出去了。
馮保（？-1583）是現存第五段跋文的作者，字永亭，號雙林，深州（今河北深縣）人，嘉靖年間（1522-1566）入宮，萬歷年間（1573-1620）官司禮監掌印太監，死後家產被抄，《明史》將他列在佞臣之列。馮保早年淨身入宮，沒有接觸過社會底層，渾然不知稼穡之難。他在侍奉萬歷皇帝的空暇時，讀到了禦藏的《清明上河圖》卷，他看到的是“人物界畫之精，樹木舟船之妙”，給他带來的僅僅是十分膚淺的“心思爽然”而已。
被裁剪掉的邵寶跋文道出天機
常常有人問起《清明上河圖》是不是完整，總覺得後面還應該有一些更熱鬧的場景，那是在欣賞時產生出的意猶未盡之感所造成的錯覺。事實上，《清明上河圖》除了卷首約有一尺受磨損在明末被裁去之外，畫幅基本上是完整的，真正遺缺的是卷尾的題跋。
根據《清》卷拖尾紙張的顏色、材質和跋文的順序，《清》卷拖尾曾經三次接裱過尾紙，第一次是在北宋崇寧年間末徽宗初裱時按慣例接裱尾紙，後來，留下了金元8家文人的題跋；第二次是在元代楊准處，因宋人的接紙用完，繼續接裱尾紙，留下了劉漢、李祁等元人的跋文；第三次是在明代李賢那里續接尾紙，留下了明代5家文人的題跋。另根據紙張的長度出現缺損以及後人著錄的已佚跋文，接紙有可能被裁剪過三次。
經筆者在庫房查驗，第一次裝裱的拖尾是金代張著至元代李祁8家跋文，接紙是由四張同類紙拼接而成的，裝裱师縱剖兩張紙（各縱50余厘米、橫80余厘米），成為四張接紙，是奇數，金元第一段接紙長50厘米；第二、三、四段接紙長皆為80厘米，顯然，金元跋文的第一張紙的長度短了30厘米。
第二次接紙，發生在元代，只是一小段，僅70厘米長，前人通常在接裱尾紙時會接上一長段，以備後人使用，不會只接一小段，意味着這一小段跋文的前後被後人裁剪過。
同樣，明代部分接紙也出現了不正常的現象：第一、二、三、四段接紙長分別為60、133.4、、61.6和107厘米，可以推定，明代接紙的單張長度為133.4厘米，另三張接紙的尺寸長短不一，不足此數的接紙必被裁短了,其中定有跋文被裁掉。
明代跋文疑有不少被裁。
金元明共有9段接紙，金元五段接紙處均有明代李賢“翰林”騎縫章，金元明接紙的所有接縫處都鈐有“畢沅秘藏”、“畢”和“畢瀧審定”的騎縫章，說明明代段被裁剪是在畢氏兄弟手里或之前在重裱時完成的。裁去的目的主要是接在《清明上河圖》贗品的後面，以增加贗品的欺騙性。
其中裁去最重要的是邵寶的跋文，他的跋文原來就在其师李東陽跋文的後面。邵寶的跋文後來被抄錄到清代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吳興蔣氏密均樓藏本）畫卷十三“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著錄後的空白處，被劉淵臨、戴立強等學者發現，茲錄于此：
……若城市、若郊原、若橋坊第肆，無不纖纖悉悉攝入乎其中。令人反復展玩，洞心駭目，……但想其工之苦，而未想其心之猶苦也。當建炎之秋，汴州之地，民物庶富，不繼可虞，君臣優靡淫樂有漸，明盛憂危之志，敢懷而不敢言，以不言之意而繪為圖。令人反復展閱，觸于目而警于心，溢于縑毫素絢之先。於戲！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二泉邵寶識。
《式古堂書畫匯考》抄錄了邵寶的跋文。
邵寶（1460-1527）在明代是一位有政聲、有氣節的重臣，其字國賢，一字文莊，號二泉先生，無錫（今屬江蘇）人。他3歲喪父，19歲時，在江浦莊昶處苦讀，憲宗成化二十年（1484）考中進士，官許州知州，此後他長期任職地方官，深入體察民情，關注民生，體恤百姓。曾有農夫耕地時犁出了商周時期的甲骨片，當地的巫师蠱惑人心，說其中必有災禍，吓得農夫們都不敢下田。邵寶當庭焚毀甲骨，還痛打了一頓巫师，督促百姓正常春耕。
當時江西還有一種陋習，就是家里人去世後入棺不葬，將棺材擺放在祠堂里。邵寶頒布了一條法令：必須盡快安葬，不服從的家庭，其後代不得參加科舉考試！這一招果然靈，讀書人家紛紛安葬了親人。邵寶對權貴則是毫不畏懼，寧王朱宸濠向他索要詩文墨跡，被他拒絕了。
後來朱宸濠犯上作亂，宅邸被查抄，查出他與亂党來往的信件和禮物，那些攀附朱宸濠的人紛紛入獄，邵寶卻平安無恙。武宗正德四年（1509），邵寶進京提升為右副都禦史，總管監督水路運輸。太監劉瑾獨攬朝政，誘逼邵寶陷害原水運長官平江伯陳熊，邵寶看出劉瑾的詭計，絕不干違心事，于是陳熊和邵寶一並受到彈劾，劉瑾強迫他們辭職，還把他們趕出北京。後來，劉瑾被處死，邵寶才被重新起用，一直晉升到南京禮部尚書。
邵寶連續兩次上奏請辭，終回故里。據《明史》卷二百八十二記載：他為官的格言是：“吾願為真士大夫，不願為假道學。”他雅好詩文和收藏，是“茶陵詩派”盟主李東陽的得意門生，李東陽為《清明上河圖》卷題寫跋文後，邵寶接着題寫，進一步闡發了他們的共識。
邵寶不同意金代張公藥的“升平觀”、明代馮保的“心爽觀”，就該圖的畫意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他“反復展閱”張擇端在鋪展汴京城清明節商貿繁華的景象，發現了使他“洞心駭目”和“觸目警心”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看到這一切，邵寶是不會從中得到愉悅的，他很自然地將日常的從政觀念带到了繪畫賞析中，與400年前的張擇端產生出共鳴。他認為該圖的主題是“明盛憂危之志”，邵寶進一步發現了這個秘密，他的內心十分激動！遺憾的是，該卷後的邵寶跋文被裁去，以至于他的觀點在今天幾乎被埋沒了。
元明清三朝文人在該圖的題跋里留下了各自不同感受，這已不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視角問題，而是“喜者見喜，憂者見憂”的觀念問題，即不同執政觀、不同精神世界和不同宦跡的文人官僚，對該卷所繪的一系列景象產生出不同的思想判斷。張擇端是一位憂患之士，與他有相同心境的後人才能產生共鳴。總而言之，金代文人官吏的跋文主要是追憶繁華的宋都，形成了金人十分感懷的“升平觀”，在元代開始出現了轉折，這是以李祁的“憂勤惕厲觀”為標志的。
在明代文人中分野出兩種截然對立的結論：其一是馮保淺薄麻木的“心爽觀”，其二則與馮保截然對立的李東陽沉重的“憂樂觀”和邵寶深刻的“觸目警心觀”，這是長期在宮中養尊處優的佞臣太監馮保、權奸陸完等人無法感觸到的。大凡體恤民情、敢于諫上者（如李東陽等）、或長期任職地方的親民之官且富有正義感者（如李祁、邵寶等），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感悟卷中的“憂樂”或“警心”之意，特別是邵寶的跋文，深刻地揭示出該卷的“盛世警言”，帮助今人打開了重新認識《清明上河圖》卷的視窗。
我們是認同馮保的欣賞感覺呢，還是肯定邵寶的認識深度？如果跋文還能續寫的話，相信還會有更多的認知……自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新的跋文已經轉化成研究論文了，在中國大陸和港台、在歐美日，已經發表了數以百計的研究論文，讀者只要有心，答案不難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