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浙江財經學院教授謝作詩：低收入男人可以合娶老婆

 

　　經濟學者又來談社會問題了。浙江財經學院教授謝作詩10月14日在博客中撰文《“3000萬光棍”是杞人憂天》，用經濟學原理來解釋這個社會問題，稱收入低的男人可以幾個人合起來找一個老婆。他還表示，允許同志合法結婚，可能也能緩解3000萬光棍問題。

 

 

　　浙江財經學院教授謝作詩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2年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下降到117.7。有媒體稱，我國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最嚴重的國家，預計到2020年，我國將會出現大約3000萬光棍。這將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楊菊華此前接受采訪時曾表示：“出生人口性別比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基本的出生比應該是100個女孩相對應102個到107個男孩，出生的時候就是這個比例，這是世界性的，是漫長歲月中自然選擇的結果。”

 

　　“在自然情況下，女嬰的死亡率低于男嬰；在青少年中，女性孩子的意外死亡率是比男孩子低的。男孩子比較調皮，比如很多溺水事故中溺亡的多是男孩子。到了婚齡階段，兩性比例基本上就平衡了，這也是一種自然選擇的結果。但是我國現在男孩子比女孩子多得太多了，多出來的那一部分，將來他們的婚配就可能會有問題，有專家也專門做過這一方面的推測，中國的光棍將有3000萬到3500萬。”

 

　　近年來，許多亞洲國家的出生性別比出現了快速升高的趨勢，不僅是中國，印度、越南、韓國同樣如此。印度好幾個邦的出生性別達到了120、韓國曾經達到過115、香港是112、臺灣也達到了110，這都超出了國際通常值。許多研究表明，這是因為這些地區生育率在下降，但由于傳統的婚姻生育文化、性別歧視等觀念還存在，所以造成了出生性別比升高這個結果。

 

　　不過，研究也表明，這種現象也只是暫時的，男女失衡可以改善，也正在改善。

 

　　以下為謝作詩博客原文：

 

 

　　博客截圖

 

　　新聞報道稱，2020年中國將會出現3000到4000萬的光棍。人們似乎已經看到，3000萬光棍聚眾抗議社會不公，老年以后老無所依，孤獨終老，形成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

 

　　真的會這樣嗎？

 

　　我不否認3000萬光棍的事實，但我否認一定會出現這樣嚴重的社會問題。

 

　　壞的經濟學會認為有“短缺”、“過剩”之說，但是好的經濟學認為沒有這回事。道理是這樣的，人為能夠控制貨幣價格，但是不能控制非貨幣價格，而真實的價格是貨幣價格和非貨幣價格的加總。你把貨幣價格壓低，那么非貨幣價格就會上升，反之反是。你把火車票價壓低，那么排隊購買、擁擠就會發生。排隊的時間、擁擠帶來的不舒服也是乘火車的代價，叫做非貨幣價格。最終乘車的代價沒有變化。你把最低工資拔高，那么排隊、托人情找工作就會發生，工作的實際收入要把這些代價扣掉。最終工作的實際收入也沒有變化。

 

　　既然價格是調節供求的，重要的是實際價格，不是名義價格，而人為能夠控制貨幣價格，但是控制不了實際價格，那么又怎么會有“短缺”、“過剩”一說呢？

 

　　光棍的存在只是增加了女性的相對稀缺性，提高其價格，絕不意味著兩性的市場就不會出清，就會出現剩男。如此看問題，光棍及其相關的性問題也就變成了收入問題。

 

　　收入高的男人，會優先找到女人，因為他們出得起高價。

 

　　收入低的男人怎么辦呢？一種辦法是幾個人合起來找一個老婆。這并不是我的異想天開，在那些偏遠的窮地方，就有兄弟幾個合娶一個老婆的，而且他們還過得其樂融融。

 

　　不愿意合娶，或者法律不允許一妻多夫怎么辦？那可能真的只能光棍了。但光棍不意味著他們就不能獲得性生活。由于3000萬光棍的存在提高了女性的性價格，這會增加其供給。

 

　　改革開放后，在一些沿海地方，男女比例嚴重失衡，但性的問題是不是就因此而不能解決呢？你聽說過搭伙過日子的嗎？聽說過幾個女孩子養一個男朋友的嗎？那幾個男人養一個女人不可能嗎？再說了，還有發廊妹、站街妹……這些不也是解決性的途徑嗎？

 

　　性的問題，總是要解決，不能合法解決，就會非法解決；不能在陽光下解決，就會在黑暗中解決。3000萬光桿是既成的、短期改變不了的事實，而市場總是要以某種方式出清，問題只在于我們愿意以哪一種方式出清。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既不允許一妻多夫，也不允許婚外性行為，那就只能接受社會不穩定了。非常幸運的是，這種選擇是實現不了的。

 

　　情緒宣泄不是科學。科學是能夠幫助我們理性推斷未來的東西。3000萬光棍未必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但一定會帶來性的自由。如真的帶來了嚴重問題，那也是法律、觀念的錯。

 

　　一切問題本質上都是價格問題、收入問題。如果我們真的擔心3000萬光棍，那就老老實實發展經濟吧。經濟發展了，王老五們收入高了，就會有東南亞的、非洲的姑娘嫁過來。

 

　　問題的另一面是，可能我們忽視了中國國情，夸大了3000萬光棍的事實。

 

　　眾所周知，中國存在嚴重的食品安全與環境污染問題。例如雌激素的使用就已經泛濫。除了女性大量服用的避孕藥，還有動物飼料中的各種添加劑。造成的后果難道只是女性早熟嗎？比如就有報道兩三歲的小女孩乳房就發育、來例假了。其對男人會不會也有影響呢？

 

　　雌激素泛濫，就算不減少男人的數量，會不會減少男人的性的需求數量呢？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我身邊是大齡女青年多，而不是大齡男青年多，托我介紹對象的多是女方家長，而不是男方。或許你會說你在城市，城市是大齡女青年多，農村是大齡男青年多；層次高一點是大齡女青年多，低一點是大齡男青年多，因為男人愿意低娶，女人一般要高嫁。對此我無法反駁。但是為什么廣場舞主體是大媽們，大爺們去哪里了？不要說男人壽命短、女人壽命長，而且丈夫一般比妻子年齡大。能跳廣場舞的大媽們，她們的老頭還在的。可能的推斷只能是，老頭們沒有這樣的需要，也沒有這樣的體能了。期待醫學能給一個答案！

 

　　我甚至懷疑，允許同志合法結婚，可能也能緩解3000萬光棍問題。

 

　　中國光棍危機2020年或全面爆發：光棍男性上千萬

 

 

　　河北趙縣的趙大姐愁眉不展，25歲的兒子還沒說上媳婦，她的心里總是壓著一塊大石頭。曾經相過一次親，女方開口要15萬元彩禮，家里拿不出這筆錢。48歲的趙大姐無奈到北京做家政，幫兒子攢錢娶媳婦。

 

　　“現在的姑娘太金貴了，開口就是三斤一響。啥三斤？一百元的大票要稱上三斤！一響就是還得買輛車，房子就不用說了，哪少得了？！”趙大姐說。

 

　　據第一財經客戶端記者了解，河北等地農村近幾年彩禮上漲得很快，從五年前的不到十萬漲到現在的十五萬甚至更高。

 

　　不菲的彩禮再加上新房等其他投入，娶一個媳婦往往會耗盡一個家庭多年的積蓄。而對相對貧困的男性來說，只有一條路——打光棍。彩禮水漲船高，越來越多的光棍村開始出現。

 

　　畸高彩禮和光棍村的背后，是一個非常棘手的現實：中國已經出現嚴重的性別比失衡，適婚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數千萬。人口學者、高級統計師姚美雄判斷，光棍危機可能于2020年后全面爆發。

 

　　性別比失衡嚴重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4年末，中國大陸男性人口70079萬人，比女性多3376萬。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則高達206:100，男女比例嚴重失衡。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異常的性別比失衡呢？一般來說，造成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性別比失衡有兩大主要原因：移民和出生性別比失衡。由于移民比例很小，中國人口性別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出生性別比失衡。

 

　　在正常的自然情況下，出生性別比一般介于103和107之間，也就是說，每出生100個女嬰，相應有103至107個男嬰。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在1980年代之前基本正常，在1982年為107，但之后迅速攀升，1990年達到111.3，2000年升至116.9，到2004年更高達121.18。盡管自2008年以來出生性別比有所下降，但仍然徘徊在117左右的高位。

 

　　國家衛計委在今年初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治理體系創新研討會上表示，目前中國出生性別比整體水平依然偏高，其后果已經顯現，風險進一步聚集和擴大。

 

　　過去20年來，中國出生性別比一直高于115，成為世界上出生性別比失衡最嚴重的國家。

 

　　光棍危機

 

　　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直接后果就是光棍危機。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從1980年到2014年，中國一共出生了6.75億人，這34年的平均性別比是114.7.按性別比正常值推算，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000多萬。

 

　　“婚姻擠出”很形象地顯示了性別比失衡對婚姻的影響——原本相對穩定平衡的婚姻市場因為多出數千萬男性變得擁擠，使得多出的男性被擠壓出去，被迫成為光棍。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劉燕舞在河南、湖北、貴州等地調研發現，光棍率自80年代中后期至今逐漸加劇上升。此外，光棍大部分集中在農村，有些貧困山區，甚至出現了光棍村。

 

　　姚美雄告訴第一財經客戶端記者，男女性別比失衡會造成早婚、訂婚、婚姻買賣現象增多，導致婚姻錯位、代際爭奪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以及同性戀、性疾病、性犯罪等社會現象增加，危害社會公共安全。

 

　　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樹茁2010年牽頭所做的《中國的性別比失衡與公共安全：百村調查及主要發現》證實，大量失婚青年的存在，客觀上的確激發了買婚、騙婚、買賣婦女等犯罪行為。接受調查的364個村莊中，有約30%曾發生過騙婚。

 

　　2014年11月的一天，河北邯鄲數十名越南新娘集體逃跑。警方偵查后證實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跨國騙婚案。每一個逃跑新娘的背后都是一個為兒子的婚事操碎了心的家庭。這只是近年來不斷增多的騙婚案中的一個。

 

　　風險還遠遠不止這些。長期進行性別比失衡問題研究的李樹茁提出警告，性別比失衡風險通過一定的程式聚集、放大、擴散，可能會促使已有的社會風險更加復雜化、多樣化。對這一點，目前我們的認識還很不到位。

 

　　天平為何傾斜

 

　　性別比失衡帶來的風險巨大，中國應該如何應對？要找到解決方案，首先要回到原點，看看到底是什么導致了原本比較平衡和穩定的人口性別天平出現了嚴重的傾斜。

 

　　今年初召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治理體系創新研討會上，多位專家提出，出生人口性別比高位運行的罪魁禍首就是性別不平等，群眾生育觀念落后，男孩偏好仍然嚴重。

 

　　人口學者黃文政、梁建章不贊成這種觀點。他們認為，出生性別比失調是性別偏好、生育數量限制和胎兒性別鑒定這三個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這三個因素缺一不可;去掉其中任何一個因素，都不會出現男女比例失調。

 

　　“重男輕女的思想在中國和世界一些其他國家和地區一直存在，但中國的男女出生比例在最近幾十年才嚴重偏離正常水平，并高于其他所有國家和地區。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難辭其咎。”黃文政說。

 

　　根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當年出生性別比為116.9，其中第一胎出生性別比為107.12，第二胎就飆升至151.92，第三胎更高達160.3。從這組數據可以看出，第一胎的出生性別比基本正常，越往后就有更多的女胎被選擇性墮胎，從而推高了出生性別比。

 

　　如果僅有性別偏好，父母可以通過多生孩子來達到選擇性別的目的。但是當性別偏好、生育數量限制和胎兒性別鑒定三個因素都具備時，出生性別比的畸高幾乎是難以避免的。

 

　　人口普查與生育政策地區分類數據表明，中國執行“一孩半”政策地區2000年出生性別比高達124.7，比二孩政策下的出生性別比高出15.7個百分點。這充分表明了生育政策限制對出生性別比的強烈影響。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都執行“一孩半”政策，如果頭胎是女兒，政策允許生育第二個孩子。有些夫妻在生了一個女兒后，希望再生一個男孩。他們會在懷上第二胎后，鑒別胎兒性別;如果是男孩則生下來，如果是女孩，則主動上報，以意外懷孕為理由墮胎。生育限制政策迫使人們通過阻止部分女嬰的出生來實現生育男孩的愿望。

 

　　不再“失蹤”的女性

 

　　失蹤女性(missing women)最早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在上個世紀90年代提出，被用來指代那些因人為干預因素沒能來到這個世界或者因性別偏好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根據阿馬蒂亞·森的估計，全世界約有1億多名女性因為人為性別選擇而失蹤，其中中國和印度是重災區。

 

　　每年衛計委都會聯合各相關部委開展聲勢浩大的打擊“兩非”(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活動，力圖阻止那些企圖選擇性別的人通過胎兒性別鑒定達到目的。

 

　　第一財經客戶端記者曾經在江蘇北部農村調查發現，盡管很多醫院畏懼懲罰不敢明明目張膽做胎兒性別鑒定，但是如果是熟人，私下做個B超鑒定性別是很習以為常的事。

 

　　至于選擇性人工終止妊娠，更加難以監管。沒有任何一個意圖墮掉女胎的孕婦會主動告訴醫生自己的真實目的。由于終止妊娠是計劃生育政策下超生懷孕后被認可的處理措施，孕婦只需告訴醫生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第一胎就可以順利墮胎。

 

　　更重要的是，敬畏胎兒生命的意識依然沒有普及，對很多人來說，墮掉腹中胎兒并沒有很大罪惡感，更何況是為了性別選擇的“合理需要”。

 

　　根據歷年《中國衛生年鑒》的統計，從1971年至2012年，中國人工流產總數為2.7億人次，若加上數量可觀的藥物流產，總的流產數量令人嘆為觀止。

 

　　針對前文所述導致出生性別比失衡的三大因素，梁建章表示，重男輕女的觀念雖然已經淡化，但依然會長期存在;禁止胎兒性別鑒定技術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因此，要使男女比例恢復正常，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

 

　　北京大學人口學教授穆光宗認為，消除重男輕女觀念，需要重建生育文化，工程浩大，難以一蹴而就。而性別比嚴重失衡、生育率超低的現狀迫切需要改變。他認為，最可行、見效最快的對策是放開生育限制。

 

　　在人口學者何亞福看來，立法保護胎兒生命權是解決性別比失衡的根本方法。墮胎之所以被中國大部分人看得平常，是因為沒有把胎兒當作擁有生命權的個體來尊重。但在具體法律法規當中，對于胎兒有許多自相矛盾的規定。比如《民法通則》規定，公民的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終于死亡。沒有出生的胎兒沒有公民權力。而《刑法》規定，“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繼承法》更明文規定尚未出生的胎兒享有財產繼承權。

 

　　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的狀況若不改變，會令中國蒙羞。這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政府、相關組織、每位公民的積極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