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賣血者假扮患者親友“互助獻血”，“血頭”從中獲利；缺血催生賣血，低無償獻血率凸顯獻血制度之困

　　在北京一些流動人口聚集的地鐵站、城中村、網絡上的兼職工作群中，“有償獻血”的小廣告并不少見。在一些大醫院的住院部和病房內，為急需用血的患者提供互助獻血的小卡片也不時閃現。

　　我國《獻血法》規定，國家提倡并指導擇期手術的患者自身儲血，動員家庭、親友、所在單位以及社會互助獻血。

　　新京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在北京，一些“血頭”在醫院臨床用血緊張時，借互助獻血的名義，安排賣血者假扮患者親友在一些醫院、北京市血液中心等采血點“有償獻血”，從中獲取高額利潤。

　　多家大醫院的醫生稱，缺血已經成為北京的常態，面對公共血庫無血可用。患者無奈買血、醫生難以干預的背后，是公眾對無償獻血的誤解和獻血制度的困境。

　　“互助獻血：400cc400元，正規三甲醫院，當場發放獻血金……”這是南三環中路劉家窯地鐵站外的一張小廣告。記者打通廣告上的電話，對方稱，只要是正常工作日都可以來“有償獻血”，不限血型，400毫升400元，地點在醫院內，“正規采血，很安全，到五棵松地鐵站打電話就行。”

　　以這張小廣告為突破口，新京報記者歷時半個月暗訪追蹤，一條以“互助獻血”為掩護的血液非法買賣地下鏈條，逐漸呈現出來。

　　賣血者小公園“聚會”

　　“互助獻血”廣告招攬賣血者；賣血者集中后分批帶往醫院“交給”患者家屬

　　10月16日下午兩點左右，記者按約定抵達五棵松地鐵站，電話聯系“血頭”后，一名東北口音的男子出現，“叫啥名？今年多大？啥血型？”在隨手拿的小本子上進行記錄后，男子將記者帶往復興路北側靠近四環的小公園內。

　　此時，公園內已經有十余名賣血者等候，多為20歲出頭的男青年。一起的還有另外三名“血頭”，均為東北口音，一邊閑聊一邊打電話聯系要來賣血的人。

　　幾分鐘后，一名“血頭”將5名賣血者帶往路對面的一家大型綜合醫院，帶記者來的男子說，“單子正在排，咱們等會過去。”

　　“住哪？附近有沒有村子？外地打工的人多不多？”等候間隙，該男子還發展起了“下線”，并稱自己在很多地方都有“下線”，如果想賺快錢可以跟著他干，“去貼小廣告，每介紹來一個人給50塊。”

　　在此期間，一名穿著破舊西裝的年輕男子走了過來，跟“血頭”寒暄起來，兩人顯得很熟絡，“血頭”將這名男子的名字和電話從小本中找出，寫到當日的名單上。西裝男子告訴記者，自己來了好幾次了，最近是在上個月。

　　又等來了幾名賣血者，下午2時40分左右，包括記者在內的9名賣血者被帶往醫院。

　　眾人先是被領到醫院門診大樓東側的“愛心獻血屋”，那里的公共等候區里已經坐著幾名賣血者，但獻血點并不在這里，而是百米開外的獻血中心。賣血者被帶過去后，另外幾名負責聯系患者家屬的“血頭”會挑選賣血者，并介紹給患者家屬。

　　大約10分鐘后，另外一名“血頭”走進來，打量了一圈后，把兩名賣血者叫出屋外，介紹給一對家屬模樣的老夫婦。隨后，“血頭”對賣血者進行“培訓”：“你們倆等會跟老太太進去，門口有人問就說是來互助獻血的，病人叫×××，你們扮他同事。”

　　“血頭”將患者的病情、病區床號、籍貫、單位等等信息說了一遍，叫兩人記住，說完后還模擬提問。“別怕！語氣硬一點”，見兩人回答得磕磕巴巴，“血頭”囑咐，這是在為醫院保安的檢查做準備。為了防止地下買賣血，醫院獻血中心門口派駐了多名保安，通過提出上述問題甄別獻血者的真實身份。

　　等了約20分鐘，記者被一名“血頭”叫出。“你用手機存一下家屬電話，就存武月（化名）姐”，他說，等會要趁保安盤問別人時混進去，再打家屬電話。

　　按照指示，記者順利進入獻血中心，家屬武月拿出一張獻血登記表和互助獻血同意書叫記者填寫，“與患者關系就寫朋友。”

　　登記表背面是25個征詢獻血者健康情況的問題，武月沒有提問，直接代記者在每一個問題“否”的選項上打上了勾。

　　在此之前，武月已經試著帶了兩個賣血者進去，結果問題沒答好，被門口的保安扣住了，她還因此跟對方吵一架，“醫院沒血可用，你不讓我帶人進去獻血怎么辦？”

　　家屬的“感激”與憤怒

　　賣血者假扮患者親友互助獻血；家屬支付“血頭”1800元買血400毫升渡過難關

　　“我爸爸得的是肝癌，手術已經排好了，沒有血就得往后拖，腫瘤每分每秒都在長，我們總不能等死吧”，來自遼寧大連的武月告訴新京報記者，她的父親做手術需要用800毫升血，醫院申請不到血，自己在北京也沒有其他親戚朋友，只能自己獻400毫升，再額外從血頭處買400毫升。而這400毫升血，她要付給“血頭”1800元。

　　對于這些“血頭”，她既“感激”又憤怒，一方面對方畢竟是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而另一方面，父親來京就醫本來已是花錢如流水，卻還要額外花一筆費用買血。

　　武月透露，在其父親住院的病區，每天都有人來發賣血的小卡片，電梯廣告欄的夾縫中，都能看到塞著的廣告。一個在他們樓層發卡片的小伙子告訴她，醫生們知道有人在賣血，但一般“不鼓勵也不阻止”，患者們確實等不起。

　　不光北京的一些大醫院存在這樣的問題，在河北燕郊鎮陸道培血液腫瘤中心，通過“血頭”才能用到血的情況更加嚴重。

　　這里是聞名全國的血液病治療中心，有著從全國各地趕來治療的白血病等血液病患者，相比普通的綜合性醫院，這家血液病專科醫院的用血情況更加緊張。

　　去年12月，21歲的陜西人陳旺（化名）在深圳打工時，被確診患有急性髓細胞白血病，在深圳四個療程的化療效果并不理想，經介紹于9月轉至陸道培血液腫瘤中心治療。在來之前，深圳的醫生告訴陳旺，該中心用血很緊張，要有個心理準備。為此，陳旺還在深圳申請輸了兩個治療量的血小板，“那邊好申請，早上8點去找醫生，中午就能輸上。”

　　來燕郊后，化療使陳旺的血小板數量再次急劇下降，管床醫生為他申請到了一次，再去申請，醫生告訴他醫院的血庫已經空了，只能找人“互助獻血”。陪床的母親年事已高，不符合獻血條件，他只能先扛著。

　　當時的檢查結果顯示，他的血小板數值已經降到了3，而正常人的該項指標在100到300之間。

　　10月10日凌晨，陳旺在起身上廁所時不慎跌倒，牙齒磕得晃動了，口腔里的血塊止不住地往下掉。他和他的母親都慌了，只能問病友要來“血頭”的電話，花400元買了一個治療量的血小板。

　　“我來治病的錢都是愛心人士捐獻的，這個‘血頭’的要價雖然已經比別人低了一點，但還是覺得這錢花得不應該。”陳旺說，以后要用血的時候還很多，如果都要靠買血來渡過難關，真不知道能撐多久。

　　面對“血荒”醫院無奈

　　血液中心難滿足醫院用血，缺血成常態；有的醫院一年有三四個月鬧“血荒”

　　北京清華長庚醫院醫患辦主任樊榮，曾是北京一家二甲醫院的醫務科主任，在他看來，缺血，已經是北京各大醫院的常態。

　　他介紹，血液中心每年都會和醫院簽訂用血計劃書，會有總量的計劃。但這也無法避免一些計劃外的緊急用血。在北京，一些醫院還有自己的采供血機構，哪怕如此，這些醫院在需要緊急用血時還是會向血液中心求助。

　　“一般而言，臨床有用血需求，醫生會向醫院血庫寫臨床用血申請單，血庫庫存不足時，再向血液中心申請”，樊榮說，血液中心會根據庫存情況進行派發，在大家都比較緊缺的情況下，可能會根據用血的緊急程度來決定誰優先，這時，一些慢性、消耗性用血可能就會靠后考慮。

　　北京某綜合三甲醫院血庫負責人稱，該醫院每年鬧“血荒”的時間會占到全年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夏天兩個月、冬天兩個月，而在“血荒”嚴重的時候，第一位先要保證一些情況緊急的患者用血，這時，大約會有三分之一的手術患者需要互助獻血。

　　“缺血的不只是北京，整個中國都在缺”，燕郊陸道培血液腫瘤中心副主任童春容稱，她所在的血液腫瘤中心從北京落戶燕郊后，成了廊坊市血液中心的用血大戶，血液中心超過一半的血都供給我們了，有時還會幫忙從外市調血，但相比需求還是遠遠不夠。

　　她介紹，醫院在降低輸血標準后，還只有一半的病人能輸上血，血小板則只能滿足20%的需求，其余的部分都得由患者去自己互助獻血。

　　“血不夠用，僅有的公共血要分給誰？我們天天都在為這個事發愁。”童春容說，為了避免有人走關系，最后只能形成一個制度，由十幾名主治醫生輪流分配血液，醫生根據所有用血申請的輕重緩急，將有限的公共血分配下去，并且還要將分配結果公布出來，接受大家的監督。

　　在不少醫護人員眼中，互助獻血成了缺血大背景下的無奈補充，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哪怕這是一個有天然漏洞的辦法：“親友”的概念難以界定，患者找不到人互助，就只能花錢找“血頭”介紹血源。

　　事實上，有“血頭”通過互助獻血賣血牟利已經不是秘密，有關部門一直在打擊，但卻難以杜絕。一位醫生說，大家都知道“血頭”的存在，也都痛恨賺這種錢的人，但患者不買沒辦法，他們只能“眼不見心不煩”。

　　被“拉低”的無償獻血率

　　多種因素制約無償獻血；北京無償獻血率居全國前列，仍難滿足巨大用血量

　　根據國家衛計委今年6月份公布的最新數據，去年我國的無償獻血率為0.95%。世界衛生組織指出，人口獻血率達到1%至3%時，才能基本滿足本國臨床用血需求。也就是說，目前我國獻血率處于世衛組織的警戒值之下，更低于一些發達國家已超過4%的無償獻血率。

　　就北京而言，去年的常住人口無償獻血率為 1.94%，雖居全國之首，但因為醫療資源過度集中，在巨大的用血量下，依然存在血荒。

　　北大第一醫院血庫副主任王鵬說，外地來京就醫的，很多都是地方上處理不了的疑難病，比如惡性腫瘤、血液病等等，這些病患在手術和治療過程中的用血量也會比普通病癥多，并且這些病人的數量每年還在增多。

　　目前，北京市無償獻血的招募模式仍以街頭流動獻血為主，約占總采血量的85%，單位團體無償獻血占10%，個人預約和互助獻血占5%。

　　在用血量大的背景下，每當嚴寒酷暑，碰上極端天氣或者占獻血者相當比例的學生放假期間，出門獻血的人少了，血荒的情況就尤為突出。

　　許多人對無償獻血有顧慮，源于“血液是身體的一部分，獻血會危害身體健康”的誤解，在童春容看來，目前的低獻血率所造成的血荒，還與公眾對慈善事業、慈善機構的信任危機有很大的關系。

　　童春容曾任北京某三甲醫院輸血科的負責人，在她的印象中，2008年汶川地震前的一段時間，是公眾獻血熱情最高的時候，“那時醫院的臨床用血，基本不需要家屬去互助”。

　　但之后一些慈善捐助的使用被爆出有問題后，許多人開始不愿去獻愛心，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更是澆滅了一部分人的獻血熱情。當年的一項網上調研顯示，83.8%的人表示不愿意獻血是因為制度不透明，擔心獻血被牟利。

　　在信任危機下，一些人提出“為什么獻血是無償的，而到醫院用血時卻還要交費”的問題，事實上《獻血法》規定，患者在醫院用血時交納的費用，是血液采集、儲存、分離、檢驗等過程中產生的成本費用，目前，這項費用已被納入近日新發布《中央定價目錄》。

　　此外，流動采血車使用效率不高，也為血液中心采供血造成了障礙。北京市血液中心主任劉江今年6月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北京全市共設置街頭流動采血點72個，但是實際上只有一半左右的采血車能正常工作。

　　“很多時候,受市政建設、臨時活動、重大活動等因素影響,采血車只能移位”，劉江說，現在建一個街頭采血點，非常麻煩。由于采血車必須要建立在人流量大的地方，由此帶來一定的安全隱患和管理難度。北京曾專門出臺了一份由多部門參與制定的流動采血點設計規劃，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采供血期待“透明化”

　　專家稱解決缺血困境需修改獻血制度，現行《獻血法》已實施17年應與時俱進

　　不少專家認為，缺血困境背后隱藏的，其實是亟待修改的獻血制度。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臺州恩澤醫療中心主任陳海嘯建議修改獻血法。他提出建立血液使用陽光監督機制，在全國范圍內統一用血收費標準，同時把血站的運營情況公開，把血液到醫院再到患者之間的賬算明白，減少人們對血站的不信任感。

　　“血站應該定時向社會公布血液的去向，比如一年一共用了多少血？這之中有多少是在加工過程中的浪費？有多少在哪些醫院里使用？把這些信息都集中，且在一個載體上公布出來”，陳海嘯表示，如果能夠讓血液采集、使用、包括用血的費用等項目透明化，公眾對血液的使用就會變得放心。

　　還有專家認為，應該建立公務員獻血制度。目前，高校學生是我國無償獻血的主力軍，客觀上造成了每到高校放假血庫就會告急的情況。

　　中國醫師協會輸血醫師分會原會長劉景漢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完全靠獻血者滿足不了血液需求，國家必須出臺政策。這個政策可以考慮讓公務員帶頭獻血，這很可能是一個有力措施。

　　據了解，日本以法律形式規定，公務員每年必須獻血一次，超過年齡或因病不能獻血的，要到血液中心當一天負責人或組織一次獻血活動。有報道稱，此舉使日本在1973年就實現了無償獻血完全保證全部臨床醫療用血。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現行《獻血法》自1998年實施，距今已有17年，有觀點認為，這部不到3000字的法律對于中國血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其局限和弊端也越來越明顯。

　　除了上述有關血液采集管理透明化等方面的建議，人大代表們在關于完善《獻血法》的議案中，還就調整獻血人群年齡段和單次采血量及獻血間隔時間、取消無償獻血補貼、制定無償獻血者優先用血全國統一方案等方面，提出意見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