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战国策派”是真正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长期以来，他们的著作，除了极少数例外，如贺麟先生，都幽灵一样散落在各地不同图书馆的“保存库”，或N字打头的“内部书目”中。

　　去年11月，“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雷海宗、林同济卷”出版，雷卷粗估超过50万字，新发现了雷先生在报刊发表的大量文章，和此前整理出版的论著结合在一起，可以比较全面地窥见其四十年代的思想历程；这是一个突破。林卷却未能在《天地之间》（2004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拓展。而陈铨、何永佶等人的情形，则几乎没有改观：“民国思想文丛 战国策派卷”（2013年）收入何文近十篇，但较之九十年代出版的《时代之波》文选（何仅收一文），整体上进展甚微。而事实上，陈、何二人，著述甚丰，绝非泛观可了。

　　除了资料方面的限制，上世纪四十年代“意识形态战”——不是1910年代的“思想战”——的沉重负担，更深刻地制约着“战国策派”研究的进展。到今天为止，充斥人们视野的，依然是那种孤立、刻板的、“德意志”思想文化的传声筒的“德国策”形象。

　　然而，除陈铨一人留学德国外，其余人接受的，都是美国学术训练——贺先生也是在哈佛获得硕士学位后赴德，一年后即提前回国。在他们的论著作中，除陈、贺二人因学术专业与德国有关，不时涉及外，包括林同济在内都并不如何经常提到“德意志”。尤其是雷海宗先生，以我的阅读而言，除一篇对哲学家Jaspers的书评，并无与德国有关的文字。至于其史学观念与治史方法，与他在清华前后所濡染的梁启超、陈寅恪，及在芝加哥大学所承受的美国史学大家James Westfall Thompson——欧洲中世纪史、早期现代史大家，芝大至今有其纪念大楼——的影响，如果不是有更深刻的关联，也绝不在《西方的没落》之下。硬以“文化形态史学”来看，雷先生也更接近汤因比，而不是斯宾格勒。

　　但我们的研究者，却仍在以“德国思想在中国”的模式，无意识地延续这一策略。意识形态抹黑策略的效果，可见一斑。实际上，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他们相互之间虽不无共同之处，但学术背景、理论方法的差异，同样明显。

　　以内中居于中心位置，相似度看似很高的雷、林二先生而言，实亦大不相同：雷是典型的史家，讲学论政，一皆出之以史的尺度；林究心政治，论史衡文，亦不忘政治的逻辑。以二人的史观而论，雷先生的中国历史五阶段论，与林的三阶段论很不相同——硬说地话，林先生更接近于斯宾格勒，而离中国历史更远。

　　与其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厚此薄彼，以至于连一些核心人物的基本情况，如早岁即扬名清华，哈佛政治学博士出身，仅在《战国策》就发表过10多篇文章的何永佶，竟然连辞世的年份，至今也无法确定；不如从不同的维度出发，有分有合，呈现其作为一个时代中心人物的姿态。当然，如何让“战国策派”回归其自身的思想史语境脉络，则是新的工作展开的前提。

　　近些年知识界对“战国策派”的关注，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持续影响。亨廷顿的历史理论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来源，那就是汤因比的，虽然其理论指向大相径庭。而战国策派则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做出了中国文明的的回应，那是对中国文明之世界历史价值的贞定。完全不同于当下一些市侩的颠倒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