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初次见到海明威的时候是1957 年一个春雨的日子，那时，马尔克斯未及而立，是个记者，只出版过《枯枝败叶》；海明威年将58岁，三年前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又二十四年后，也就是马尔克斯得诺贝尔文学奖前一年的1981，《纽约时报》登了这段故事：在圣米歇尔大道上，马尔克斯隔街对海明威喊了一声“大师！”海明威回以“再见，朋友！”

一个有趣的细节：当时马尔克斯说，海明威混在“索邦大学和旧书摊当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两位大师隔街递话的春天已成传说。但如果你现在去圣米歇尔大道到卢森堡公园那里，至少能看到这些：许多索邦大学的旧校舍（摇摇欲坠的木楼梯，音乐教室里的钢琴声）；以及旧书摊。

巴黎人爱旧书摊。不只是圣米歇尔大道，你从圣日耳曼大道走着，转个弯，看见圣母院了，一路溜达，两边书店橱窗里摆了许多旧书；你到塞纳河边，左转沿河走，满眼还是旧书摊。旧书摊上的老书箱和封皮，天气好的日子里明丽斑斓，不知者以为是手工艺品展览。游客和戴老花镜的老人家环伺一旁，跟摊主交换些切口似的话。

旧书摊，中国也有。国内的小城市或老城区，以前常有摊主摆开：连环画；封面妖娆标题猎奇的私印书；不知哪家箱底翻出来短章少页的书；印着“某某工厂图书馆”的老书，诸如此类。可以租，可以买，真跟摊主关系好，蹲那儿看一下午也不要钱。巴黎人爱旧书摊，不只为了省钱——当然欧洲人书卖得贵，也是真的——而是旧书摊能稍微多些花样：欧洲人印书历史，不能和中国古代比；但书籍的装饰字句，是向来在意的。比方说，中世纪隐修院里，诸教士闲着无聊，就开发各类华丽字体抄《圣经》；诸位伟大的插画家、版画家，忙着给《圣经》画插图。这俩传统，一直下垂到近代出版业。英国法国到19世纪，书页装帧还讲究小牛皮、黑檀木；手抄本珍贵无比；字体爱好者不下中国士人迷书法；如果赶上哪本书里有某大师的铜版画，更是意外之喜……

    就跟如今中国老知识分子都感慨礼崩乐坏、斯文丧尽似的，巴黎旧书摊迷也觉得现代出版业，真是世风日下：书做得如何不精致，如何不耐摸，如何不耐读，如何读来都没意味。只有旧书摊能找着昔日光辉……你可以说，这里头自然有遗老遗少情结，但真看看旧书摊上，那些工艺品雕刻似的书脊书页，你也得承认：世上是有些事，今不如古的。巴黎开旧书摊那些老狐狸和逛旧书摊那些老文艺青年，一如今日中国人玩儿花鸟鱼虫、器物古董似的，略一扫眼就是一套江湖传说。真花时间淘，挖点渊源典故，都能扯上各类史传大人物，比如英国某爵爷订的一整套羊皮封面德·昆西集子，比如夏加尔晚年在法国住着时签过名的版画集……类似这样的旧书无奇不有；收一架子，比暴发户买一架书脊光彩夺目的新书，气派得多。当然，大多数书店还是新书为主，旧书为辅，连卖带租，脾气大些的不租也不卖，就是给你看看罢了。

本文开头那段子发生前，再回溯三十年时光，海明威也不过和马尔克斯一样：记者出身，在巴黎流浪。那时他和庞德俩穷鬼日子都不太好，还总结出了“饿着肚子看塞尚的画格外有感觉”之类的秘诀。他住的屋子没热水，洗手间设施都不齐全。但他在巴黎的时光里，读了无数的书籍，全仗着伟大的西尔维亚·比奇，以及她开的莎士比亚书店。庞德和乔伊斯（那时他老人家刚出完《尤利西斯》）也时不时去那里。九十年前，海明威就走进那里，要借书看，比奇答应了；要找旧书，比奇答应了。最重要的是，海明威第一次去，比奇阿姨就对她说：“你方便时再付钱。”

——现在，你从圣日耳曼大道往巴黎圣母院方向走，走到塞纳河边，左转，走几步，将看见那绿色的莎士比亚书店。那是第二代，不复原址，但这地方，一如巴黎所有的旧书铺子似的，在漫长的时光里，供给着海明威、马尔克斯、科塔萨尔、萨特和波伏娃们，以及历史不会铭记的、生活在巴黎的人们。海明威初次从莎士比亚书店回家时，和他第一任太太有如下的对答：

“我们将有全世界的书可读，我们去旅游时，还能带去读！我们这样，不会占别人便宜吗？”“当然不会！”

“他们书店有亨利·詹姆斯吗？”“当然！”

“天哪，”海明威太太——几年后他们将分手，而海明威将在《流动的圣节》里怀念她——坐在那没有热水、没有家具的房子里微笑：“你能找到那里，我们太幸运了。”海明威，那时刚丢了记者职业、带着战争留下的创伤、还丢了小说手稿的年轻人，点头说：“我们总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