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傷與理智》，[美]約瑟夫·布羅茨基著，劉文飛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出版，58.00元

在我看來，布羅茨基的散文集《悲傷與理智》是一本教會人們如何在一個粗鄙的世界中，既為自己，也為別人發現優雅，拯救優雅，創造優雅的好書。

全書從最不優雅的物件——作為二戰戰利品的牛肉罐頭——開始。“太初有肉”，這是翻開此書的第一句話。仿佛是注定要成為注重形式的詩人，布羅茨基對那個無肉可食的戰爭年代的回憶，居然不是罐中肉的滋味，而是罐頭的外觀、顏色、材料和結構。以這種方式，這位前蘇聯詩人就有意無意地與那位名氣比他更大的法國小說家拉開了距離。同是追憶似水年華，同是寫食物，普魯斯特記得的是它的內容——舌頭和上齶觸及小馬德蘭點心時的美味，而布羅茨基記住的是牛肉罐頭的形式。不過，我斗膽懷疑，以下引用的這些文字與其說是詩人對童年的回憶，不如說是他成年後對模糊的原始印象的詩性加工。無論如何，一個四歲的兒童是無法說出諸如“高高的方形鐵盒，一側附有一個鑰匙的開罐器，這些罐頭顯示出某些不同的機械原理，某種不同的整體感受”（第1頁），以及“那把開罐鑰匙卷起一圈細細的金屬鐵皮”之類的專業術語來的。無疑，這些物理學詞匯都是成年詩人的詩性建構，正是這種注重形式結構的話語，讓這個牛肉罐頭擺脫了粗鄙的物質性，進入了優雅的詩性領域，成為審美對象。通過這個以及之後的其他細節，詩人似乎在暗示，要成為一個優雅的詩人，最大的奧秘是必須關注形式甚于關注內容，關注聲音甚于關注語義。回憶一只收音機，他想起的是背面那六個對稱的孔洞，陰極管閃爍的微光，和由焊點、電阻和陰極管組成的迷宮。打開一個美國暖壺瓶膽，內部是一個變幻無窮的光學旋渦，詩人會一直盯着其中的層層倒影看。對于參戰敵方（德國）的武器裝備，孩子們更感興趣的是念出它們名字時的聽覺誘惑和奇異感受。不錯，要成為一個原創詩人，首先得有一對關注形式的瞳孔和一對凝神諦聽的耳朵。

當然，更為重要的還有想象力，在童年詩人眼中，收音機的內部看上去永遠像一個夜間的城市，到處都是斑斕的燈火。拆開它的背板，看上去就像一張地圖，公路、鐵路、河流和支流歷歷在目。“在真理的天平上，想象力的分量就等于並時而大于現實。”通過收音機和好萊塢夢工廠，少年詩人認為自己“當時就是真正的西方人，或許是僅有的西方人。”（12頁）看到一輛雷諾2CV轎車，詩人覺得“它的側窗泛出微光，就像是一位豎着衣領，戴着近視眼鏡的人”（15頁），心里感覺到的就是幸福。在這些精心打磨過的字句中，實用被想象戰勝了，粗鄙被優雅解構了，留下來的只有美感。對形式、結構、詞語細節和想象力的關注，貫穿了這本散文集，成為優雅的標志，令人贊歎、豔羨不已。

作為一名詩歌愛好者，我覺得《悲傷與理智》的核心，也是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三篇細品原作的散文，慢條斯理，不溫不火，小溪般緩緩流淌中裸露出底下光滑堅硬的卵石。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布羅茨基選擇的這三個文本，都是傳統格律詩，音步或韻腳中規中矩，原文讀來朗朗上口，換言之，它們講究形式和規范，不是那種詞句錯落、結構無序的現代主義自由詩。

沒錯，這就是典型的“布氏”優雅——刻意，挑剔，而且執着地追求形式。布羅茨基認為，“最終將詩歌從成為一個人口統計學指標的命運中拯救出來的，就是好的韻腳”。（350頁）正是出于這種考慮，他的思想轉向了美國的弗洛斯特、英國的哈代和德國的里爾克這三位相對注重形式結構的現代詩人。他要做的工作不是像時下一些批評家那樣，大而化之地將優雅的詩歌蒸發為詩化的哲學或思想，而是從詞語和聲音入手，不嫌其煩地分析和解讀詩人的主觀意圖與其所運用的物質材料（語言）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在這互動中作為“制作者”（poet,ormaker）的詩人擺弄語言的手藝和技術。

左右開弓，兼任詩人和評論家的布羅茨基，其詩學見解自然非同一般。在解讀和評價其同行作品時，他更像一位挑剔的食客兼廚师，知其味而又知其所以味。在舉起勺子、伸出舌頭嘖嘖嘗味的同時，又免不了對食材、刀功、火候、烹調技術來一番點評。《紅樓夢》里說到，劉姥姥一進大觀園時吃到一道菜，贊不絕口，當她知道是茄子時，簡直驚呆了，原來茄子還可以這樣做法——“把才下來的茄子，把皮去了，只要淨肉，切成碎丁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脯子肉，並用香菌，蘑菇，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雞湯煨干，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在瓷罐里封嚴，要吃時拿炒的雞瓜子一拌就是。”越是普通的食材，越見廚师的烹調功力。布羅茨基懂得，卑微瑣碎的日常生活中分泌出來的悲傷和理智是“永不褪色的詩歌墨水”，運用得法，就能將粗鄙轉化為優雅，達到希臘悲劇般的淨化效果。比如，弗洛斯特以一首單調的五音步詩《家葬》，講述了一對鄉村夫妻之間的溝通悲劇，釋放了悲傷積蓄的能量。敘事者則在旁冷靜觀察，不介入任何一方。詩歌扮演的是命運的角色，不是直白的情感宣泄。而這一切，都是通過精致的形式和匠心傳達出來的。布羅茨基關注的形式和匠心，除了敘事的節奏、詩行的排列、音步的輕重之外，還包括了詩頁兩邊的空白，同一個動詞出現的次數，甚至感歎詞“哦”的運用等等細節。在布羅茨基看來，詩人隨心所欲駕馭日常生活材料的能力，恰恰是通過這些微不足道的細節表現出來的，它暗示了一種“游刃有余的超然”。（265頁）

因為超然，所以優雅。超然的優雅，可從兩方面看。對詩人來說表現為敏感，關注表情、動作、詞語（無聲的和有聲的）中隱含的情感和心理訴求；從宏大的民族語言詞庫中選擇最恰當的詞語，將其安放在最恰當的位置上。對評論家來說，則表現為敏銳，如蜘蛛傾聽網上輕微的顫動般，捕捉到文本中語詞的細微差別，進而對詩人的創作動機和情感訴求作想象性還原，關注他是如何“將有實義的單詞爆破成純粹的非語意聲響”，又將非語意的聲響如感歎詞等，上升為有實義的單詞的。比如，在分析哈代詩作時，布羅茨基在四音步揚抑格中聽出了馬車顛簸起伏的運動方式，在“相互碰撞的輔音和張着大嘴的元音”之間領悟了詩人“蓄意為之的笨拙”背後的情感張力。

除了聽覺維度以外，布羅茨基還特別關注“詩的視覺維度”。現代詩不同于傳統詩的一點，在于它主要是以印刷品形式出現而被人默讀的。因此，詩行在頁面上的排列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詩意的傳達。在評論哈代在泰坦尼克號出事之後即興創作的《兩者相會》中，布羅茨基把關注的重點放在了詩行的排列和韻律的互動上。他注意到，冰山和郵船，這兩個砰然相撞的龐然大物，其外觀極為相似，都顯現為一個錐體。全詩的排列和音步設計就是按照這個錐體建構起來，緩緩推進，將讀者带入一場文本上的潛水探險的。布羅茨基認為，詩人對“無處不在的意志操控一切”的認識，對科技萬能的信念發出的懷疑，或對人類虛榮而遭報應發出的哀歌，正是在形式和內容的高度融合中逐步傳達出來的。這種鞭辟入里的分析，非嘗過創作甘苦者不能為也。哈代之靈若有知，必含笑于九泉。

寫到這里，我斗膽說一句，這首詩中譯的標題不盡如人意，將英文的The Convergence of theTwain譯作《兩者相會》，過于拘泥原文，用詞似欠優雅。其實有一個現成的佳譯《雙峰會》（飛白譯）可以采用。“峰”，令人聯想到錐體，與原詩主旨不謀而合，也與全詩金字塔式的建築結構（兩個三音步和一個六音步）恰好吻合，不知譯者和責編以為如何？

上述這一切文本細讀（以及本書中其他優雅的文字），除了敏銳的直覺和想象力之外，還需要大把大把時間和精力的付出。布羅茨基做得不嫌其煩，樂此不疲，讀者則如野鴨順着溪流般地跟着詩人的思路走，完全享受到了這種知性之美。整個解讀過程，顯示出一種精神上的富有和奢侈，而優雅的基本前提，在我看來，就是奢侈，包括揮霍時間，溢出過剩精力，做無用之事，等等，總之，超越日常謀生的粗鄙欲求。據布羅茨基本人回憶，當他還是個8年級的學生時，一個冬日的上午，課才上了一半，他突然站起身大搖大擺地走出了校門，自動退學了，原因是由于“年幼，不得不受他人和環境的操縱而對自己產生的厭惡”，以及被“自由”和“那被太陽曬得暖洋洋的無盡頭的大街所產生的隱秘的快感”所吸引。此後他浪跡社會，做過燒爐工、運屍工、地質勘探員等十余種工作，曾屢遭拘訊，多次入獄。據布羅茨基自己說，1972年在某一天，他在沒有得到合理解釋的情況下被告知說，當局“歡迎”他離開蘇聯，並且不由分說，便將他塞進一架不知飛向何方的飛機（蘇聯政府為他指定的去向是猶太人祖先居住的地方——以色列，被他斷然拒絕）。從此就開始了不知何時為盡頭的流亡國外的生活。

在權力和資本的目光中，天下熙熙，皆為權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不為利、權所誘者，不是“社會寄生蟲”，就是精神病患者，均應逐出正常社會。的確，從世俗和實用的角度看，寫詩或論詩，其付出和收獲之間實在不相匹配。這也應了弗洛斯特在一首名為《鏟落葉》的詩中對寫詩這活兒的自我反思。在秋葉飄飛的季節里，手持笨重的鐵鏟，把院子里的落葉鏟進麻袋里，鏟了老半天，裝了一麻袋，拎起來還是輕飄飄的。不錯，詩歌無用，然而優雅。而優雅，正是文化的核心。正如台灣詩人余光中先生所說，文化是閑出來的。詩人從混沌、污濁、粗鄙的日常生活泥潭中，淘出瓷泥，捏，塑，燒制成“精致的甕”，讓我們能吟頌、欣賞其間，並在撫靡、把玩之余，發出“人生畢竟值得一過”的感歎。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收入本文集的散文並非全都發表于純文學期刊，一些演講辭也並非針對大學文學系學生。題為《貓的“喵嗚“》那一篇居然是在一個商業化和實用性的瑞士某基金會上作的發言。這或許從某個角度給我們以啟示，歐美的企業家更懂得如何享受奢侈，知道務虛的清談能激發創造力。正如布羅茨基所說，“閱讀詩歌至少是一種語言上強烈的潛移默化。它還是一個高效的精神加速方式。一首好詩能在一個非常小的空間里覆蓋一片巨大的精神領域，最終常常能使人獲得一種頓悟或啟示。”（219頁）

關鍵的一點是，在我看來，歐美的這些忙人們，還有一付閑心思。或許是出于傳統的慣性，或許是源自文化基因，他們心中還存有對詩人和詩歌的敬畏，知道這兩者雖然不能直接轉化為利潤，但卻能超越粗鄙的實用性，使人變得優雅一些。而這一點，恰恰是眼下中國的企業家和商人最缺乏，或最需要的。說句難聽點的話，眼下他們只能暫時滿足于喝一些既無學養也無營養的心靈雞湯。從這個意義上講，《悲傷和理智》既是小眾的，也是“中眾”（介于小眾與大眾之間）的，它不僅適合那些愛好文學和詩歌的文青們，也適合于那些迫于生計，而不得不與粗鄙之人、粗鄙之事打交道，但心中尚存優雅理想，想在精神上把自己變得更高貴、更奢侈些的人們閱讀。